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苏:80后:直面前辈的历史与我们的生活

——读张悦然的《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3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4:59:05

黄江苏  

  

   黄江苏,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乔叶的《认罪书》或许是第一部让年轻的80后女孩担纲主角的长篇小说,而且是通过她来接引反思“文革”这样的宏大主题。它不啻于第一次刺破生活在“小时代”里的80后青年的个人生活小悲欢,启发他们对历史产生切身的痛感与严肃的思索。张悦然的《茧》则表明80后一代自己提出了这个严峻的命题:如何直面前辈的历史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茧》写了三个家庭里的三代人的故事,正体现着三个时代的历史主题,它展示了前辈的历史如何深切地影响了我们的成长,其精神产物如何隐秘地渗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从而间接形塑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80后的生活世界不是凭空而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前辈们给予我们的无法推脱的馈赠。

  

   一、祖父的历史:罪欠与信仰

  

   《茧》从祖父一代人在“文革”当中的一桩恩怨写起。首先,它揭示了当年的罪绝不可能当作糊涂账而忽略不计。《认罪书》曾展示过许多种对待“文革”历史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推诿,很多人在遇到“当年对别人的伤害是否有罪”的问题时,常常恼羞成怒地反问:“当年谁又不是这样的?”似乎谁也没法追究谁。很明显,作者对此是批判的。《茧》也写了三代人始终无法绕过当年的一桩罪而生活的情形,活画出若是没有真正的忏悔与赎救,罪将如何像钉子般扎在人心上,长久地释放出血污与痛楚,让人不得安宁。

  

   其次,《茧》揭示了找不到的正确的赎罪之路的困境。看起来,事件的当事人也在力图补过,然而,他们的行为,却没有换来宽恕与和解、释然与新生,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罪。他们对往事可能也有愧疚,承认有过失,却没有上升到认罪。承认过失与认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区别就在于两者的指向不同,前者是对人而言的,是就事论事、追究责任的思路,后者却是对更高的存在(神、良知法则)而言的,是忏悔根本的欠缺、导向信仰的方式。由此可见,不能真正认罪的根本原因,又在于缺乏对更高存在的信仰。

  

   没有对更高存在的信仰,真正的忏悔和救赎、宽恕与和解都无从谈起,我认为这是鲁迅早在1919年的《自言自语·我的兄弟》和1925年的《风筝》中就曾反复思及的重要命题,却至今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风筝》中有一句异常悲哀沉重的话:“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一般认为,《风筝》表达的是对国民性中的麻木的批判:国人习惯了被虐杀,竟至于麻木到毫不以此为忤,迅速遗忘到不留痕迹的地步,令鲁迅感到悲哀。然而,细读文本,我认为这其中还有鲁迅更深的思考,即:忏悔、寻求宽恕,如果仅仅是对人求,注定要落空,因为人人都是终将匍匐于尘世的有限的生物,谁也没法站得更高去真正地宽恕和赦免他人。“我”在最后感受到的寒威和冷气,正是一个有心忏悔者因找不到真正的忏悔对象的失落、苦痛与虚空。

  

   《认罪书》中也有这样一个细节:杨金金觉得婆婆临终前信了主,那忏悔的对象就应该是她的主。这里,杨金金认识到了认罪的对象应该是更高的存在。而在《茧》中,李冀生却没有这种认识,故而谈不上真正的认罪、救赎与新生,反而是遗留下一大堆的问题。因着没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没有寻得上帝的赦免,他始终像是背负着重压的罪囚,没有一点柔情的流露,导致程家的后代都生活在对他的仇恨之中,自己的儿子和孙女也一直与他对立。临终前,他明明躺在黑暗里,却似乎还是怕光的照临,对人说“把灯关了吧”,这个细节透露了他内心某种类似保罗·蒂利希指出的“逃避上帝”的心理,也是他一生所受的精神刑罚最好的写照。

  

   他的妻子徐绘云,以及汪良成的女儿汪露寒,看似都找到了更高的信仰对象,她们都信了基督,理应走上更好的赎罪之路。但书中写到她们的信仰方式,却带着嘲讽意味。中国的许多小说都有这个共同现象,其中的基督徒形象总显得不真诚,走了样。萧红的《马伯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乔叶的《认罪书》中,都是如此。他们全无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圣徒那种虔诚圣洁、宛如基督的复制与彰显的感觉。我想,中国的基督徒当然绝不是都像小说中写的这么失败,但是小说如此写,作家偏偏注目于这一面,也反映了在缺乏信仰根基的中国,要持守这一份信仰是多么困难。

  

   困难到什么地步呢?困难到中国人还在疑惑灵魂的有无。这里也不得不谈到鲁迅,他在《祝福》中就曾借祥林嫂之口逼问过“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个问题曾让“我”这个从外面回来的“新党”知识分子措手不及,惶然失色,最后只好以“说不清”搪塞过去,落荒而逃。然后鲁迅特意写了一整段话,对这“说不清主义”展开嘲讽,在那个时候,鲁迅就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苟且、敷衍,以至于在一个农妇滑向毁灭的道路上束手无策,甚至助成了最后的那关键一击。这不能不让人痛心。将近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有长进了吗?至少在《茧》里面,还没有得到乐观的消息。《茧》里面,童年的程恭绞尽脑汁地发明了一个“灵魂对讲机”,要与爷爷被囚禁的灵魂对话。若干年后,尘封已久的那个装置再出现在程恭面前时,它已经成了仅属于童年的记忆,而不能再给他任何当下的触动了。这不禁让人想到但丁在《神曲》里写的:“信仰和纯洁只在儿童中发现;以后,在他们的两颊还没有长满胡子以前,这两种美德就消失了。”

  

