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鸿飞天涯思无穷——从《鸿爪集》看章开沅先生与中外学术交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6:56:31

魏文享 (进入专栏)  

   苏东坡的《和子由滝池怀旧》很早就曾读过,“雪泥鸿爪”的典故也已印在记忆里。一般用得较多的是前四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悠悠人生,飞鸿过境,爪印雪泥,雪下无痕,空旷苍凉,最易无端惹悲情,勾引起对过去及生命意义的无限思绪。若再见到后四句,“老僧已沐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那历历往景更是涌上心头,但物是人非,好景不再,昨日走过的多少印迹,或许自己还记得一些,但能够真正留下的又有多少呢?这首诗既怀兄弟情谊,又诉人生感悟,其弟苏辙显然深有所感。他在回和的《怀渑池寄子瞻兄》中写道,“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苏氏兄弟互寄此诗时,已是人过中年了。中年后的诗中,岁月的痕迹总是很重,经历过人间悲喜饱受过名利洗涮后的那种深邃与了然往往自然流露,引人感怀。想来章开沅先生在不知多少次重读此诗时也被深深吸引,于是将其引到自序里。一翻开《鸿爪集》时,这首诗也引导我忘却时间的差距,让我能够将所了解的他历史与其思想融合起来,走向一个学者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走入逝的岁月河流中。如此,书中那些敏锐难抒的识见,那些波的宽^忧思,那些纠缠不清的冲突和激愤,那种开窗放人大江来令和激情,都踏破冰河人梦来。

  

   这不是一个人的回忆,也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在《鸿爪集》中他以真实的笔触写下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行踪和思想,记录下了他在北美、日本和台湾的思见,他对史学、文化及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陪伴在侧的还有海外访史的文献收获和他自己的连篇故事。日记、演讲、杂文、故事一一开列,学术与社会的思考穿透其间,这部文集几成为他的“断代性”的人生小传与思想自述。尤为可贵的是,我们可以由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外萍踪了解

  

   到大陆与海外学术交流史中的艰难历程。《鸿爪集》全书共分思言篇、萍踪篇、拾贝篇、故事篇四个部分,从总体上看,不论在时间或者是主题上,它都可以说是章开沅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实斋笔记》的续集。(《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实斋笔记》汇集其早年回忆、海外学记及一些学术杂文,在海外行踪部分,《实斋笔记》所记主要为20世纪80年代出访情况,本书则侧重的是1990年后的情况,二者可相互映照。在治史偶感方面,亦无重复,而是另有卓见。虽然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我还是喜欢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读。至于起点,那就从孤鸿远飞的那一年开始吧。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渐多,章开沅先生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1979年,他初访美、日,后又数次赴美、日、新加坡等国参加学术会议,与众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结下前缘。但均为时短暂,未能尽兴,即在耶鲁发现之贝德士文献亦无暇细阅,惟留牵挂。在1990年8月直至1994年间,他又先后赴美、日访学任教,此客居海外前后将近四年,令他自己也颇有海外浮萍之感。其实,青年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早使他“颇有感于自己也犹

  

   如浮萍,随波逐流未知所已”,但所悟不深,及至耳)顿之年,“才明白如白驹过隙,生活的踪迹也无非如同飞鸿在雪泥上偶然留下而已”。(第2页)1990年的深秋,他寄住在普林斯顿社学院蟠音宿舍,这—座专门用以接待海外传教士的古色古香的,我孤身独居顶层,仰望蓝天白云,俯视芳草如茵,每日与松鼠、白鸽为伴,邻居全是素不相识的欧美白人”,这也行的感觉更为强烈,这样的寂静最令人感慨,“特别是秋雨连绵的深夜,更不免传统文士身世家国的感喟。”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无论身在何地,波澜总难平。恰好出国前在国内也遭遇到不顺境况,出国后又感受到中国在国际所受到的压挤,难免触目伤怀。“九万沧溟掷此身,谁怜海外一逋臣”,王韬的心弦又在他心中拨动起来。斯时,虽然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已经有所增多,但在实质上的学术对话则非常之小。在1990年前后的特殊时期,中国的国际处境更显孤独。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学术的交流。身置海外,这种感受更为真切。而自身与近代中国史学相依偎,客观上成为了一个桥梁的角色。他不仅有意识地放眼了解的是西方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及观点,同时又不能不代表着大陆史学界的声音。在这种特殊情境下,他的北美羁旅、滞留扶桑就成为中外学术交流小史的映照了,而台湾情缘则恰当表现了海峡两岸学界间那种剪不断理还难的文化血脉。

  

   四年之间,在研究教学之余,每日均有简单记事,章开沅先生言之为雪泥鸿爪,但对于当代史学而言,则是珍贵的史料。在其中,可以看见众多海外汉学名家的身影,了解到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关注和态度,也了解在由隔离走向交流的过程中潜在的阻碍和涌动的大潮。1990年12月27日,始到美国就受到老友高慕辄(Michael Gesster)的热情接待,除偶览风情,更多时间则投入到学界的交往之中。(第123页)美国是一个各国学者交流的集中地,不仅有印度、菲律宾、日本及欧洲各国学者,就是大陆学者也偶有相遇。经常举办的专题报告所讨论的何题也十分广泛,中东问题、朝裔问题、日裔问题等,但中国大陆学者似多为短期访问,参与程度不是很高。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大陆与海外交流的真实程度,有所交流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但中国文化显然也具有极大的魅力,章开沅先生在各大学发表多场演讲,反响均极为热烈。在俄亥俄州大学演说对史学研究反思的相关主题时,一对老年夫妇还冒大雨开车百余里送两位年轻学者前来听讲,热心令人感动。海外学人自组织的活动也相当之多,对日索赔会仍顽强地坚持活动,表达着中国人的正义呼声。现在,国内的民间对日索赔与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正在蓬勃发展,想必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吧。

