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7-08-08 15: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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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其中第5条规定,每届选举时,“应先期十五日以前通知各选举人,并请所在地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派员届时莅视,即日当众开票。各当选人自受当选之通知后,逾十五日未有就任之声明时,得以票数次多者递补。(30)新《商会法》公布之后,各省商会相继依照该法修改制订章程,确立新的选举制度。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政府对商会选举制度的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如果说清末商部奏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对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民初农商部制定公布《商会法》,对商会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商会选举制度的具体实施效果似乎可以通过1918年上海总商会的改选过程来说明。

  

   是年9月21日,上海总商会第19期常会议定:“本任会长系丙辰阴历十月初一日接任,兹为期己近。拟于旧历九月初九日(公历为10月13日一引者)选举会董,九月十六日复选会长,十月初一日新旧会长交替。(31)随后的事项,是邀集各业领袖暨会董会员,编纂全体会董、会员同人录,做好选举所需要的准备。大约在选举前一个星期,总商会又在报上刊登选举通告并告知相关事宜。10月8日《申报》登载总商会通告会董会员及各业代表函:

  

   敬启者,谨按商会法第九条内开“总商会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会董自三十人至六十人”,又第十八条“会董由会员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由会董投票互选”,又第二十三条“会长、副会长、会董,均以二年为一任期”,各等语。是会长、副会长由会董互选,会董由各会员投票选举,各会员由已经捐资入会之各帮、各行、各公司、各商号公举。本总商会遵照商会法第四章选举,今届改组后第二届选举之期,以旧历九月初九日为选举会董之期,旧历九月十六日为互选会长之期,并定旧历十月初一日为会长、会董到会任事之期。兹特检选举票一张,被选名单一通,即请台端照章慎选,填写票内,于九月初九日以前送投本会选举筒内。届期并乞驾临本会监视,以昭郑重。事关选举,幸勿他却。

  

   不难看出,上海总商会在通告中特别强调依照《商会法》相关条文进行选举,并不惜笔墨反复转引这些条文,以便加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印象。

  

   选举前一日总商会又在报上刊登“启事”,说明“是日检票、报名、核数手续繁多,应请各位会董分别担任,以昭慎重。除分函外,用特专函奉邀,届期务祈台驾先时莅会为荷。(32)10月13日下午3时,总商会按期召开选举会董大会。从有关史料的记载中可以获悉,其选举会董的程序如下:1.摇铃开会;2.入席;3.公推检票、唱名,核数各员;4.开匦检票,报告实数;5按票唱名,记录被选举数;6.核算权数,报告当选姓名;7.摇铃散会。会上临时推定朱葆三等13人监视开票与报名核数,开匦检出共投253票,核算结果计当选会董35人,候补会董10人。其中当选会董得票数最多者为朱葆三,共234票,得票数最少者为钱贵三,共79票;候补会董得票数最多的是秦润卿和乐俊宝,均为79票,得票数最少的孙衡甫为50票。实际上钱贵三、秦润卿、乐俊宝3人所获票数均为79票,按照规定出现这种情况时,以当众抽签的方式决定其中一人当选。于是由周金箴当场抽签,确定钱贵三为当选会董,秦、乐2人“挨次候补”。(33)10月20日午后3时,总商会新会董又按期互选正副会长。除3人因故缺席外,32名会董均亲自参加投票选举。“先举正会长,开匦揭晓,朱葆三得三十一票,沈联芳得一票,系朱葆三君当选连任为正会长。未几各会董又选举副会长,当场投票后即开匦检票,沈联芳得二十九票,钱达三得两票,虞洽卿得一票,仍系沈联芳当选副会长。”(34)至此,上海总商会此次会董和正副会长的改选顺利完成。从清末开始,上海商会就与其他地区的商会一样,每届会董、总协理或正副会长选举之后,都将当选人及其获得多少选票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予以公布。

  

