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5: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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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年已六十五岁的程千帆先生以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聘为教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从那以后,程先生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不断地推出高水平的论著,引起了学术界的惊喜。最近我应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约编辑《程千帆文集》,收入的著作共十八种,其中至少有十四种是在文革之后完成的。十年动乱以后重新开始学术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劫后余生的耄耋之年仍不断写出上乘新著的似不多见。我国古代本有“发愤著书”的优良传统,程先生晚年的学术活动,很明显地带有“发愤”的性质。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努力工作,为他自己,也为祖国的学术事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程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当宽广,他在校雠学、史学、文学批评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最能体现其治学特点、成就最为突出的则是他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个领域里,程先生向学术界奉献的不仅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而且是有方法论启迪意义的范例。

  

(一)

  

   早在1954年,沈祖棻教授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就为她与程先生的研究方法作了如下的总结:“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她又说:“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

   这种方法,程先生在四十年后又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多次谈到过,例如1994年,他与研究生谈话时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搜集材料”和“整理材料”的科学的说法,并说:“他说的搜集材料的科学,约略相当于我们的文献学或者考据学,而他讲的整理材料的科学,探讨事物的内涵,从大量的材料中抽象出它的结构,阐明它的本质,如果拿文学来说,相当于文学史料学、文艺学或文艺美学。恩格斯好像是把这两者看作是两个层次。我们呢,也看成是两个层次,但是,第二个较高的层次永远不能代替第一个较低的层次。文献学、考据学、材料整理永远是需要的。”(《学养与创新》,《原学》第三辑)

   显然,对于程先生来说,文献学与文艺学,或者说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都是考证与批评的不同表述方式。也就是说,程先生所倡导的这种方法正是他几十年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可说是当代第一人。

   程先生十分重视文献整理,他亲自主编《全清词》和《中华大典•文学典》,而且下大功夫钻研校雠学,因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校雠学正是收集材料、整理文献的基本手段,也就是治学的门径和基础。程先生在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对这门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主讲这门课程,并开始写一部全面地论述校雠学各个分支内容的书。到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亲自讲授校雠学课程,并在残存旧稿的基础上,与弟子徐有富君合作写成《校雠广义》四编。自清代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专书也已有多种。然而,对校雠学的四个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且将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运用,则《校雠广义》堪称开创之作。程先生在这部书上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正是他重视文献学的具体表现。

   程先生重视史实考订,他对古代学术中文史不分的传统深有会心。他一向喜爱史学,即使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争分夺秒地通读了晋隋八史。程先生对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史通》下过很深的功夫,他广搜善本,博采众家校记及有关论著,以传统的形式写成《史通笺记》一书,其中颇多独到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因而誉之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见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虽说程先生的史学著作仅此一种,但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熟练的史学方法使他在处理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在自己的研究中深受陈氏诗史互证之法的影响。1936年,程先生把陈氏的著名论文《韩愈与唐代小说》由英文译成中文,并由此对陈文中涉及的唐代“行卷”这种历史现象进行了长期的钻研,后来写成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本专题论著。唐代科举特重进士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又以诗赋最为重要,因而有人认为唐诗的繁荣与科举有关。但由于传世的唐人应试所作的省试诗和甲赋中绝少佳作,所以又有人认为唐诗繁荣与科举无关,甚至有人说科卷对唐诗是有害的,这是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一重公案。程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以及附丽于进士科的“行卷”之风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上述公案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是“行卷”之风对唐代的三种重要文体——诗、古文和传奇小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篇幅不大,但精义迭现,正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性成果,在海内外的学术界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都可归入程先生所说的“考证”的范围,那么,他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体现在“批评”的方面,后者更鲜明地显现出他的学术个性。

   一般人都认为,学术研究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它至少应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可是程先生却认为:“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恐怕对于诗歌研究也不完全适合,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往往是在被那些作品和作品所构成的某种现象所感动的时候,才处心积虑地要将它弄个明白,结果就成了一篇文章。”(《答人问治诗》,《文史知识》1986年4期)正是基于这种独到的见解,程先生主张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应该具备一点创作经验:“一位从来没有做过诗或其他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同上)我在1979年报考程先生的研究生,有一道试题就是让考生写一首格律诗。他平时也常常要求学生们写些诗,不厌其烦地为他们修改、润色,并希望弟子们学会欣赏绘画、音乐等艺术,以期培养他们的艺术感受力。

