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千帆诗学一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5: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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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  

   去年年底,差不多同时,出版了程千帆教授两部诗学著作:一为《被开拓的诗世界》,是专门研究杜诗的,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为《程千帆诗论选集》,张伯伟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再加上1984年出版的《古诗考索》,(程千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将这二部书合而观之,虽尚未能尽千帆诗学之全,但概貌已大致可见了。

   我一向佩服千帆的诗学,很喜欢这三部书,想来谈一谈,向读者作一些介绍,可是又觉得很不好谈。这三部书都有很好的后记,对千帆的诗学的特点及其所用的方法,已经作了精当的分析。《程千帆诗论选集》有编者张伯伟先生的《编后记》,指出:“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及理论,是以作品为中心的;以作品为中心,其所谈的问题就必然是具体的。因此,他解剖问题的切入口,往往是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甚至是某一诗句。他往往是将某一问题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再从一个别问题中引出一般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他着手直接处理的问题可能很细小,却不是短饤琐屑;其结论虽然很大,但又不觉空泛无边。”其所以能达到这个成就,是由于他有一套方法,即是将考证和批评密切结合的方法,或者说是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套方法大致是:(1)以具体作品为中心。(2)从文学感受出发,“感”字当头。(3)必须用考据来扫除理解作品的种种外在障碍。(4)但又尊重文学的特征,不以考据代替文学研究。(5)研究者的文学感受是从他自己的创作经验积累而来。(6)研究文学理论也要与作品相结合。(7)从传统方法中转化出新的生机。(8)有“通识”,而且有当代意识。《古诗考索》有周勋初教授的《读后记——兼述作者学诗历程》,指出千帆一生的诗学,经历了两大阶段,“从形式逻辑发展到辩证法的高度”。前一阶段并不是简单地被拋之脑后,后一阶段也不是对前一阶段的简单的否定,“研究文学问题时,要用各种传统的学问辨析材料,但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文艺作品,所以最后还是要用文学理论加以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之后,更能尊重文学的特点了。”《被开拓的诗世界》有莫砺锋、张宏生两位先生的《后记》,亲切地谈了他们自己怎样在千帆的指导下,运用考证与批评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杜诗,怎样师生合写出这部论集,“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章中并没有多少独得之秘,更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在较长时期中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结果。在那些与别人相同的地方,我们没有为了哗众取宠而人云亦云,在那些与别人相异的地方,我们也没有为了一鸣惊人而标新立异。”并且强调指出:千帆自己是深有选诣的诗人,所以他研究古典诗歌,“就不仅仅是站在海边远眺帆影,俯拾贝壳,而能亲自驾舟入海,领略起伏波涛之宏伟壮观与曼衍鱼龙之奇奇怪怪。”所有这些都说得极好,我完全同意而外,说不出别的来。转述吧,太略难免失真,太详又近于照抄,大家还不如看原文去,这就是我觉得不好谈的原因。

   那么,我想,不如只从我自己的感受,抽出印象最深的一两点来谈谈。

   首先,我佩服千帆善于比较。例如,《程千帆诗论选集》里面,有郭璞和曹唐两家《游仙诗》的比较(《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有陶潜、王维、韩愈、王安石四家的桃源诗的比较(《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有李白和徐凝两家的庐山瀑布诗的比较(《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有韩愈、李商隐、郑谷、王安石咏李花梨花诗句的比较(《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古诗考索》里,有白居易《长恨歌》与吴伟业《圆圆曲》的比较(《〈长恨歌〉与〈圆圆曲>》)。《被开拓的诗世界》里,更是从各个侧面用了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杜诗;既比较了杜甫与屈原、贾谊的忧患感责任感(《忧患感和责任感》),又比较了杜甫的七律诗与李商隐、韩惺的七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又比较了杜甫与韩愈、欧阳修、苏轼以及其他数家的禁体物诗(《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又比较了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的登慈恩寺塔诗(《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等等。我从这些比较里,得到了好多好多教益。