   需要指出,《商会法》虽促进了商会选举制度的发展变化,但并非达到完善的程度。由于《商会法》对有些方面的规定不细致,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规定正副会长、会董任满后又再次当选,可以连任,以一次为限,但未具体说明正副会长和会董的任期是合并计算,还是分别计算,即会董两届任满后虽明定不能再当选会董,但是否可以当选正副会长却无明确规定。正因如此,导致各地商会做法不一并时有争议。1920年3月,农商部又发布训令对此做出补充性规定:“会长、副会长与会董名称既殊,职务权限亦各不同,依商会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其任期当然不能合算。嗣后各商会于改选之时,所有会长、副会长及会董职任,应即各归各算。(35)训令公布后,有些商会对此仍有疑义。1921年2月大理院肯定农商部的训令与《商会法》无抵触,并进一步说明:“当选与连任系属两事,商会法只限制连任会长、会董之再行连任权,并未限制其再行被选权……故连任之会董,虽不得再行连任,但依法仍得再行当选,当选之后,并得加入互选,当选为会长。至连任之会长,得被选为会董,尤属毫无问题。(36)

  

   经过如此反复,对这一问题似乎不应再有争议,但上海总商会在选举中遇到该问题时仍有人提出异议。1924年6月穆藕初与上海总商会之间就此问题曾数度进行问答辩论,穆氏认为会长和会董既然按《商会法》之规定均只能连任一次,“若会长或会董接连两任,则当然受第二十四条之约束,不能借口于会长与会董职权不同,而二次任满之会董,仍享有选举被选举之权利也。即以选举法而论之,夫选举之有效与否,全视选举人之资格合法与否而定之,则会董于选举之前,必须正式就职,所投之票方能有效。会董既己就职,则显然违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即使选举后退出,而违法就职之咎岂能避免。(37)就法理而言,不能说穆藕初的质疑毫无理由。上海总商会实际上也无法做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坚持以农商部批示和大理院的解释为依据进行回答。面对这种情况,上海总商会深感要想彻底解决争议,只有修改《商会法》有关条文,“此项部令院函与其谓为解释当否问题,毋宁谓为立法需要问题”(38)。农商部也于1923年向国会提出修订《商会法》,欲将连任条文中“但以一次为限”删除,但时逾一年国会置而未议。上海总商会议决连同全国商会联合会各省事务所,呈文农商部催请国会议定公布,“以为根本之解决”。可见,农商部一方面通过颁行《商会法》推动了商会选举制度的发展变革,另一方面因考虑不周又在某些方面给商会的选举带来争议,这从侧面体现出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发展演变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三、上海总商会领导人选举发展演变的新趋向

  

   以往有关论著都批评经济实力雄厚的商董想方设法长期把持和垄断商会领导权,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预设前提,即在主观上认为工商界上层人物都无不迫切期望成为商会领导群体中的一员,进而觊觎商会的更高领导权以便从中谋取私利。然而上海商会领导人当选之后的实际表现并非如此。由于商会的会务相当繁杂,担任商会领导人必然会付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难免影响自己的业务经营。例如上海洋布业商董邵琴涛担任第六届(1910)商会协理一年后,在第七届选举前又被公举为该业商会代表及会董候选人,邵琴涛力辞后还在报上公开刊登启事:“鄙人自承同业举充商会代表,并荷商界诸公推任庚戌年商会协理,业经一载,兹因营业事繁,不遑兼顾,己将振华堂洋布业商会代表当众辞退,业蒙同业诸君俯允,为特登报布告,伏祈公鉴。”(39)周金箴1909年连任上海商会总理之后,也致电农工商部表示:“上顾部章,下顾商情,本不敢饰词诿卸,惟念晋镳承乏会务一年毫无裨益,比又身任多役,力难兼顾。仰恳宪恩,俯准辞任。(40)在此之前的1908年,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协理李云书还曾代表会董上禀农工商部请求改订选举章程,希望从制度规定上解决会董连任太久、负担过重的问题。禀文提出的理由是:“惟各董各有本业,必强令舍己从公。一年不己,至于再;两年不己,至于三年四年或且五六年。担任义务,旷误营业,谅各商意亦有所不忍。”(41)这可以说反映了许多商会领导人的心声,连农工商部也表示理解并同意此后会董改选时,按照确定的比例将一部分原有会董不列入候选人名单。近年有学者详细考察了上海总商会主要领导人当选后辞不应选的情况,证实“上海商会总理、协理或议董的职位,并非人人汲汲营求、觊觎的目标”。(42)

