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苏:80后:直面前辈的历史与我们的生活

——读张悦然的《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8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4:59

黄江苏  


黄江苏,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乔叶的《认罪书》或许是第一部让年轻的80后女孩担纲主角的长篇小说,而且是通过她来接引反思“文革”这样的宏大主题。它不啻于第一次刺破生活在“小时代”里的80后青年的个人生活小悲欢,启发他们对历史产生切身的痛感与严肃的思索。张悦然的《茧》则表明80后一代自己提出了这个严峻的命题:如何直面前辈的历史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茧》写了三个家庭里的三代人的故事,正体现着三个时代的历史主题,它展示了前辈的历史如何深切地影响了我们的成长,其精神产物如何隐秘地渗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从而间接形塑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80后的生活世界不是凭空而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前辈们给予我们的无法推脱的馈赠。


一、祖父的历史:罪欠与信仰


《茧》从祖父一代人在“文革”当中的一桩恩怨写起。首先,它揭示了当年的罪绝不可能当作糊涂账而忽略不计。《认罪书》曾展示过许多种对待“文革”历史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推诿,很多人在遇到“当年对别人的伤害是否有罪”的问题时,常常恼羞成怒地反问:“当年谁又不是这样的?”似乎谁也没法追究谁。很明显,作者对此是批判的。《茧》也写了三代人始终无法绕过当年的一桩罪而生活的情形,活画出若是没有真正的忏悔与赎救,罪将如何像钉子般扎在人心上,长久地释放出血污与痛楚,让人不得安宁。


其次,《茧》揭示了找不到的正确的赎罪之路的困境。看起来,事件的当事人也在力图补过,然而,他们的行为,却没有换来宽恕与和解、释然与新生,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罪。他们对往事可能也有愧疚,承认有过失,却没有上升到认罪。承认过失与认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区别就在于两者的指向不同,前者是对人而言的,是就事论事、追究责任的思路,后者却是对更高的存在(神、良知法则)而言的,是忏悔根本的欠缺、导向信仰的方式。由此可见,不能真正认罪的根本原因,又在于缺乏对更高存在的信仰。


没有对更高存在的信仰,真正的忏悔和救赎、宽恕与和解都无从谈起,我认为这是鲁迅早在1919年的《自言自语·我的兄弟》和1925年的《风筝》中就曾反复思及的重要命题,却至今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风筝》中有一句异常悲哀沉重的话:“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一般认为,《风筝》表达的是对国民性中的麻木的批判:国人习惯了被虐杀,竟至于麻木到毫不以此为忤,迅速遗忘到不留痕迹的地步,令鲁迅感到悲哀。然而,细读文本,我认为这其中还有鲁迅更深的思考,即:忏悔、寻求宽恕,如果仅仅是对人求,注定要落空,因为人人都是终将匍匐于尘世的有限的生物,谁也没法站得更高去真正地宽恕和赦免他人。“我”在最后感受到的寒威和冷气,正是一个有心忏悔者因找不到真正的忏悔对象的失落、苦痛与虚空。


《认罪书》中也有这样一个细节:杨金金觉得婆婆临终前信了主,那忏悔的对象就应该是她的主。这里,杨金金认识到了认罪的对象应该是更高的存在。而在《茧》中,李冀生却没有这种认识,故而谈不上真正的认罪、救赎与新生,反而是遗留下一大堆的问题。因着没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没有寻得上帝的赦免,他始终像是背负着重压的罪囚,没有一点柔情的流露,导致程家的后代都生活在对他的仇恨之中,自己的儿子和孙女也一直与他对立。临终前,他明明躺在黑暗里,却似乎还是怕光的照临,对人说“把灯关了吧”,这个细节透露了他内心某种类似保罗·蒂利希指出的“逃避上帝”的心理,也是他一生所受的精神刑罚最好的写照。