   例如,陶潜、王维、韩愈、王安石的四篇桃源诗,大家都很熟悉,我小时候都读过,有的更喜欢些,有的印象一般,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将它们比较一番。千帆却将这四篇诗放在一起,从主题、形象、风格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在主题方面,千帆指出,陶诗是对一个和平宁静富饶淳朴诚实欢乐的无税的小国寡民世界的向往,王维诗改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韩诗则是对王诗神仙思想的批判,王安石诗恢复了陶诗的主题并且更为彻底。在形象方面,千帆指出,陶诗写的是被隔绝了的世界里的人间世俗生活,王维诗写的是幽美恬适的灵境,韩诗也写仙境而暗示其并不存在,王安石则几乎全无景物铺陈,单刀直入地但以议论见长。在风格方面,千帆指出,陶诗省净简妙浑朴,王维诗绮丽青春而又飘渺幽逸,韩诗雄健壮丽,王安石诗雄奇而又精焊简劲。各人的形象和风格,从根本上说,都是各自的主题和诗人的思想生活所决定的。这样完整的条理的分析,我读了觉得头脑清楚,真有“怡然理顺”之乐。

   千帆的比较,文心之细,细入毫发。例如陶潜的桃源诗云:“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王维的《桃源行》诗云:“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又云:“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都是点染风景之句,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千帆却指出:王维“将这灵境写得极其幽美而恬适,这正是陶诗中所缺少的,乃至陶诗中所写桑、竹、菽、稷,到王诗中也被花、竹、松代替了,也就是经济植物被观赏植物代替了(同是一竹,桑竹连文与花竹连文给人的印象就全然不同)。’’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微妙的区别,不说不知道,说出来后越想越是这么一回事。

   千帆还能把比较分析的结果提高到理论。他指出了四家主题的异同之后,概括道:“就主题说来,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归和深化。主题的异化和深化,乃是古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题材的两个出发点,也是他们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独特性的手段,这是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来的。”关于主题和艺术形象的关系,他说道:“主题是作者认识生活并进而概括和提炼生活的结果。作品的主题,离不开依据生活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它使人们通过生动的形象看到生活的本质。所以,主题的独特性和作品形象的独特性是不能分离的。”关于风格,他说道:“一位作家在认识生活并创造性地回答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必然会同时显示其独特的格调、气派。这也就成为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这些都正是所谓“其结论虽然很大,但又不觉空泛无边”。

   千帆的比较研究,善于吸收中国古代诗论的成果。本来,将四家桃源诗加以比较,前人诗话中就有。特别是清人陆以潲《冷庐杂识》卷七引金德瑛的一段话,千帆认为“真知灼见”,自称他的论文主要是受了金氏之说的启发,“为他的意见作了一点疏证而已”。这当然是谦词。金氏之说只有三百字,千帆则是万言长文,不可同日而语;但千帆由金氏之说得到启发,再进而进行周密的比较和开扩的研究,自然也是事实。此外,前人如王士祯、张谦宜、唐庚、程学恂、何焯、方东树、陈兆奎的诗论,有的比较了四家或三两家的桃源诗,有的单论某一家,千帆都加以吸收。他当然不是简单地把各家之说汇集在一起,而是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把他们的零星片段的意见条理化系

   统化,达到了他们未能达到的高度。例如金德瑛指出,韩诗一方面“一一依古事铺陈”,另一方面又有“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之句,此二句之后“则从情景虚中摹拟矣”。金氏所论,仅限于技巧。千帆指出他的不足:“金德瑛很敏感地看出了韩诗在构思和表现上的这些特点,但可惜他仅从技巧上指出韩愈化实境点染为虚摹的事实,却没有认识到,其所以要这么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和篇首‘神仙’二句及篇尾‘世俗’二句相照应的。正是为了证实桃源神仙之说的渺茫、荒唐,而悲悯世俗之不知伪与真,才对实境加以虚摹。将宁知真伪归之世俗,文工画妙归之窦、卢,就于文于画,但取其工妙,却不涉及其主题,从而将这种对立缓和了。”这是把技巧同表现主题的需要联系起来,同全诗首尾的布局照应联系起来,大大超过了金德瑛,哪里只是给金氏作一点疏证而已。

