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福泽谕吉“脫亚论”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3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4: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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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学者。十九世纪下半叶他根据自己的游历西方的见闻思考,撰写《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重要著作,宣传独立、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为日本挣脱旧时代思想窠臼,走向“文明开化”,建设现代国家,发挥作用。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脫亚论》,阐释其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思想,而其中对中国、朝鲜的评价则引发质疑与争议。“脱亚”,是组合福泽谕吉思想体系的精神元素。对此作解读分析,是读解福泽谕吉与了解近代日本“亚洲观”的必要作业。

  

   1、《脱亚论》发表的历史背景

  

   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潮

  

   日本自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自由民权运动。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发表,与这个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潮的兴起是福泽谕吉“脱亚”思想产生的重要契机。

  

   1873年(明治6年),福泽谕吉和森有礼等人创立“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从事启蒙活动。1874年板垣退助等因“征韩论”下野的政府高层人士,联名签署《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板垣又在自己家乡土佐创立志社,揭橥“自由民权”的旗帜,由此日本各地民权组织纷起。1875年,日本分散的民权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爱国社。1877年(明治十年)因镇定西南战争,大久保利通权重一时。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死,政府权力减弱,民权运动更显高涨。1880年,日本成立“国会开设期成同盟”,要求开设国会。大隈重信主张立即召开国会。1881年,以板垣退助为总理,中岛信行为副总理,具有法国激进主义色彩的日本自由党结成。1882年,大隈重信以三菱集团知识分子为其基础,成立具有英国政治色彩的立宪改进党。1883年,新泻县自由党人谋划暗杀高官计划。1884年,自由党左派暴动事件频发。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名古屋事件、秩父事件、饭田事件等都在此年爆发。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期。

  

   在此期间日本自由主义论著纷出。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发表《劝学篇》,1875年发表《文明论概略》。此外,植木枝盛刊《民权自由论》(1879年)、中江兆民刊阐释卢梭《民约论》的《民约译解》(1882年),马场辰猪发表《天赋人权论》(1883年)等。

  

   日本自由主义论者分成数个流派,中江兆民、板垣退助、中岛信行属法国派,加藤弘之属德国派,大隈重信属英国派。法国派激进,为革命派,英国派稳健,为改良派,德国派温和且具有“国权论”的特色,堪为保守派。

  

   福泽谕吉属自由主义思想家,国会开设、民权伸张,是他的一贯主张。前面说过他在1873年和森有礼等人建“明六社”,这是一个类似政党的自由主义团体,1879年(明治12年),福泽谕吉撰《民情一新》,强调:为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和平,任何有权者都不可长期坐在权力的宝座,有必要作适时的更换,根据国会投票决定为政者的进退,为此应该向英国政党制度学习。福泽谕吉反对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激进表现,但针对有人提出国民思想水准不够,国会不可早开的论调,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一种书生误国的念头。国民总在进步,日本当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奢望国民素质提高后再开民主,一如旅行者非晴日不肯出门,结果延宕时日,文明不进。他责问:当年明治维新,国民素质如何?而维新竟然成功。今日以国民素质为由推迟民主进程,岂非称为阻止进步的借口。

  

   福泽谕吉在思想上与大隈重信等英国派走得较近,既反对革命激进的左派,又与德国派保持距离。这和他接受英美思想影响有关。1880年,还在执政的大隈重信等人找到福泽谕吉,要他办一份报纸,为建立国会做思想准备。福泽谕吉因赞同开国会,故表示同意,这是刊载《脱亚论》的《时事新报》创刊的最初缘由。

  

   日本值明治维新之后,上下统一思想,走“文明开化”的道路,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发动启蒙运动,力求从封建专制走向自由民主,自由民权运动由此而生。《脱亚论》推出之际,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由此联想《脱亚论》说的既是中日外交战略关系,又另含脱出封建亚洲文化“固陋”的意义。

  

   “战略论”与“中国论”的争议

  

   福泽谕吉《脫亚论》发表的1885年前后,围绕日本的亚洲战略、中日关系,日本报端评论纷出。兴亚还是脱亚,联合中国还是摆脱中国,舆论界纷争不断,催促福泽谕吉表达态度。这是《脱亚论》出台的又一思想背景。

  

   《朝野新闻》评论:《俄清果开战端乎?》(1880年)

  

   1880年9月4日,《朝野新闻》发表论说,题目为《俄清果开战端乎?》本文评伊犁事件,将其看作是“东洋的大事件”。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对事端的由来与去向,特别是俄国方面的动向,表示了很大关注。文章指出,这次开战,一旦俄国胜而北京败,紧接出现的事情将是汉城被攻略,朝鲜被掠夺,俄罗斯势力日渐东扩,直接威胁日本。

  

   文章说:如果战争对英国发生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同样重大。设若俄国今日陷北京,明天双鹰旗就会插在朝鲜京城。日本岂得免于俄国蚕食?近闻俄国频频胁迫朝鲜开港互市,一旦俄国舰队听命国内命令,与清国了结战事,其舰队必转向朝鲜。俄国与清国的和战去向,牵动东洋全局之安危。

  