他的妻子徐绘云,以及汪良成的女儿汪露寒,看似都找到了更高的信仰对象,她们都信了基督,理应走上更好的赎罪之路。但书中写到她们的信仰方式,却带着嘲讽意味。中国的许多小说都有这个共同现象,其中的基督徒形象总显得不真诚,走了样。萧红的《马伯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乔叶的《认罪书》中,都是如此。他们全无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圣徒那种虔诚圣洁、宛如基督的复制与彰显的感觉。我想,中国的基督徒当然绝不是都像小说中写的这么失败,但是小说如此写,作家偏偏注目于这一面,也反映了在缺乏信仰根基的中国,要持守这一份信仰是多么困难。


困难到什么地步呢?困难到中国人还在疑惑灵魂的有无。这里也不得不谈到鲁迅,他在《祝福》中就曾借祥林嫂之口逼问过“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个问题曾让“我”这个从外面回来的“新党”知识分子措手不及,惶然失色,最后只好以“说不清”搪塞过去,落荒而逃。然后鲁迅特意写了一整段话,对这“说不清主义”展开嘲讽,在那个时候,鲁迅就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苟且、敷衍,以至于在一个农妇滑向毁灭的道路上束手无策,甚至助成了最后的那关键一击。这不能不让人痛心。将近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有长进了吗?至少在《茧》里面,还没有得到乐观的消息。《茧》里面,童年的程恭绞尽脑汁地发明了一个“灵魂对讲机”,要与爷爷被囚禁的灵魂对话。若干年后,尘封已久的那个装置再出现在程恭面前时,它已经成了仅属于童年的记忆,而不能再给他任何当下的触动了。这不禁让人想到但丁在《神曲》里写的:“信仰和纯洁只在儿童中发现;以后,在他们的两颊还没有长满胡子以前,这两种美德就消失了。”


圣经上说:神是灵,凡敬拜他的,必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可是,中国人连灵魂的有无都不曾清楚,又如何谈得上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呢?正是这种无信仰的生存状态,导致祖父们即使在事过境迁之后,也不能将自己抽身出那个人人互害的环境,在神或者良知法则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从而寻求真正的洁净,与神与人,都能和好。也正是这种无信仰的生存状态,导致父辈们在启蒙理想受到挫折时,一部分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一无所依,颓唐空虚。同样,还是这种无信仰的状态,导致年轻的一代找不到独立的价值坐标,也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在李冀生的生命尽头,李佳栖念念不忘地追问:“你觉得自己有罪吗?”殊不知,认罪其实是个体生命在无罪的神面前自发的承认,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拷问别人,而是问自己是否有罪。这一点,倒是乔叶的《认罪书》里认识到了,那个一开始觉得自己与“文革”无关的80后女孩杨金金,在一段长长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旅程后,真切地认清了:我也是有罪的。这是《茧》所没有达到的思想深度。事实上,如果人能够谦卑地站立在神面前,就会自发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如《圣经》上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二、父辈的历史:理想受挫,虚无与自救


父亲对李佳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成年以后,她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追踪父亲的生命痕迹,还原父亲的历史。说到底,直接给予我们生命的是父亲,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关联最紧的,也是父辈的历史。《茧》对父辈们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着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受挫,来展开对此后几种不同人生走向的讲述,将再一次受到洗劫的人性画卷,推到我们跟前。


从李牧原来看,首先,他的世界是残缺的,这是因着祖父的罪而得的果报。他的人生一开始就背负着历史的旧债。其次,李牧原的另一人生关键词是“受挫”。恢复高考以后,李牧原上了大学,开始了一段意气风发的美好时光,然而,好时光太过短暂,在80年代终结之际,它也随之戛然而止。80年代末的事件,让他觉得“看透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在理想受挫之后,李牧原就一直以颓唐的形象面世,直到遭遇车祸猝然离世。