   千帆的比较研究,不仅用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上。《古诗考索》和《程千帆诗论选集》都收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篇,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学术价值极高的一篇文字。这里研究的只是一首诗,然而生动具体地展现了自初唐以降,经过盛唐、晚唐、明、清、民国以至当代这么长的时期里面,这首诗的淹没、发现、被理解、被误解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并由此反映出初唐四杰这一流派在文学史上升沉显晦的命运,而这一切都可以从各个时期的诗风诗学和审美习尚得到解释。这篇论文里面,首先是考察了自唐代以来,各种总集、选本、诗话之类,选没有选以及谈没有谈到这首诗的情况。其所考察的历代总集有:唐芮挺章《国秀集》、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宋姚铉《唐文粹》、旧题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元杨士宏《唐音》、明高樣《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明李攀龙《古今诗删》、明臧懋循《唐诗所》、明唐汝询《唐诗解》、明钟惺和谭元春《唐诗归》、明周挺《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明陆时雍《唐诗镜》、明王夫之《唐诗评选》、清初徐增《而庵说唐诗》、清康熙《御选唐诗》、清初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清初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共二十种。这就是说,为了研究一負诗,就要将这—十种古今总集拿来,加以比较,仔细查明各书中选没有选这篇《春江花月夜》,选在第几卷,一点也不含糊。这些总集都是大部头的书,有许多还是不甚易见的。单这一步功夫,就令人佩服了。千帆还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一篇(收入《古诗考索》),将前人的评语集中起来,广义地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显而易见,没有这些比较,这一卓绝精深的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

   上述对历代总集的考察中,提到高樣的《唐诗正声》时,千帆有自注云:“《唐诗正声》二十二卷,《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九著录,云:‘又一本称《正音》,三十二卷。’未见,不知有张氏此诗否。”提到李攀龙《古今诗删》时,千帆有自注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李攀龙〈古今诗删〉提要》云:4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新名。’我未能见到《古今诗删》,知道《诗删》中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根据托名李编的《唐诗选》卷二所载此诗而推断出来的。”这两条自注可见其认真严肃地向读者负责的态度。引一书,要查考前人目录中著录此书的真伪异同的情况。自己见到了就是见到了,未见就是未见。若非第一手资料,便要交待是从什么第二手资料,如何推断出来的。千帆提倡考证与批评相结合,这两条自注虽然并不是精深的考据,但已经可见考证学者的认真严肃的态度。

   上面主要是说千帆的诗学,善于比较。这不是千帆诗学方法中最主要的一条,只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条。我觉得,只有真正熟读博览,沉潜浸润于古今诗歌之中,长时期积累了欣赏和埋解的成果,读书得间,自具慧眼者,才有可能运用这样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方法。若没有这样深厚的根底,则往往只能局促于一家一篇之中,或者泛滥于一家一篇之外,根本不会知还有何可比,何从去比,如何去比。千帆自己有这个长处,并且能带领学生这样努力,《被开拓的诗世界》就是这样师生合作的成果,把这个好学风传下去,这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还要指出,千帆那样长时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于新的东西也十分注意。他谈到“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时,引了安徒生童话《冰姑娘》。他谈到左思咏荆轲诗,忽然联系到茅盾小说《追求》中的章秋柳。他谈到王建宫词,忽然联系到曹禺剧本《王昭君》。他经常引用《歌德对话录》,多次引用朱光潜《诗论》,甚至杂志报章上偶然一篇短论文中的可取之处,他平日都留心注意,适当时候就引用出来。可见他并不是埋头古籍之中,也不是只对自己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的东西感到兴趣。加以他的文字,用古文时是标准的考究的古文,不仅是一般浅近的文言文,用白话文时又是很新的考究的白话文,不是“改组派”的白话文,有时真令人不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张伯伟说他有“通识”有“当代意识”,是完全对的。我常常想,这恐怕同他的经历有关。千帆读大学的时候,研究古典文学和进行旧体诗创作而外,还是一个新诗人,与常任侠、孙望、汪铭竹、沈祖棻等组织土星笔会,出版新诗刊物《诗帆》。后来他虽然不写新诗了,但年轻时有过这一段经历,同没有这段经历是不一样的。我总觉得千帆诗学成就之所以这样高,同他这个经历有极大的关系,这一层,我虽然末了才这么略略谈到,但是我其实最为看重,原来这篇文章是想主要谈这个意思,可是写起来觉得易流于泛论,才改为现在这样的写法,仍将这一层意思在末了点出,希望读者特别注意。

   1991年3月1日(原载《读书》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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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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