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7-08-08 15: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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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宋汉章之所以后来应允递补为会董,是一部分会员和会董认为傅筱庵富有投机性,不能担任会长要职,力劝宋连任。宋“以各会董热忱挽劝,人非草木,焉能恝置”,只得表示应允。(48)总商会内部的拥傅派会员和会董,不断在报章发表文章强烈质疑宋汉章的资格,认为宋己不具备入会代表资格,即使当选并位列候补会董之首,也不能递补为会董,更不具有被选为会长的资格。总商会将宋递补为会董,属于违反法理的行为。拥宋派会员和会董也在报上接连载文予以反驳,认为总商会章程修订后己増加“凡曾任会长会董者,任满后仍认为会员”的条文,不论其个人意愿,宋始终不失会员资格,递补为会董完全合乎法理。两派在报上不停地相互攻讦,闹得满城风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7月5日举行的会长选举也出现激烈争执,少数拥傅派会董拒绝投票,在场监督选举的沪海道尹王庚延封存已投之选举票,“以手续方面既有讨论,决定延期数日,再为举行”(49),第一次会长选举宣告流产。

  

   此后,两派就宋汉章递补会董是否符合法理问题继续辩驳。第一次会长选举未果,曾议定五曰后再进行,但拥傅派会董“仍竭力主张须法律问题解决后,始可开票,否则任何人产生,均所否认。至另一方面,则以宋君物望才能,众所共仰,法律问题亦未有何疑问,故亦不认为有调和余地”。7月14日总商会召开会董紧急会议,经过近四个小时的争论,最后以举手表决方式,确认“宋汉章当然有会员资格”,并决定17日再次投票选举会长。但是,当总商会函请沪海道尹王庚延届时莅会监督时,得到的复函却是:“究竟前次发生异议已否完全解决,未准声复。倘使尚未就绪,临时再有异议,必致更滋纠纷,自应暂缓继续投票。”(50)

  

   许多商会在选举出现争执时往往会请官府出面协调解决,上海总商会也不例外。先是曾任总商会会长的朱谋三以及会董谢天锡(蘅牕)等4人致电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并呈巡阅使和省长,列举宋汉章在本届选举中之种种违法行为。(51)拥宋派的会董祝大椿、项如松等5人随即也致电何丰林,说明会长、会董任满后仍为会员早已列为总商会章程,宋汉章之会员资格完全符合法规。1916年的改选朱葆三依据这一条文得以当选会长,攻宋拥傅最力的谢天锡也据此当选会董,朱、谢二人“当时躬与其役,寂无一言,而此次轩然大波,日为剧烈之辩难,是否环境转移,黑白可以移位?否则恪守法规一语,当作何解?”(52)在此情况下,地方官府不便贸然表态,江苏省省长和实业厅电复上海总商会,要求遵照《商会法》第28条之规定进行,即职员退职除名及停止被选举权,须有会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得与会者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决议。同时,江苏省长公署还咨文农商部请予解释。据时人事后回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倾向于支持傅筱庵,(53)加之第二次会长选举时道尹借故不到会,导致选举无法按期举行,拥宋派会董会员更加愤慨。稍后,田时霖、闻兰亭、项如松等5名新当选会董又相继辞职以示抗议。(54)至此,上海总商会因选举风潮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始料未及的状况也使宋汉章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7月18日宋在《申报》上发表宣言,表露其心迹:“若为汉章个人计,原可辞不应选,以免除一切纠纷。惟以法律解释不得正当解决,此后仍无从遵守。此次双方责难,纯为法理之争,并无对人关系。汉章愚见,以为会务方面应正式呈请官厅解释,以期信守。将来官厅解释结果,倘认为不应递补,在汉章得遂初衷,自所深愿,倘认递补为有效,此后去就,深盼同仁本爱人以德之旨,应听汉章自由,不再加以督责。”(55)随后,宋汉章即回原籍浙江暂避风头。但是,由于官厅一时也难以解决,特别是会董辞职、会员出会致使总商会陷入危机,宋汉章又返回上海,公开发表启事,表示要在“最短期内偕本会同仁,开诚布公,速谋解决。(56)并与副会长一起到会办事,除以个人名义分函因选举风潮而萌告退之意的会董会员,致歉和表达挽留之意,还逐日面约各会董到会,商量解决方法。多数会董表示“赞成宋君之意,愿以会务为前提,牺牲意见,继续投票”。经进一步劝说,再加上虞洽卿、朱吟江等数位会董全力奔走调停,在征得全体会董同意后,总商会定于8月21日再次进行会长选举。是日下午3时,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选举在风潮发生近两个月之后终于得以举行。新老会董共35人,除有8人因故委托其他会董代为投票,另外27人全部出席。投票结果,正会长选举票共得35票,虞洽卿获19票,宋汉章获15票,顾馨一获1票,由虞洽卿当选;方椒伯得33票当选副会长。显然,虞洽卿当选会长是在两派争执不下、不得不另选他人的结果。