   圣经上说:神是灵,凡敬拜他的,必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可是,中国人连灵魂的有无都不曾清楚,又如何谈得上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呢?正是这种无信仰的生存状态,导致祖父们即使在事过境迁之后,也不能将自己抽身出那个人人互害的环境,在神或者良知法则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从而寻求真正的洁净,与神与人,都能和好。也正是这种无信仰的生存状态,导致父辈们在启蒙理想受到挫折时,一部分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一无所依,颓唐空虚。同样,还是这种无信仰的状态,导致年轻的一代找不到独立的价值坐标,也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在李冀生的生命尽头,李佳栖念念不忘地追问:“你觉得自己有罪吗?”殊不知,认罪其实是个体生命在无罪的神面前自发的承认,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拷问别人,而是问自己是否有罪。这一点,倒是乔叶的《认罪书》里认识到了,那个一开始觉得自己与“文革”无关的80后女孩杨金金,在一段长长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旅程后,真切地认清了:我也是有罪的。这是《茧》所没有达到的思想深度。事实上,如果人能够谦卑地站立在神面前,就会自发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如《圣经》上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二、父辈的历史:理想受挫,虚无与自救

  

   父亲对李佳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成年以后,她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追踪父亲的生命痕迹,还原父亲的历史。说到底,直接给予我们生命的是父亲,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关联最紧的,也是父辈的历史。《茧》对父辈们的历史,主要是围绕着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受挫,来展开对此后几种不同人生走向的讲述,将再一次受到洗劫的人性画卷,推到我们跟前。

  

   从李牧原来看,首先,他的世界是残缺的,这是因着祖父的罪而得的果报。他的人生一开始就背负着历史的旧债。其次,李牧原的另一人生关键词是“受挫”。恢复高考以后,李牧原上了大学,开始了一段意气风发的美好时光,然而,好时光太过短暂,在80年代终结之际,它也随之戛然而止。80年代末的事件,让他觉得“看透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在理想受挫之后,李牧原就一直以颓唐的形象面世,直到遭遇车祸猝然离世。

  

   许亚琛是当年李牧原所袒护过的学生之一。多年以后,许亚琛重逢李佳栖,嘴上仍然表达对李牧原的崇拜,不过崇拜的具体指向已发生改变,不再是当年李牧原挺身而出保护学生的高贵精神,而是他选择辞职经商的前瞻性眼光。此时的许亚琛,自己已成了富贾巨商,都市新贵。他宣称,“我的一部分已经跟着那个时代一起死了。”许亚琛代表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忘却了道义与良知,因而从理想主义毫无阻拦地滑向享乐主义的一种人生。从当年的风雨走过来以后,许亚琛的世界已经取得了超级稳定的平衡,一边做着九牛一毛的慈善投资,一边享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边是带着小师妹举办同学会的念旧人生,一边是商量着下次聚会最好去三亚的新鲜刺激,总是有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支撑他这具“没有灵魂的空壳”岿然不倒地行走下去。

  

   殷正的人生则是另外一种面貌。他与李牧原是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又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但他一直保持着另一个身份:诗人。他从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走过来,到今天,固然也有几分人到中年免不了的颓唐,但在无可避免的陈腐路上,却还不甘沉沦地坚韧自救。这尤其体现在他写作回忆录这件事上,这是他生命中最动人的华彩乐章。许多年后重逢时,殷正告诉李佳栖,他不再写诗,而是在写一部从小时候、“文革”、大学时期、一直到现在的回忆录,哪怕没人想看,但对自己却很重要。在这本回忆录里,他写了与李牧原的往事,当年因为竞争关系,他曾给系主任写过匿名信,举报李牧原在背后支持学生。这无疑是殷正灵魂中的污点,如同当年李冀生们往别人脑袋中扎钉子一般。虽然殷正也一度可以用李牧原的受处分、离职及早逝与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关联来为自己的良心开脱,并且也一度没有勇气向李佳栖袒露真情,可最终他还是写了出来,把它当作一种对待自身的罪的方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是非常伟大的,它彰显出,在人的灵魂深处虽然有卑琐龌龊的一面,却也有向善圣洁的一面,后者才是人类没有堕落更深的依托,也是人类还值得尊敬的泉源。至少在这部小说中,殷正做到了李冀生们应当做却没有完成的事。

  

在李牧原、许亚琛、殷正等父辈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从80年代到现在的精神变迁。他们从“十年动乱”中走来,经历了最有理想抱负的“新时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不得不遭遇一个剧烈的震荡与转型之苦。有人甚至将这个转型称为“知识分子之死”,意指在80年代各种争论和精神分歧背后的作为思想平台的启蒙元话语已经失去,转而分裂为各种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通约的话语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立法者”建构元话语的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死亡。许亚琛和殷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出分裂。当然,许亚琛后来是否还能称得上知识分子都是存疑的,后来的他更像是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之后,不甘于边缘化的地位,从而迅速在经济潮流和世俗社会中投机成功的城市新贵,他的“死”不仅是启蒙元话语的死,更是独立、自由、批判、超越的知识分子精神之死。可怕的是,正是这样一些都市新贵,在掌控着当今社会最大多数的资源,在一些不疼不痒的“慈善事业”中,维持着社会利益阶层的固化。李佳栖曾感慨,那么多小孩子的命运在被他不费吹灰之力的“慈善”所轻轻决定着,实在是可怜的事,就是对此的明证。相比之下,倒是看起来有些窘迫颓唐、不合时宜的殷正,在9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中,还保留了一点知识分子的本色,在告别精英光环、日显寂寞的岗位上,还默然完成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工作,这一点尤其弥足珍贵。别尔嘉耶夫曾说:“基督教教导我们首先要无情地对待自身的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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