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17-08-08 15: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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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会员的年龄资格也从30岁左右降为24岁以外。同时,又补充规定了总、协理的连任次数,以三次为限。(14)除总会之外,有些商务分会也仿照上海商务总会以选举的方式产生总理和会董,如江苏锡金商务分会即是如此。(15)

  

   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上海商务总会对选举制度又做了新的调整。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上海商务总会改选之后,李云书(厚祐)任第三届总理、孙荫庭(多森)任协理。次年四月上海商会为修订章程事宜禀文农工商部,阐明修订章程的必要性,并说明章程修订之处己分送全体会员及各业商董详细讨论,并举行特别大会,当众宣布,得到全体赞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禀文就选举制度的具体修订条款进行了特别解释:“原章选举一条,文义太简。默揣各省商会之振兴,全赖群情之踊跃,除名位、责任悉照旧章不敢更易外,拟请凡捐助会费至三百两以上者,得选举三权;二百两以上者得选举两权;不满二百两者得选举一权。”之所以作此修改,其目的是“于权限之中仍寓鼓舞激扬之意”。(16)五月,奉农工商部批示:“所呈续修章程九十二条,纲目井然,核与原订章程更加详备,应即准其刊印分送,俾众周知。至选举一条……于増订权限之中仍寓鼓舞激扬之意,所议甚是,亦准照行。”(17)根据捐助会费多少的差别,确定选举权数的不同,这是商会选举制度中的又一重要变更。此次修订的另一变化是将会友分为领袖会友和一般会友:“业经捐助商会经费己为会友,其本帮或本行常捐数未至三百两者,经本帮或本行公选为入会代表,会众定议许可者,得为本会领袖会友。”会员和领袖会友“均有选举议董之权,惟选举权限分为三等;会员得三权,领袖会友捐助常年经费数至二百两以上者,得二权;一百两以上者,得一权。根据这项规定,上海商务总会每次公布选举结果都是首先说明收到三权者选票、二权者选票和一权者选票各有多少张,然后列出各位被选举人获得多少“票”,实际上也就是多少“权”。(18)但会友年龄未满20岁者,不得有选举权。当选总、协理的年龄限制从40岁左右降为35岁以上,其连任次数也作了明确规定,“连举者得连任,惟不得过两任”。(19)

  

   上海商务总会根据会员和会友所捐会费数额确定其不同选举权数的规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以往论者批评商会以各行帮缴纳会费的多少确定推举会员的数额以及选举权数的差异,认为这明显是有利于经济实力雄厚的行帮,致使这些行业的商董得以占有较多的会董位置,并垄断总协理和正副会长要职,经济实力较弱的行业则难以问津。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全面分析。商务总会反复强调这一规定是“于权限之中仍寓鼓舞激扬之意”其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鼓励会员和会友捐助更多的会费,从而解决活动经费不宽裕的难题。上海商会自知作此修改需要慎重,不仅事先刷印清单分送全体会员及各业商董详加讨论,在特别大会上当众宣布时也得到一致赞成,后来连农工商部也认为“所议甚是”,批准照行。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并未发现中小行业对这一规定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因此,至少可以说上海商会对选举制度的这一修改,并非少数领导人的独断专行,而是履行了修改章程所必须通过的一系列法定程序。

  

   此外,是否某个行业的会员多就必然会拥有更多的会董,这也需要具体考察。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上海商务总会改选第四届会董和总协理,根据选举前的统计,上海商务总会时有会员66人,均具备会董选举和被选举资格,其中确有少数行帮或企业占有较多的名额。如南北市钱业3人,轮船招商局3人,洋货商业公会3人,电报总局2人,振华堂洋布公所2人,南帮汇业2人,户部银行2人。而本届选举的会董包括总协理在内共18人,(20)其中,南帮汇业和振华堂洋布公所均有2名会员,并在选举中都当选为会董,说明经济实力雄厚的行帮捐助会费较多,会员名额也较多,对于其在会董中所占的份额确有一定影响。但是,这一因素只能说是为这一结果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轮船招商局虽有3名会员,最后却无一人当选为会董;南北市钱业和洋货商业公会也都有3名会员,分别仅有1人当选会董。当选为总、协理的周金箴和李云书,也不是出自于会员人数最多的行帮或企业。另外,宣统元年(909)三月上海总商会改选第五届总协理、会董时,轮船招商局、大清银行也有3名会员,而当选会董者仅各有1人,被选举为总、协理的周金箴和严子均,同样也并非来自于会员人数最多的行帮或企业。(21)这说明,并不是某个行帮或企业的会员越多,当选为会董的人也必然会更多,也并未因此而形成把持商会大权的垄断地位。苏州商务总会、锡金商会等也都先后根据缴纳会费的多少确定会员和会友不同的选举权数,(22)同样没有引发反对意见,这从侧面说明上海商会的新规定在当时有其合理性而被工商界所接受。只是到了民初,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二、民初上海商会选举制度的曲折演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之后一部分工商界头面人物认为,原商务总会系清朝商部批准成立,应另立新商会,遂发起组织上海商务公所,使沪上一时出现了两个全市性的商会组织。虽然名称不同,但这两个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并无二致,同时存在既无必要也易引起诸多掣肘。于是,不久之后上海工商界又多次商议两个组织的合并以及商会改良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开始有人对选举制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今就实事言之,既以改良为宗旨矣,则商会前所办理之事,凡有不甚合法者,窃以为宜趁此机会改革而纠正之,不宜以其经手未完,一概赓续之也”。(23)

  