   程先生是一位诗人。他出生于诗人之家,自幼便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年轻时热心写作新诗,曾与好友孙望先生等组织了“土星笔会”,并创办新诗刊物《诗帆》。他后来转而写旧体诗,即使在那些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也始终不废吟事。自身的写作经验从两个方面增进了程先生对古代作品的理解和感悟:首先,程先生对求索诗歌艺术的甘苦有切身的体会,当他讨论古代诗人在艺术上的各种创新、探索时,就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有时简直是与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其次,程先生因自己做诗时内心跃动着强烈的情感,当他研读古人的作品时,就能敏锐地透过尘封的故纸堆而感受到古人的心底波澜。于是,析艺而知微,披文以入情,便成为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两点鲜明特色,他由此而写出了那些使学术界耳目一新的论文。就像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一样,优秀的学者也应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的。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人们对其感情内蕴向无异解。明人王嗣奭评曰:“描写八公都带仙气。”(《杜臆》卷二)当代学者也大多认为此

   诗“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陈贻锨《杜甫评传》第五章)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746)也即杜甫初入长安之时,理由是杜甫“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萧涤非《杜甫研究》卷下)然而程先生却对此诗独操异解,他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不同于盛唐浪漫主义氛围的生疏气息,发现所谓的“饮中八仙”事实上是“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所以,《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因而是他后期许多极为灿烂的创作的一个不显眼的起点。”以上便是程先生《一个醒的与八个醉的》一文的主要论点。应该说明,这篇论文中不乏严谨的史实考证和细密的逻辑推理,这为其论点提供了坚强的证明。然而,促成此文产生的契机并不是考证和推理,而是灵敏的艺术味觉,是程先生与杜甫之间异代相通的心灵感应。显然,这正是程先生所倡导的文学研究“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的主张的实践范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等文,它们都闪耀着智慧灵性的光辉。

   当然,“感”字当头并不意味着“感”字独尊,虽然古代的文学批评确曾有以感悟性的三言两语为重要形态的情形,然而现代的学术规范却要求感性思维必须与严谨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程先生的大部分论著正是这样写出来的。例如《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对唐代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在方位、距离上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现象进行研究。李白《战城南》、高适《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李贺《塞下曲》所写到的地名即有上述混乱现象,可以说,大多数读者对此类现象是不太注意的,一^来因为古今地名多变化使人们对古地名的方位不甚了然,二来诗歌本来就允许想像、夸张,所以大家对之习焉不察。即使有些细心的学者发现了上述问题,也只是认为“读者当赏其用意精奥,自当略去此等小疵。”(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四)而程先生却在他的阅读中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涉及文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问题,从而引起了深入研究的兴趣。于是他对唐代边塞诗的一些代表作品以及自南朝诗直至岳飞《满江红》等更大时间跨度内的作品中的类似问题细加甄别、考订,发现其中有真有幻,情况多变。他又运用丰富的中外文艺理论对此作出阐释,指出这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在古诗中的反映,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说,本文是建立在严谨的文献学基础上的,文中对地理沿革、文字正讹的考订都细入毫芒。同时它又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征引所及的中外文艺学家达十人以上。然而究其原委,促使程先生作此研究的关键却是来自他阅读作品时所获得的感悟。也就是说,本文是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的产物。

   由此可见,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程先生文学研究的两翼,他正是凭借这对有力的翅膀而翱翔于学术领域的。

  

(二)

中国文学经历了两千多年没有间断的发展历程,古代文学的任何个别研究对象都是这条长河中的一个片断或一朵浪花。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传统的民族,古代作家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或多或少地总有将前人作为宪章祖述的对象的情形,即使李白、苏轼那样的卓荦天才也不例外。而所有的杰出作家也无一例外地会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屈原、杜甫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于是,无论是撰写完整的文学史论著,还是进行个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都不能离开史的意识,否则就难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更不能准确地揭示所论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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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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