   《邮便报知新闻》评论《四十年来日本与支那》(1884年)

  

   《邮便报知新闻》1884年10月2-3日,发表评论《四十年来日本与支那》。认为鸦片战争至于中法战争,中国与日本正朝着守旧与改革的不同方向前行。日本吸取中国教训,力行改革,终于确定了在亚洲的“优位”身份,既认识到富裕是强国之本,“爱国心”也由此唤起。文章表现出“脫亚论”、中国蔑视论,以及所谓“对清对决论”。文章认为。前有鸦片战争,后有中法战争,中国已成日本的前车之鉴。从中国的事情可以测度西方人的东洋态度。这次中国与法国虽然没有演成大战,但鸡笼马尾战役窥其一斑,足可引为日本借鉴。日本当毫不犹豫地登入西洋之堂奥,培植本国之实力。

  

   《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社论:《支那败北乃日本之幸》(1884年)

  

   《东京横滨每日新闻》1884年8月29-30日发表社论:《支那败北乃日本之幸》提出:值此中法战争,当期待中国败而法国胜。日本与中国正处在军备竞赛中,中国胜利将使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平衡发生变化,对日本经济乃至整个国力发展,发生负面影响。在此前后,《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关于中法战争的社论共发表约20余篇,虽也有对法国侵略的批判与指责,而对中国表示反感的论文却占多数。这些社论指出应该利用中国与法国战争及朝鲜甲申事变的机会,建立日法同盟,用时乘势,夹击中国。有一种观点主张亚洲的联合与中日的团结:“以亚洲的联合,抵抗欧洲诸国的团结。东方一旦团结,则亚洲胜利。今东方之弱不在地方诸国国力之弱,而在于团结不足。”文章将这样的观点视为幻想,认为“当下东方诸国联合尚缺气脉相通的元素,即使真有促成此种团结的元素与力量,也不足以压倒泰西诸国。以弱国之联合抗强国之联合,犹如犬羊的团结不敌虎狼的团结。由此吾辈反对日本与支那、朝鲜的团结,以对抗耶稣教诸国。”社论强调,假若法国打败,支那全胜,对于日本绝无益处。今日支那已今非昔比,虽说虚张其声势,但海陆军一起扩张却是事实。在南方欲振旧时之威,在西部与东部张扬武力,再兴琉球谈判。日本将无力承受支那海风潮的动摇,僻居孤岛,凭四万人常规军及二三十艘军舰,难保安全,唯垂手观望中国旁若无人,为所欲为,而无奈也。

  

   《朝野新闻》论说日本“无法脱离亚洲之籍”(1884年)

  

   《朝野新闻》于1884年4月13日发表评论指出:有一种论调说日本开化,成绩卓著,已经得到欧洲的普遍认同,尽管东洋列国依然饱受强国压迫,而日本已从困境中解脱,“独有我邦得到西洋诸国的尊敬,犹如忝列西欧诸国之行列,成为他们的一员”。文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在此世界动荡兵荒马乱之际,日本无法脱离亚洲之籍。至今也有西方名士赞扬日本之开化与“进步”,然而无法保证欧洲全体必以公正态度待我。西洋诸国视东洋诸国为一体,凡此国家皆为固陋之国,至于日本也同一视之为蒙昧。中朝遭西洋欺凌,日本无法独善其身,难免覆辙命运,也不可能独立超群于亚细亚。仅靠日本一个国家,何能止欧洲欺压亚洲,飞扬跋扈?何能使日本独保国权,国威发扬?不可轻蔑中国,而与其结盟,方是上策。审时度势,日本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培植日本实力,以御侵犯。第二,积极策划东洋连横,团结御外。继续蔑视中国,而高喊“国权扩张”,徒为架空之妄想。

  

   《朝野新闻》评论:《面对外患的政体得失》(1884年)

  

   《朝野新闻》于1884年9月18日、20日连续刊登《面对外患的政体得失》一文。指出目前发生的中法战争对于日本刺激巨大,对于这场战争,世人有很多议论,议论焦点在乎两国地域的大小,文明之开否,而于两国之政治情况不闻不问。文章认为,决定中法胜败的关键不在于两国地域的大小,而在于两国政情的差异。自由政体下的人民,总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此因为政府做事会向人民说明缘由。譬如要造军舰,会向人民说明此事的必要,要增加军费,也将理由告知人民。由于政府做什么事都得到人民赞成,人民也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继而将国家名誉利益视为自身名誉利益,且为此尽心竭力。而在专制国家中,人们无从发扬自治精神,无论平时与战时,视国家利益与己无关,还谈得上什么为国效忠尽力呢?文章得出结论,中国是专制国家,法国是民主国家,中国败而法国胜乃被中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

  

   思想背景:“野蛮·半开化·文明”

  

   福泽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具体说是一个文明论者。同时他又在日本近代亚洲侵略思潮中占有一份特殊位置。为分析这个“特殊”思想案例有必要对其文明史观的思想根底作一分析。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指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三个必经阶段。他将此进化“三阶段”分述如下:

  

第一、“野蛮”阶段。居无住处,没有固定的衣食来源,因利成群,利尽而散。或有居处,衣食尚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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