   对选举制度的意见,主要集中于前面提及的以捐助会费的多少,确定各行帮会员人数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问题。有人指出:“沪会有所谓会员者,得举为议董。不论一帮一行,帮或数百家,行或数十家,凡岁纳白金三百两以上者举会员一,六百两以上会员二,九百两以上会员三。个人纳银三百两亦得为会员,亦得举为议董,不足三百两只得为会友,不得为会员,不得举为议董。若其资格所在,仍仅仅在此三百金也。虽曰举,邻乎鬻矣”另还指出,对各行帮缴纳会费数额的规定也不公平,“其营业之大小,范围之广狭,弗之区别。若惟计其所举会员多寡按数而输之值也。(24)

  

   1912年初,商务总会在报上刊布“并合商务总会、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就商会选举与会费等问题提出改良方案,公请讨论商议。关于选举问题,意见书说明:“当时,以会费多寡规定资格,为整齐资望起见,未尝不是。然以被选之人不多,致有商会议董出资捐做之诮。拟改良的办法是实行“各业普通选举”:即调查各帮各行,入会之商先行挂号入会,由入会各业行号每家举其经理或店东一人代表为会友。每届选举之期,如入会各业行号共有1000家,则发选举票1000张,于入会代表1000人之中普通选举会员100人,再由会员100人中复选办事会董40人,正副会长3人。其个人入会,须有正当营业,关心公益,赞助商会事务者得为会友,有被选会员、会董之资格。旧章规定选举总协理2人,议董19人,议董额定太少,“又皆公忙,不克分担义务”,因此拟加倍选举。关于会费,“旧法系各帮各行分投担任,或店少而费多,或店多而费少,颇有畸重畸轻之弊……现改为各业普通选举,则会费亦应变通。具体拟分为以下五等:凡挂号入会之行号店铺,经营较巨者每家每年入会费交银60两,其次48两,又次36两,又次24两,最少12两。各帮各行仍由公所或会馆分别收缴,其无公所会馆统属者则由商会径向收取,个人入会亦至少年费12两,公司局厂年费100两。(25)

  

   经过多次商议,是年2月商务总会和商务公所实现合并,公定名称为上海总商会。5月,新成立的上海总商会举行选举(即上海商务总会第七届选举)选举之前,上海总商会发布修改入会、会费、选举章程,说明“本总商会另订新章,附呈查照,是否仍愿入会,务祈于四月五号以前复会,俾便汇刊选单,再行分送。新订缴纳会费标准及选举虽与上述“并合商务总会、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所说不完全相同,但与以前的规定相比仍有较大改变。其具体办法是:“一、各业会馆、公所团体入会者,会费仍照旧章。惟向例仅举业董一二人代表入会为会员,现拟普通选举,即于各业团体中按营业之大小、会费之多寡酌定推举代表之人数;一、各业团体出会费至一百两以上者,得举会员一人,以多至十人为止;一、各业商号商人不附入团体、单另入会,会费酌分三种,一百两、五十两、三十两。每年担任会费五十两以上者,得举其店东或经理人入会为会员;三十两者,得举为会友。会友有选举权,会员有被选举权……一、会员由各业普通选举,分别入会注册,即由入会会员复举会董三十一人,再由会董公举总理一人,协理二人。”(26)

  

   从文本上分析,这一新规定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以前的选举制度进行了较大修改,一是实行“普通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较诸从前大大増加,范围也相应扩大。按照过去的规定,仅人数不多的会员拥有选举权,某行某帮捐助会费300两以上才得推选一名会员,900两以上也只能推选3名会员,现在各行帮捐助会费100两以上即可推选一名会员,至多可推选10人,会员人数明显増加,参加选举的人数自然也相应増加。二是会员捐助会费的标准明显降低。特别是未附入团体而单另入会的商家,过去一般都因难以承受每年300两的会费而无法取得会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多只能成为会友,仅有推选会员的选举权。现在单个商家捐助会费50两以上,即可推举其店东或经理1人成为会员。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制定《商会法》的举措,也成为上海总商会和其他商会不得不变革选举制度的强制性外来推动力。1912年11月北京政府工商部举行临时工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工商部拟订的《商会法》草案,工商界代表提出不少修改意见,要求工商部重新修订。同年底上海总商会收到工商部寄到的工商会议录,内有商会法决议条文,规定商会各职员两年一任。总商会将该项条文印送全体会员查阅议复,最后经常会议决:“本总商会系商务公所改组,成立于民国元年。总、协理则于六月一号任事,为本总商会第一任之选举。应照新商会法两年一任,以免参差。于民国三年三月一号为二任选举期,六月一号为第二任总、协理任事期,以后即如法办理,著为定章。”(27)这只是选举制度中一个小小的变动,而且有商会法决议案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因此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不过,《商会法》的正式颁行却促使商会的选举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革。1914年9月,经参政院议决的《商会法》及施行细则相继公布,但因未将1912年成立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原有商务总会列入,受到海内外商会抵制。1915年底北京政府接受商会要求,公布了新修订的《商会法》。按照新的法律,商会选举制度在两个方面有显著改变:一是取消了此前许多商会根据会员缴纳会费数额差异确定其不同选举权数的规定,不管缴纳会费多少,每“一选举人有一选举权”,(28)二是改变了不记名的“机密投筒法”,采用记名投票法,“由选举人自行之”。(29)此外,《商会法》规定“总商会、商会会员不限人数”,凡属商会所在区域内公司本店或支店之职员,为公司之经理人者;各业所举出之董事,为各业之经理人者;自己独立经营工商业,或为工商业之经理人者,均可成为总商会、商会会员。同时,《商会法》未列会友名目实际上是取消了商会会友这一层次,所有加入商会者均为会员。实际上,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相应得到扩大。

  

1916年2月北京政府又公布了《商会法施行细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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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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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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