  

   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中,大陆与海外学界既有互相参与但又仍存隔离的情形同时存在,这在辛亥革命及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讨中有所反映。1991年8月28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夏威夷召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也是海外及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1981年,曾举办了70周年研讨会,但两岸间没有形成对话。在80周年之际,在异国竟不期而遇,形成了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次“碰撞”。首次正面交流竟在第三地,这或许正意味着当时两岸学界的微妙之处。故章开沅先生与张朋园先生相见,均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感。在夏威夷大学中西文化中心,两岸学界意见分歧但并不妨碍热烈讨论,且历来歧见甚深之问题(如孙中山三大政策)渐有趋近之势,两岸学者已增进互相理解。(第136页)关于其中曲曲,今日看来,也成为两岸学者间动人的回忆。两岸及与海外学界之间往来频繁,共同促进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不料,在孙中山是否签署了辱国文件的问题上,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辩,政治与意气之争冲淡了学理和实证的讨论,最终不欢而散。(第137页)这虽是个例,但不论是在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中西学界、还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都有政治的空气弥漫。学者个人不能超越国家和政治,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如果不能放弃政治意气,那么交流也是无益于学术的进步,反而由此引起了不愉快。如此相见时难别来易,只有一江春水枉东流了。

  

   而在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研讨中,中国学者的缺位则凸显了缺乏学术交流所带来的问题。1992年5月9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周锡瑞、黄宗智、魏斐德、罗威廉等都参加。罗威廉肯定中国明清以来已存在公共领域,而魏、黄等则表本否定,认为把17世纪英国、18世纪法国的情况套在中国身上是不妥当的。这场争论无疑只是开幕,在此后与会各家都发表了篇幅众多的文章来阐释他们的观点。但在当时,在海外学界激烈讨论中国市民社会问题之时,中国本土学者却由于信息交流太少,对于情况知道不多,真正参与其中的更不多。虽然这一问题的讨论到今天仍未有定论,但当时没有中国学人的参与问题的深入肯定受到影响。当时在座的章开沅先生评论说,“很多是在概念上兜圈子,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剖析似不够深入。”这话实为中的。当时,在章开沅先生倡导下,中国商会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关于商人社团的研究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研究不仅是一个延续,也初步描绘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状况。虽然不可实体化,但对于判定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形态及其特性方面却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学术信息显然也未被西方学者所熟知。几年之后,不少中青年学者以近代商会及其他民间社团为主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透视,使大陆学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极大促进了这一问题的深入。学界常言,言国外学者往往提出问题,而中国学者往往趋步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学界的悲展。但如果了解到大陆与国外学术交流几十年的中断、大陆史学曾受政治左右而停滞的实情,就更能领会近二十年的进步。只有在了解他人和外界观点的时候,才能在此基础上更上一步,所谓登高才能望远,正是此意。从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虽然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问题仍无定论,但围绕这一主题,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究等方面的进步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此后,章开沅先生先后前往韩国、法国,与韩国汉学界的代表高炳湖、闽斗基,法国汉学家白吉尔、巴斯蒂交游。在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研究方面也有所得。1993年6月到8月间,他至日本访学。与前不同的是,交游讲学非常顺畅。数场报告与演讲的主题均围绕辛亥革命进行,先后做关于《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关于孙中山研究之思考》,与井上清、岛田虔次、野泽丰、小滨正子等新旧老友交谈极其和谐,并多有讨论。大致所交游者多为日本较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个人之感情当然能够消弥分歧,但如果不能够真诚相待,真正的友谊也难以建立起来。或许至1993年,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又有所深人矣。

  

1993年8月到1994年4月间,章开沅先生在台湾,“从美国一到台湾就又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第189页)海外飞鸿的感觉或许因此倍减,与蒋永敬、张朋园、胡春惠、张玉法等老友相聚也份感亲切,但由此引来有人“侧目相看”则表明两岸间那湾浅浅的海峡并非可以凌空飞渡,两岸关系仍然可能影响到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虽然他并非首次到台湾,与台湾史学界也并非不熟悉,但仍不得不承当大陆学者“代表”的角色。能为“代表”,在平常为光荣,但在当时境况下则只会感到压力。1994年9月9日在国史馆主办的第二届民国史专题学术会议上,得蒋永敬先生悄悄劝告,你是会上唯一大陆学者,大家都看着你,须注意形象。”此在蒋先生来说自为挚友之忠告,以建立章先生及大陆学者在台湾学者心目中的正面印象。于是遂换新购西服且系领带,居然容光焕发,风度翩翩,席间讨论也反应热烈。(第178页)9月18日,他在政治大学历史所上课,群贤毕至,老少咸集,显然也不无“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不少是抱好奇的心态来的。章先生笑谈:“你们大概很少见过‘中共’,我就是‘中共’,‘中共’,可怕吗?”有调皮女生答曰,“老师很可爱。”于是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第179页)大概在90年代初的台湾,两岸由于政治原因,交往太少。在台湾,由于官方的宣传,对于大陆的政治及学术都有着片面的认识,特别对于新生代的青年学子来说,大多以为大陆学者都是思想僵化的共产分子,难得见到如此富有人情味和个人魅力又具有学识的‘中共’。而一旦亲眼得见,亲耳聆听,中共也是很可爱的,自然也就容易进行下一步的思想交流了。1994年9月29日,适逢农历中秋节,章开沅先生受张哲郎先生及东吴大学,长张京育之邀,至张校长家过节,又谈及两岸关系。章开沅先生言,两岸关系还须经济、文化交流先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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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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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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