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新青年》中的安徽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07: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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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和大本营,是现代中国的起跑线。因而关于这份杂志的创办,很久以来都是从很高的境界进行评判,以为陈独秀等人很早就有高远的政治立场,很早就有意于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些解释当然没有大错,我们也不必否认陈独秀等人曾经具有这样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远大胸怀,只是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者的想象,与历史本然稍有距离,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去反推事件发生的前因。

  

创刊目的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陈独秀对革命的后果确实非常失望,以为一番辛苦是种下了龙种,却收到了跳蚤,是得不偿失。特别是经过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势力逐步坐大,民主发展遇到空前障碍,先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的老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打压下,差不多都流亡国外,陈独秀也在这个时候再度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合作编辑出版《甲寅》杂志,凝聚反袁力量。

   1914年11月,当《甲寅》杂志出版至第四期时,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个已经很有名的杂志从东京转至上海,由亚东图书馆代理,负责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具体事务。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1913年春,其主人为安徽绩溪人汪孟邹,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于1902年与陈独秀在南京一见如故,相互欣赏,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挚友。

   汪希颜的弟弟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实际上是一家图书文具兼营的店面。这一年,陈独秀与友人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由于资金短缺,实力有限,遂因汪希颜的关系而获得汪孟邹的帮助,汪孟邹同意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社址设在科学图书社楼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帮了陈独秀的大忙,所以陈独秀毕生不忘汪氏兄弟与他的情分,不止一次说过汪家是他们陈家的恩人,汪孟邹更是陈家的大施主。

   辛亥革命后,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应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汪孟邹在一些朋友鼓动下找到陈独秀,希望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也能给他在政府中个事情做做,其实找个官当当。

   这些朋友的好意确实不错,但无法获得陈独秀认同,陈独秀不认为汪孟邹有从事政治的能力,更劝他不要舍长就短,浪费自己的商业天赋,去做那并不干净更不容易成功的政治。而且,陈独秀大约已经预感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局面长不了,假如政治发生突然变化,像汪孟邹这样的商人很难在政治上应付。

   陈独秀的劝说推心置腹,入情入理,而且陈独秀也是真诚地替汪孟邹考虑,不仅考虑到他的特长,而且考虑帮助他扩大经营。陈独秀一方面劝汪孟邹回到芜湖继续经营那个科学图书社,另一方面找柏文蔚商量,帮汪孟邹凑点股份,以便他到上海开一家书店,争取在上海站住脚。于是有亚东图书馆的成立。

   鉴于这层关系,陈独秀理所当然随时会照顾亚东的生意,会为亚东的长远发展考虑,他不仅要让亚东在经济上有收益,更希望亚东能够在文化上有影响。这大概就是陈独秀将《甲寅》从第五期开始交给亚东代理的背景。

   进入1915年,中国政治形势持续恶化,袁世凯加快帝制复辟步伐,而日本政府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诱导袁世凯同意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陈独秀与易白沙从日本潜回国内,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6月20日晚,亚东主人汪孟邹为陈独秀、易白沙接风洗尘。

   或许是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刺激,或许是因为参与《甲寅》的经验,使陈独秀又萌生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那样的念头,只是他此时的想法与过去大为不同。应该是在这次接风洗尘的宴会上,陈独秀诚恳地告诉亚东主人汪孟邹,表示他个人很久以来就想创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就可以使全国的思想为之改观。很显然,陈独秀希望这份杂志能够帮助汪孟邹的亚东赚到一笔钱。

   陈独秀之所以希望能够给亚东一些帮助,其实是他的心中存有愧疚,是一种报恩的心理驱动。因为陈独秀在与其原配长时期分离之后,早就和其小姨子高君曼同居,而在过去几年因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日子里,长期患病在床,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无法照顾。汪孟邹不仅要给陈独秀的家人最基本的生活费,还要抽出时间和精力帮助陈独秀的这些家人,一切困难大约都要汪孟邹处理。所以陈独秀一旦有可能帮助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时,他一定会义无反顾。这是陈独秀的心理。

   然而,在汪孟邹那里可不是这样想。汪孟邹帮助陈独秀,是一种兄弟情谊,并没有想着回报,而陈独秀将这个将要创办的杂志交给他,使他觉得很为难,因为亚东的实力太小了,风险太大了,汪孟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亚东正在承担着《甲寅》的印制和发行,于是汪孟邹表示单靠亚东的力量去承担这些新杂志的出版发行可能有困难。

   汪孟邹对老朋友陈独秀非常崇拜,他自己虽然没有力量接下陈独秀的这个计划,但他又不忍放弃,于是利用人脉,找到通俗书局的老板汪叔潜,以及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寿、陈子沛兄弟,希望几家合作共襄盛举,办成这个新杂志。

   汪叔潜也是陈独秀的同乡和老朋友,还是安徽省第一批留日学生,民国初年曾当过国会议员,与陈独秀有着很深的关系,一起留日,一起反清。大约在政治不可为无法为的时候,于1915年在上海成立通俗图书局,创办有《通俗》杂志。他的通俗书局创办不是很长时间,所以估计本钱、规模都不是很大。但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很快就答应与汪孟邹一起想办法。汪孟邹宴请陈独秀之后的第三天即6月22日下午,汪孟邹等人就到汪叔潜的通俗书局开会商量怎样办这个刊物。