许亚琛是当年李牧原所袒护过的学生之一。多年以后,许亚琛重逢李佳栖,嘴上仍然表达对李牧原的崇拜,不过崇拜的具体指向已发生改变,不再是当年李牧原挺身而出保护学生的高贵精神,而是他选择辞职经商的前瞻性眼光。此时的许亚琛,自己已成了富贾巨商,都市新贵。他宣称,“我的一部分已经跟着那个时代一起死了。”许亚琛代表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忘却了道义与良知,因而从理想主义毫无阻拦地滑向享乐主义的一种人生。从当年的风雨走过来以后,许亚琛的世界已经取得了超级稳定的平衡,一边做着九牛一毛的慈善投资,一边享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边是带着小师妹举办同学会的念旧人生,一边是商量着下次聚会最好去三亚的新鲜刺激,总是有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支撑他这具“没有灵魂的空壳”岿然不倒地行走下去。


殷正的人生则是另外一种面貌。他与李牧原是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又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但他一直保持着另一个身份:诗人。他从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走过来,到今天,固然也有几分人到中年免不了的颓唐,但在无可避免的陈腐路上,却还不甘沉沦地坚韧自救。这尤其体现在他写作回忆录这件事上,这是他生命中最动人的华彩乐章。许多年后重逢时,殷正告诉李佳栖,他不再写诗,而是在写一部从小时候、“文革”、大学时期、一直到现在的回忆录,哪怕没人想看,但对自己却很重要。在这本回忆录里,他写了与李牧原的往事,当年因为竞争关系,他曾给系主任写过匿名信,举报李牧原在背后支持学生。这无疑是殷正灵魂中的污点,如同当年李冀生们往别人脑袋中扎钉子一般。虽然殷正也一度可以用李牧原的受处分、离职及早逝与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关联来为自己的良心开脱,并且也一度没有勇气向李佳栖袒露真情,可最终他还是写了出来,把它当作一种对待自身的罪的方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是非常伟大的,它彰显出,在人的灵魂深处虽然有卑琐龌龊的一面,却也有向善圣洁的一面,后者才是人类没有堕落更深的依托,也是人类还值得尊敬的泉源。至少在这部小说中,殷正做到了李冀生们应当做却没有完成的事。


在李牧原、许亚琛、殷正等父辈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从80年代到现在的精神变迁。他们从“十年动乱”中走来,经历了最有理想抱负的“新时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不得不遭遇一个剧烈的震荡与转型之苦。有人甚至将这个转型称为“知识分子之死”,意指在80年代各种争论和精神分歧背后的作为思想平台的启蒙元话语已经失去,转而分裂为各种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通约的话语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立法者”建构元话语的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死亡。许亚琛和殷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出分裂。当然,许亚琛后来是否还能称得上知识分子都是存疑的,后来的他更像是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之后,不甘于边缘化的地位,从而迅速在经济潮流和世俗社会中投机成功的城市新贵,他的“死”不仅是启蒙元话语的死,更是独立、自由、批判、超越的知识分子精神之死。可怕的是,正是这样一些都市新贵,在掌控着当今社会最大多数的资源,在一些不疼不痒的“慈善事业”中,维持着社会利益阶层的固化。李佳栖曾感慨,那么多小孩子的命运在被他不费吹灰之力的“慈善”所轻轻决定着,实在是可怜的事,就是对此的明证。相比之下,倒是看起来有些窘迫颓唐、不合时宜的殷正,在9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中,还保留了一点知识分子的本色,在告别精英光环、日显寂寞的岗位上,还默然完成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工作,这一点尤其弥足珍贵。别尔嘉耶夫曾说:“基督教教导我们首先要无情地对待自身的恶,但是在毁灭自身的恶时,我们必须宽容地对待别人。”这句话的前半与鲁迅说的“从别国里盗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是精神相通的。别尔嘉耶夫同时认为:“外部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虚伪,就在于它们想要从外部来消灭恶,而不是从内部去触及恶。……革命与其说是战胜恶,不如说是按照新方式重新分配恶,产生新恶。”这个观点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极具启发,我们不能否定社会(制度)革命的重要性,但是要看到仅止于此肯定不够,如果不能从心的深处反思、忏悔罪性与恶念,社会肯定仍然是不宜居的。殷正写作回忆录,反省自己生命中污点,正是这种“从内部去触及恶”的工作,也是别尔嘉耶夫说的“首先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生活中变现出善的力量和美,而不是指责别人”的举动,是殷正对自我生命超越的努力,也是留给后世年轻人的精神馈赠,具有深远的意义。


