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山西票号之父——雷履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8 13:04:34

魏文享 (进入专栏)  

   明清时期是晋商的辉煌年代,晋商能够享誉天下,并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达至鼎盛,与其在票号经营上的成功密不可分。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承揽汇兑及存放款等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在近代银行产生以前,票号是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不仅民间贸易及借贷极为赖之,就是官府税金的调拨和结算也要借助于它。为何票号通称为“山西票号”呢?原因在于这一经营形式不仅是由山西人所创设,也以山西人的经营最为成功,制度最为完畜。汇通全国,聚散由晋。票号总庄林立的祁、平、太三县,俨然成为中国民间金融网络的中心。后来其他地区所设立的票号,多仿效山西票号的经营方式及管理制度。

  

   要说到成熟的票号经营形态及山西票号的开创者,基本公认是山西平遥人、最为著名的票号“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雷履泰并不是“日升昌”的东家,何以他能够创设第一家票号,这一经营方式为何又会风靡山西,引领全国呢?

  

   顺势因势,创设票号

  

   雷履泰,约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平遥细窑村(今龙跃村)人。雷履泰虽然出身经商世家,但幼年时他颇有经商的慧根,眼光敏锐,识见独到,再加上踏实守信,善于交际,经营应对,并无困难,倒也不愁吃喝,但要得到重用,却没有适当的时机。

  

   “日升昌”的东家是李大全,日升昌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当时雷履泰在一家名为宝房的赌场做事,李大全无事常往赌钱,对任宝房“把式”的雷履泰的行事风格颇为欣赏。想到父亲经营的颜料庄的伙友中正缺乏这样的干练精明的人才,于是邀请雷履泰到西裕成就职。李大全虽然年纪比雷履泰小很多,但在商业经营上也很有独到的想法,一心想往外扩张,壮大家业。二人互吐心声,颇为相投。嘉庆年间,纺织业的进步已经带动颜料业的发展,雷履泰提出“根基平遥,中转汉口,京津开拓”的发展思路,李大全深为认同。嘉庆十五年,李大全向父亲提出派雷履泰前往汉口执领号事,雷履泰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嘉庆十九年(1814年),李大全又调雷履泰到北京任西裕成分号经理,充分授介事务决断之权。雷履泰发挥己长,泛结交官吏富商,多方开拓业务,还通过参与社会救济来扩展商号的声誉,西裕成的业务量得到迅速提升。不久,财东李文贵逝世,李大全正式接掌号务,急调雷履泰到总号,任大掌柜。到任后,他依据全盘商业计划,对总号和各地分号的人事及管理制度进行整饬,使西裕成的经营成本大为下降,而效率则获得很大的提升,成为山西最为重要的颜料商之一。

  

   当时,西裕成颜料庄除在达蒲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外,在北京、天津、汉川、重庆等地都设有分号,从事颜料的贩运与买卖。由于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银钱多用镖局押运,成本极高,风险又大,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平遥总号,于总号取款兑付。这种异地拨兑,初仅限于亲友之间,不取费。后来要求拨兑者不断增加,为保成本,开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雷履泰在此间发现商机,在于东家协商后,决定开办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票号史料》载,嘉庆道光年间,雷履泰“在津账卖铜碌,运售四川,所得之款。由川兑津,收零星汇兑,利益很多,从此引起汇兑一业”。另有说是雷履泰久驻北京,“恒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深得各显贵之信任”,始而委办以事,继则信托以款,不数年而营业盈余达数十万。因赈运货物,无以容纳此巨数款项。于是以余资添设分号,替人汇兑。两说在时间点上有所差异,但并无矛盾。都说明此时汇兑市场的需求正在急剧扩大,雷履泰则敏锐的意识到了其中的商机。

  

   大约在道光三年,雷履泰与李大全正式设立日升昌票号,李大全出资三十万两,雷履泰参股二万两,由雷任总掌柜。总号虽设于平遥,特以事之起源,在于北京,且北京存款多,责任巨,故于各分号之招牌上,通加京都二字,以志起源。对于雷履泰创立票号的功绩,后世多有肯定。山西票号史料载王之淦《票庄实事论》一文说:“平遥有雷履泰,人才超众,眼光远大,以汇兑一业,准可发达,遂将日升昌改组为汇票庄。”

  

   汇通天下,日升则昌

  

   日升昌创设之后,雷履泰严格厘定开票汇兑规则,“其法出一支付之票,持之所正地之分号或联号,如数兑取现银,故名票号。而汇款时按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于所汇数目之外,另加汇费,名日汇水。只烦一信之通,巨款立即照付,其别于镖局保送,费省而事稳,各商便之,莫不趋之若鹜。”而其他众商,纷纷效仿。雷士炜《票号纪略》一文中说,“有即改设者,有集资而专设者,平遥设立十余家,莫不获大利者也。究其发展之原理,营业以信义和平为宗旨。伙友以团结精神为必要,号章严密完善,历来经理用全副精‘神,始立永久基业。”票号的设立迎合了日益发达的商业贸易的需要,也因此开创了一个奇迹辈出的行业。

  

   继日升昌后,于是太谷、祁县,介休、榆次商人纷纷仿效,形成山西票帮中平遥、祁县甲太谷三帮鼎立的竟争态势,票号成为清末重要的金融组织。正是由于他的开创作用,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寿诞时,平遥商界赠“拔乎其萃”金字牌匾,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功绩。

  

   雷履泰虽然不是大股东,但由于其首创之功及杰出的经商才智,得以充分执掌号务,再加上与店东交谊深厚,信任有加,竟至在日升昌任大掌柜数十载,也因此打造了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辉煌。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日升昌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成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无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

  

   规模在扩张,利润也在迅速攀升。据史料记载:“该号昔年股本银屡年增加,每股一万两,共三十股,总共资本只十万两。有人力股俸三十余股。该号屡年所得之利。以四年一账为开股份之期,每账每股若干,初开为数百两,后一二千两。四五千两至一万余两,最多开过一万六七千两。”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

  

   在日升昌的发展中,雷履泰一度与协理毛鸿翔发生矛盾。此事难论是非但因雷履泰显然更得东家的信任,毛鸿翔只好请辞出号,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吕拟组票号,即聘毛鸿翔为总理。毛鸿翔也是一位商业干才,在他的辅佐下,侯氏蔚字号也发展迅速,成为与日升昌井肩的对手。但雷、毛二人都是讲求规则的人,竟争之中井非你死我活,两号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山西票号的全面兴盛。

  

   雷履泰在日升昌中的巨大影响力终身保持,这也是日升昌得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到晚年,雷履泰更加强调以德立店和以规律人,整顿店铺规章,严格执行奖惩政策。不准本号商人买官补实缺、赌博纳妾收受贿赂、欺诈勒索。如有违者,立即出号,永不录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之后,日升昌继续实施他所厘定的经营方针,保持了数十年的繁荣。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外国经济的入侵及战争的破坏,晋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新式银行业兴起之后,票号更是受到致命冲击。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票号在挤兑凤潮中倒闭。日升昌虽然渡过此劫,但其发展的空间已经远逊昔日。1925年,日升昌改组为钱庄。

  

   在日升昌的飞跃过程中,雷履泰个人并未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但是他堪称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为成功的CEO。他创设了票号这一新式的经营模式,并在日升昌进行了最为成功的实践。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8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同学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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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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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竞争力》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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