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昶:论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9 12: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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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昶  

   内容提要: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他高度重视推动中日友好事业,认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大力倡导“中日友好”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负面的消极因素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也要对日本右翼作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审视,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_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所作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切问题的重要性”要与时俱进,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

   [关键词]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林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

   [文章来源]《邓小平研究》2017年第3期

  

   中日复交四十余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毋庸讳言,近年来,中日互信缺失,普通民众相互好感度走低,两国政治关系持续低冷,并有向其他领域蔓延之势。对此,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在《日本学刊》撰文说:“对日关系几乎始终是(至少经常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上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

   面对当前中日关系严峻的事态以及延宕态势,包括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一员、说自己是“日中友好之子”的野田佳彦,一手导演了钓鱼岛“购岛”闹剧等,一些学者以至半官方出现一种“中日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说法,笔者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听到“中日友好是不存在的虚幻历史”的论调。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并深感“中日友好”没有过时,中日之间有重塑友好的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特别是中日友好思想,对于推进中日两国关系,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承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友好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代领导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的我国外交战略思想来看,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世界杰出的战略家和外交家,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和外交实践中,展现了他博大的胸怀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从1975年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到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线方针。他密切关注世界发展的潮流,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目标、原则、方针等思想理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邓小平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和新时期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邓小平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外交思想富有远见卓识。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又据以新的外交实践,提出了在对外关系中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提出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观点。

   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人类阶级社会的分析,提出了最大限度团结人民、孤立敌人的统一战线政策。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思想精髓得以传承和发展。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作了具体阐述和发挥。这一对日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不在广大日本人民,责任应由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来负,日本人民包括普通士兵也是受害者;在于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同广大日本人民,争取后者,孤立前者。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感慨地说道:“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这段评语是十分中肯的。

   周恩来同样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殚精竭虑。1956年5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日本五金机械产业工会代表团、日本机关报代表团时,针对日本政府的担心,说:中国接待日本客人,不打算宣传共产主义,我们只宣传一件事,就是中日友好。中日两国友好不是一方面的事情,而是两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广泛的要求。我们友好关系的基础是两国人民,而劳动人民又是基础的基础。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受到影响。……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比起日本来,还是落后的。日本是我们的老朋友,你们的长处我们要学,在科学方面、经济方面都要学。

   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相继去世。解决中日关系的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周边外交是他关注的一个领域。他亲力亲为,不断开创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在他的五次出访中,四次是周边国家,其中的两次即出访日本(一次是顺访),与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会见最多的是日本各人。

   1978年10月,邓小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高职务的国家领导人对日本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在新干线列车上,日本记者问邓小平乘车的感觉,邓小平回答了五个字“就是感觉快。”这句话虽直白,但很有意蕴,引发了人们的多种解读。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的访日密切关联:长期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宏大思想通过这次访曰的实际感触更趋成熟,更坚定了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心。于是,一场划时代的改革从此拉开大幕!

   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正如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表明的,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制定的,这就是同日本世代友好下去,向前看,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1987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双方正式代表时也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制定的。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

   建立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是我国历代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对日方针。正是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中日关系逐步发展到今天超越历史任何时期的密切联系与深度合作,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至习近平为代表的我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二、中日友好超过了两国间—切问题的重要性

   邓小平高度重视推动中日友好事业。他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亲密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为构筑中日友好的宏伟大厦,中国人民将不念旧恶,一切从新的基础上开始,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长远”是多远?邓小平的回答是三百年,以至永远:“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邓小平不仅于1978年10月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中日要建立长期睦邻的友好关系。在1981年6月18日会见佐佐木义武率领的日本众议员访华团时说,中日两国要友好、要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不管中国谁当政,也不管日本谁当政,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翻阅铘小平文选》和铘小平年谱》,在邓小平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讲话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是“中日友好”。邓小平所说的“中日友好”绝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长期的对日外交方针,这就是“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据笔者对《邓小平年谱》的统计,这个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表述,竟有17处之多。事实上,这个“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中日关系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还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邓小平上升到了“国策”的高度。1982年9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强调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长期的国策。

在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论述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文字有296个字,而且在报告中独立成段地论述美、苏在内的世界三个国家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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