意味深长的是,殷正说了一句:“佳栖,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也许永远不会写这本书。”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李佳栖唤醒了他对李牧原的记忆及内疚,还是他意识到应该给李佳栖这一代人一个更清明健康的生活世界?如果是后者,无疑体现了父子辈之间良性的互动。而对于80后们来说,该回答的是:在看清了父辈的历史之后,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


三、80后:直面历史与创造生活


《茧》也勾勒出了80后年轻人的几种不同生活面相。这几个年轻人都是丰富的矛盾复合体,很难断然说谁好谁坏,谁代表希望谁该淘汰。每个人身上都有谬误与合理并存,瑕瑜互见,对此唯一能做的,只有具体辨析。


李沛萱代表着80后中的乖孩子类型,她自律、进取,并且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情味,看起来很完美。然而人间的完美总是虚假的,这似乎是一道铁律。李沛萱乖巧到一定程度,就变得过于刻板、一本正经,尤其是在李佳栖叛逆、自由不羁的个性的映衬下,更显得有几分无趣、可笑、乃至可悯。当然,李沛萱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她拒绝直面爷爷的历史,为了维护所谓的家族荣耀,对于爷爷的罪行选择闭目塞听。朋霍费尔在论及没有信仰的几种人的失败时,曾提到其中之一就是“有良心的人”的失败,李沛萱的情况庶几近之。朋霍费尔说,他们“满足于一个得到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良心撒谎,以求避免失望……他不会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如何会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更加健壮”。李沛萱那种宁愿自欺的心理状态,注定她所维护的完美只是空中楼阁,在现实中难以成立。所以她难以理解芸芸众生的卑微与可贵,对李佳栖、程恭们,难免流露出几许伤人的傲气。


唐晖很容易被归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这里面也有些问题值得辨析。他反对李佳栖沉迷于父亲的历史,认为没必要为那些远去的事情伤神,小情侣之间的二人世界、攒钱买房、环游世界才是最重要的。他也反对李佳栖把父亲的人生轨迹与宏大的历史叙事捆绑在一起,认为所有的英雄叙事都是虚假的,切身的生存欲望才是真实。这些都是现在被批判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铁证。然而,仔细想想,他的话就没有一点合理因素?个人奋斗者难道带有某种“原罪”?恐怕并不见然。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中也曾经批判过个人奋斗,然而自新时期以降,它却成为一种必须争取和维护的权利。我们不能像历史的疟疾患者一般,忽冷忽热,两端循环,永无愈期。应该看到个人奋斗者的历史观里合理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但也要看到,从1990年代开始,以物质生活关切为核心的那种人生态度渐渐成为主流,历史关切被漠视,按有的学者的说法,“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流行越来越显示出人为引导和推动的性质”,导致“畸形的社会培育了一代畸形的孩子”,“‘80后’的精神世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极度膨胀的消费主义和‘欲望崇拜’,另一方面是极度萎缩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欲望。”这时候就要对漠视历史参与的态度重新反省了。尼采在《历史的误用与滥用》中,的确也曾希望青年人是“无历史的”与“超历史的”,但他是站在1874年的德国文化语境中,针对的是过多的历史知识压制了生活,导致“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可是中国呢?我们甚至还不能自由地、完整地从祖父和父亲那里,获知他们的历史,当然更不可能被过多的历史知识压制了生活。唐晖认为只有个人奋斗才是积极的。可是唐晖却不知道,对于不关心历史真实、只埋头在自己的岗位上经营分内之事的人,朋霍费尔也有一句恰当的描述,即“尽职的人失败”,因为他们“只局限于尽职的限度内,绝不会冒险作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最后不得不对魔鬼也一视同仁。”