  

   两年之后的192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时再次发生严重争执。选举前傅筱庵为争做会长暗地联络部署,会董选举时甚至出现涂改选举票等舞弊现象,引起激烈论争。后因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出面干预,傅筱庵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了总商会会长职务。

  

   如前所述,在清末民初的总协理和正副会长选举时,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相互谦让,当选的总协理和正副会长大多以精力和能力不济表示难以胜任,希望另选他人。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却有人处心积虑地获取会长职务,甚至不惜采取违背选举制度规定的各种不法手段,致使商会出现不正常的选举风潮。1924年和1926年上海总商会的两次选举风潮以及后来的情况足以表明,随着政局的变化,商会的选举在实际操作中己难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正常进行,而是深深地受到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商会的选举制度仍然继续实施,但己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选举的结果更多地是受到商会内部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强弱的制约。这一变化,显然不能说是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正常的发展演变趋向,而是一种从常态向变态的演变。由此可以说,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的发展最终陷入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仝宏博提供稿件。

  

   注释:

   1.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迀: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116页。

   2.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第66—67页。虞和平也持类似观点,参见《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

   3.谢放:《清末民初苏州商会选举制度》,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5年10月,苏州。

   4.李达嘉:《上海商会领导层更迭问题的再思考》,《中央研宄院近代史研宄所集刊》第49期,2005年9月。

   5.清末的上海商会除商务总会之外,1905年上海南市商人还成立了沪南商务分所,宣统元年(1909)改分所为分会,1913年改称沪南商会,不久又改为上海南商会。1916年3月,根据《商会法》有关规定改组易名为上海县商会。本文所讨论的上海商会,主要是指清末的上海商务总会和民初的上海总商会。

   6.《欧美各地商会章程辑译》,《商务官报》第4.8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四月五日。

   7.《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次核定章程六条》,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50页。另,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会,后来的上海商会自身也将其历史由此算起。然而从章程的内容.组织机构的设立以及选举制度等各方面看,该公所与商会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8.《光绪三十年四月订上海商务总会章程二十三条》,《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66页。

   9.《直隶总督袁并商部对修改〈天津商会试办便宜章程〉的三点意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10.《上海商务总会致领袖领事工部局及洋商商务总会函稿》,《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68页。

   11.清末上海商会的议事规则中也采用“议事机密投筒法”,规定“议事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可者签名议簿,否者不必签名。倘事有不便明言者,可用机密投筒法。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单独的室内备黑白子两匣,”“与议各员鱼贯入门,各取一子至总理前投入筒内,可者取白子,否者取黑子。投筒毕,由总理倾筒取出,当众数明宣示”见《上海商务总会第二次暂行试办章程》,《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76页.可见,所谓“机密投筒法”并不仅仅只是用于选举,在其他方面同样也被采用。有学者认为,“机密投筒法”还不能说是不记名投票选举,因为选票虽不记名,但事先登记了某号选票分送某人,如果分送选票的人员不能做到严守机密,谁投了谁的票或未投谁的票完全可能外泄或事先查知,所以严格说来应是一种间接的记名投票方式。(谢放:《清末民初苏州商会选举制度》)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如果排除类似例外情况,单就“机密投筒法”的正常操作程序和方式而言,称之为独特的不记名投票选举或许也并不为错。

   12.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上海商务总会第二次暂行试办章程》,见《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70—72页。

   13.金贤采:《上海商务公所章程草案序言》,《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126—127页。

   14.《苏商总会试办章程》,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1页。

   15.《锡金商会发起章程》,无锡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内部印行,2005年,第46页。

   16.《上海商务总会第三次缮修章程上农工商部禀》,《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80页。

   17.《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奉农工商部扣》,《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80页。

   18.例如,上海商务总会公布戊申年(1908)选举结果时,即说明“共到选举票:三权者六十票,两权者四票,一权者二十四票”,本次选举“被举权数:李云书193、朱葆三190、谢纶辉189……”引文中的数字并无单位说明,显然均为选举权数。公布庚戌年(1909)选举结果时,上海商务总会更是直接统计每位候选人获得多少“权”见《上海商务总会选举权数及戊申年(908)被选举权数》.《上海商务总庚戌年选举议董》,《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101—102、103页。

   19.《上海商务总会第三次禀定详细章程九十二条》,《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83.84页。

   20.详见《上海商务总会备选戊申年(1908)议董台衔录》,《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96—99页。

   21.《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110—113页。

   22.参见《苏商总会通告选举规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66页;《锡金商会发起章程》,《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6页。

   23.《金贤采致沈联芳书》,《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第129页。

24.《上海商务公所章程草案序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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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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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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