   陈子寿、陈子沛是章士钊的湖南同乡,也曾留学日本,与章士钊、陈独秀似乎早就熟悉。群益书社成立于1902年,仅比亚东早一年,经过十年来经营,生意似乎比亚东大,所以一拍即合,陈子寿、陈子沛兄弟同意与陈独秀合作共同创办一个新杂志。6月23日上午,汪孟邹、汪叔潜等人赶到陈子寿的家里开会,议定由亚东、群益及通俗书局三家合办,所有款项由三家分担。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陈独秀、汪孟邹、汪叔潜、陈氏兄弟以及章士钊、柏文蔚等常常聚谈,讨论刊物的创办以及怎样筹措资金,扩大亚东图书馆的股本,并准备将亚东与群益合组为一家大的书局等问题。

   汪孟邹、陈氏兄弟主要用力于筹措资金等方面,陈独秀等人从旁帮助。至于刊物构想及组织稿件,主要由陈独秀承担。陈氏兄弟答应每月编辑费、稿费两百元,月出一本。至少在1915年7月4日,他们已将这个新创办的杂志定名为《青年》。

   从这个动议及筹办过程看,后来名满天下的《新青年》其最初就是一个商业动议,商业策划,其政治文化上的追求不能说没有,但在那些合作者诸如汪孟邹、汪叔潜及陈子寿、陈子沛兄弟那里,可能并不是很多,他们的考虑重心大约还在商业本身。

  

一群安徽人

  

   如果从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报》,第二年独自创办《安徽俗话报》算起,至1914年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三十六岁的陈独秀实际上已是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老资格报人,他所拥有的人脉也是其他人很难具备的,所以他的组稿进展应该说非常顺利,大约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基本上凑齐了《青年杂志》前几期杂志的稿子。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问世,这一期直接署名陈独秀的文章共四篇,即《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妇人观》及《现代文明史》,署名“记者”的有三个栏目,即“国外大事记”四篇、“国内大事记”三篇,及“通信”栏。此外,作者还有汪叔潜、高一涵、陈嘏、彭德尊、李亦民及“一青年”共六人。

   汪叔潜的情况前面已说过,他不仅是《青年杂志》的作者,而且也是合伙人。至于高一涵,那更是陈独秀的铁杆。

   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人,1913年留学日本,第二年就成为《甲寅》杂志的作者,与陈独秀是同乡加同学关系,所以他在《青年杂志》中的地位最重要,大概仅次于陈独秀。

   陈嘏(?—1956),为陈独秀长兄陈孟吉的儿子,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前四期连载翻译小说《春潮》,原作者为俄国作家屠尔格涅夫(Turgenev,Ivan),此后他一直担任该刊英文编辑,发表翻译作品。

   除了彭德尊、李亦民及“一青年”的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外,其余几个作者或译者其实都来自安徽,都与陈独秀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青年杂志》在其初,其实就是几个安徽人办的一个刊物。

   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除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陈嘏继续提供作品外,新增的作者只有薛琪瑛女士、易白沙、汝非,至于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及通信三个栏目,依然署名记者。

   薛琪瑛为江苏无锡人,为薛福成孙女,她的母亲是桐城吴汝纶的女儿。薛琪瑛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文。她在这一期发表的翻译作品为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爱情喜剧《意中人》。从薛琪瑛家庭背景看,她虽然不是安徽人,但与安徽的关系却是不一般,她既是安徽名流吴汝纶的外孙女,想必与安徽知识界渊源有自。

   易白沙(1886-1921)虽为湖南长沙人,但据说他自幼年时代即跟随父辈在安徽居住,1903年主持怀宁中学,而怀宁就是陈独秀的老家,所以他们两人相识应该很早。易白沙后来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并很快成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应该说都与陈独秀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汝非,很明显是个笔名,所以就不好判断了。这样,第二期新增作者三人除一人不知真名外,另外两人都与安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再看第三期。第三期的老作者有陈独秀、高一涵、薛琪瑛、陈嘏、“一青年”、李亦民,国内外大事记及通信三个固定栏目依然署名记者,新增作者有三人,即谢无量、谢鸿和刘叔雅。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但他在四岁时就随父辈居住安徽,也算是半个安徽人。谢无量原名蒙,字大澄,号希范,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庵。1901年与李叔同、黄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学,此时与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结识,开始为《苏报》撰稿。1904年到芜湖公学任教,并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大约此时与陈独秀交往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二次革命后,也曾为《甲寅》提供作品。

   谢鸿的情况不详,至于刘叔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刘文典。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6年入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公学老师陈独秀、刘师培所赏识,当然也就受到陈独秀的很大影响,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到日本留学,民国元年回国,担任《民立报》编辑。1913年再度赴日,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

   由此可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新增三个作者,除了谢鸿的情况待查外,谢无量是半个安徽人,刘文典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且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

再看第四号。第四号的老作者有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薛琪瑛、谢无量、陈嘏、汝非、刘叔雅,三个固定栏目署名依旧。新增作者有方澍、孟明、潘赞三个人。方澍、孟明的情况不详,潘赞就是潘赞化(1885-1959),安徽桐城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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