程恭虽然是小说中的叙述者之一,有着重要的位置,但他的形象却比较单薄。他与李佳栖一样,有着叛逆、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们有着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故而同病相怜,气味相投,产生了深挚的感情。然而,除此之外,程恭显得那么冷酷,某种程度上,他的叛逆和放荡不羁,指向的是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小说最后写到他在商业上的阴谋败露,被迫逃亡,也表明了这种人生态度可能有的末路。


最值得重视的是李佳栖。李佳栖的身上有某些新时代流行的个性特征,如性观念的开放,对个人欲望的肯定与张扬。在一个习俗和传统对个人生活干涉越来越少的社会里,这些都是人的生活自由,说不上有多么特别的意义。难得的是她对前辈历史的探究之心。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祖父之罪,以及所带给他人的苦难。从此她似乎自觉承担起了这一亏欠,像父亲一样,坚定地站到了这个看似荣耀的家庭的对立面,甚至在奶奶去世时,她也没有回家。直到爷爷临终,她才回去做一个历史终结的见证人,在对罪的最后拷问中,迎来了与程恭的和解。在这一路上,她还看到了父亲的悲剧人生,看到了许亚琛们的“空壳”,殷正的担当,还看到了唐晖们的利己,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那个拆开俄罗斯套娃的梦所隐喻的真实含义,即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部分揭开了历史之谜,也极大地解开了丰富的人性之谜,她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丰盈,获得了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曾是80后一代最被诟病的一点。陈家琪在谈到从儿女、学生们身上明显感受到骨子里普遍的无意义感、对怎么讲述过去并不当真之后,也反思到“自己也讲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连贯的故事”。唐小兵则认为:“以往的历史叙述像在为权力背书,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代际之间的深刻隔膜。家族记忆、社会记忆、文革记忆等被掩埋在历史的深水区,无法成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内在的他者’。整整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淡漠。”李佳栖的行为,恰好是对这种现象的反拨。尽管她也只是出于个人情感需要而走向对家族历史的探索,却无意中接通了大时代的历史脉搏。她想要弄明白造就了她当下的性格与处境的背后力量,却无意中揭开了历史渊深的暗道。


我想,这对80后一代人有着相辅相成的双重启示。一方面,我们的生活都不是凭空而来,或者无端存在,而是由历史形塑而成。前面提到的陈家琪的文章中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今天出门要穿衣服,但有什么衣服可穿却是过去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过去”,才能认识当下,勘明历史的坐标,才能明确我们所处的位置。尼采曾说过,“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这话对李佳栖极为契合,也适用于同类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尼采同时也说:“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所以历史不能仅止于停留在知识层面,而要服务于生活。就像李佳栖在了解前辈的历史之后,也必须面临着如何创造当下的生活的问题,诸如:在祖父们缔造的没有信仰的天空下,我们能否找到信仰?在父辈们受挫的理想中,我们是否能重燃希望?洞察人性的种种局限与光辉之后,我们能否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好,能否将一个更好的世界交给下一代人?这是李佳栖和所有年轻人共同的问题。是时候摆脱撒娇与依赖了。在继承了祖父和父辈们遗留给我们的世界之后,在吸取历史的教训与经验的基础上,李沛萱、唐晖、程恭、李佳栖们,能否在新的开始里,创造一种更充实、积极、根基稳固的生活?尼采在呼唤“超人”出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曾写到:


“一切事物的价值都要由你们来重新设定!因此你们当成为战斗者,创造者。


有千百条尚未有人行走的小路。……人类和人类的大地始终还是未穷尽的和未发现的。”


生长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们,当思有成为这样的战斗者与创造者的勇气与决心。



注释: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意]但丁《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62页。

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刘小枫《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41页。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 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12页。

陈家琪《我们如何讲述过去》,《读书》2014年第2期。

唐小兵《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读书》2014年第2期。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9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547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