  

   改选时按一定比例将原会董不列入候选人名单,意味着在每届改选后都会有一定比例的新会董当选,这是商会选举制度中并无明确规定,但在操作实践中实施的一项新举措。此办法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会董因营业繁忙不愿连任的问题,但实施之后也会带来新的困惑。1916年5月上海总商会改选后,当选正副会长的宋汉章、陈润夫二人辞不应选,照章推补得票次多数之正、副会长沈仲礼、张知笙也不愿就任,只得议定请原会长继续维持4个月。这种状况对商会的正常运作不无影响,在准备重新选举正、副会长的同时,上海总商会又呈文农商部称:“拟于本会章程第五章第十条加入一项,其文曰:凡曾任会长会董者,满任后仍认为会员,庶范围较广,选举不至困难。(43)农商部批示:“查商会会长、会董满任后,非有特别情形自请出会及有商会法第七条情事之一者,当然仍为会员,本不必于章程内另行规定。惟既据呈请另加一项,亦无不可,应即准予备案。(44)同年10月,上海总商会拟重新进行选举,并于选举前发布通告,特别说明本次选举将“推广选举范围“一、凡曾任会长会董者,满任后仍认为会员;一、凡会友均改为会员,庶范围较广,不至困难。”(45)10月25日上海总商会顺利选举会董之后,定于30日选举正副会长。因时间紧迫,选举票到场分发,不先函送,要求各位“当选人齐集本会,当场投票,以昭郑重。……万一公忙无暇,委托代表到会,俾会长早日举定,则会务有人主持也。”(46)30日,上海总商会全体会董按期举行会长选举,先选会长,朱葆三得24票当选,次选副会长,沈联芳得25票当选。

  

   在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的选举实践中,并未出现过严重的舞弊和贿赂等违法行为,但稍后也曾发生过争执。1924年6月的换届改选即闹得沸沸扬扬,演变为上海总商会历史上的一次选举风潮。从表面上看,争执缘于前任会长宋汉章的资格问题,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两派之间对上海总商会权力的争夺。宋汉章1922年6月当选会长后就曾以“身任银行专职,实属刻无暇晷”,“才力不济,殊难胜任”等理由,表示不愿应选,后经全体会董力劝勉强应允就职。此次改选前,上海中国银行致函总商会,说明宋“今因病后不堪繁剧,坚向敝行辞去代表会员之职,兹特改推史久鰲君为敝行代表会员。惟宋君现任贵会会长,在六月底以前任务尚未终了,应请自七月一日起解除代表会员之职”(47)。但1924年6月15日的总商会选举,宋仍获得99票,位列候补会董之首。因身任银行公会会长的盛竹书以及数人当选会董后辞职,按惯例应由宋首先递补,而宋以己辞代表会员之职婉言相拒,只能由排在宋之后的当选候补会董递补。6月27日,中国银行又致函总商会说明史久鰲已辞入会代表之职,仍改推宋汉章为入会代表,在另一当选会董王一亭辞职后,总商会将宋汉章递补为会董。

  

宋不仅递补为会董,而且在即将进行的会长选举中连任的呼声也很高,于是引起傅筱庵等人的不满。傅系中国通商银行行长,也是当选会董,在宋辞去代表会员资格后即有意竞选会长,现在宋又递补为会董并成为会长候选人之一,成为傅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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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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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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