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耀东: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2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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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  

   内容提要

   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日台关系有发生实质性提升的趋向。中国对日方屡屡允许台湾政要访日进行了严正交涉。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亦发表对台“四不”承诺。但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并无改观,尤其是自民党再次执政后更利用台湾岛内变局,加大日台间关系实质性提升力度,使得中日关系呈现出更为敏感的脆弱性和复杂性特点。日本亲台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本政府在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且仍在不断扩大事态。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依据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日台关系的不断提升,正严重侵蚀和破坏着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必须予以严重关注。

   [关键词]中日关系 台湾问题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台湾政要访曰 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

  

   中日关系是国际社会极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日关系间的诸多问题中,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范畴。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相关规定,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民间关系,是隶属于中日双边关系的一种对外交流形式。

   冷战后,日本政府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违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不断提升同台湾的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关系。日本学者也例称:“正如2013年4月签署的‘日台渔业协议’所反映的那样,以社会推动政府的形式,双方开始了一种新型的政府间关系的探索。这就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复杂化,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受到阻碍。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及日台关系的变化,导致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凸显。其根源在于,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现实利益考虑,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力图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本文拟就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历程,梳理和解析日本对台政策生变与中日关系恶化的因果关系及影响。

  

一、中日关于“徐立德事件”的交涉及影响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载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本随后宣布与台湾“断交”。

   日台“断交”后,日本右翼势力很不甘心,千方百计推动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发展实务关系,使日台交流出现从民间向“官方”升格的倾向。冷战结束后,日台高层交往更加频繁。日本亲台势力打着“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等幌子,为日台高层互访牵线搭桥,扩大交往渠道和规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不断提升访台官员的规格。不仅如此,日台高级官员还经常以参加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或会议的名义进行“政治外交”。日台关系不断升级,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

   随着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格局的变动,日本朝野均在台湾问题上蠢蠢欲动,不仅放宽了对台湾官员访日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而且放宽了对政府有关人员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1991年5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决定派课长级人员以“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同年11月在汉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日本通产大臣渡部恒三与台“经济部长”萧万长举行了“部长级会谈”。以此为契机,日本放松了此前在外务省奉行的“禁止本省课长级以上官僚与台接触,禁止国立大学的教授以公务身份访台”的内部规定。1992年5月,日本同意将台湾驻日的民间机构“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更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使日台交往的“准官方性质”愈益明显。此后日台关系继续升级,各种接触和往来十分频繁,双方政要互访之风日盛。这主要表现为,日本开始允许台湾的一些“部长”访日。1993年2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借观光之名访日,搞“度假外交”。日方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此事听之任之。

   及至1994年,日台关系又有新“突破”,导致中日关系的裂痕加深。其时,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强烈反对,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并默许他到当地和东京进行政治活动。这严重违背了中日关于日本只与台湾当局维持非官方往来的协议,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

   早在1994年9月,即广岛亚运会前夕,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发表声明,不邀请东道国以外的政界人士参加广岛亚运会。但日本拟邀请李登辉前去参观,后因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而未能如愿,但还是允许徐立德访日。日本政府宣称的理由有二:一是徐立德的身份是2002年亚运会台湾申办委主席,二是日本官方不准备同徐立德接触。就此,《人民日报》评论指出:“这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是在广岛亚运会期间,还是在此后举行的亚奥理事会上,都不审议2002年亚运会的申办权问题。何况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按照亚奥理事会章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台湾都不具备申办条件。至于不进行‘官方接触’云云,更是自欺欺人。把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当作客人请到广岛,这还不叫接触吗?特别是,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邀请徐立德,日本作为本届亚运会东道国而不遵守亚奥理事会的决定,是毫无道理的。”“日本政府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一意孤行,无视历史责任,势必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1994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就徐立德借亚运会之机将赴日活动一事提出严正交涉。田增佩强调:“日本政府允许徐立德入境,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导致目前这样复杂的事态,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要求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履行只与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不进行任何官方接触的郑重承诺,不做失信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事。国务委员李铁映为此事取消了访日计划。

   同年9月26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与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在联合国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徐立德访日”及中日关系的最新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河野洋平首先重申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并为日本政府允许台湾政要出席广岛亚运会作了辩解。他说,台湾将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广岛亚运会,没有国歌,没有国旗,作为一个地区体育代表队参加。日本政府愿意保证在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在日逗留期间,日本政府绝不会同徐立德接触,不希望日中关系因这件事受到影响。他还重申日本政府将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钱其琛说,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表态,但更要看行动。钱其琛进一步指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改变了名称、更换了旗帜以后,历届亚运会都进行得很顺利。但遗憾的是,这次在广岛举行亚运会前连续发生李登辉、徐立德等台湾政要企图利用体育运动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事件,这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干扰,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关切。钱其琛指出:“本届亚运会和亚奥理事会根本不谈申办2002年亚运会的问题。台湾政要企图到日本去活动,根本不是什么体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台湾方面对他们的政治意图也是直言不讳。日本政府对此不可能不了解。……中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排除台湾当局对亚运会的干扰,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本政府的做法已明显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日本政府这样做,为台湾在国际上利用体育进行政治活动开创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钱其琛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做法和解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由于这件事而损及中日关系,责任完全在于日方,不在中方。允许徐立德赴日将招致12亿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两国正常关系蒙上阴影。

   即便如此,1994年10月第12届亚运会在广岛举行时,日本竟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公然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并赴东京活动,徐立德还同村上正邦与矢野哲朗等自民党议员共进晚餐,会见了前法务大臣秦野章等人。在广岛期间,徐立德以“行政院副院长”名义向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纪念碑献花。徐立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不能说这次访日没有政治意义,徐立德是日台“断交”后访日级别最高的官员,大大提升了日台官员的访问层次,“对此中方给予强烈抗议”。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10月28日在日本与村山富市首相会谈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在雅加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村山富市首相时表示,中日双方应“努力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把两国睦邻友好合作不断发展到新水平”。关于台湾问题,村山富市首相说:“日本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搞两个中国。

   对于日本政府无视历史责任,在台湾问题上的背信弃义和一意孤行,中国政府表示了严厉抗议。“徐立德事件”是中日1972年复交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这个恶劣的先例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给两国关系留下了严重裂痕,使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突出因素。

   事实上,日本在台湾主权归属的认定问题上,从未十分明确承认台湾主权在中国。“徐立德事件”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试探,随之在安全层面也拿台湾问题“试水”。日本充分利用日美同盟机制和《日美安全条约》,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名义下,力求在安全层面介入台湾问题。“徐立德事件”后,中日关系陷入困局,纷争不断。日本右翼势力为阻止台湾回归祖国,混淆国际视听,大搞舆论活动。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台湾变质论”、“民意决定论”以及“台湾冲突国际化论”等一系列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论。

   “徐立德事件”绝非偶然,是国际环境和格局变化在中日关系上的体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苏联解体使得日本北方安全问题得到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和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凸显。尤其是,“由于历史、文化及战略等多方面因素,日本人对台湾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形成了浓浓的‘台湾情结’,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日本力求发展对台关系,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精神,突破了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往来的承诺。

  

二、中日高层互动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重申台湾问题

  

1997年2月,根据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1974年缔结的《中日航空协定》中“关于开辟台湾航空公司与日本的航线,将在中日两国间进行协商”的规定精神,中国政府认真考虑了日本方面的提议,同意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开设直飞日本关西机场的航班,从而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断绝了20多年的台湾到关西的直飞航班得以恢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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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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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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