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革命党与农民的第一次见面”:孙中山的农民组织观论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20:35:26

魏文享 (进入专栏)  

   1924年7月28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办的广州农民党员联欢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近郊农民党员千余人及军警各界共两千余人到会。他说,“今天开这个农民联欢大会,这是革命党和农民的第—次见面。”目的是要大家来实行民生主义“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1)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建立合作,也开始举办农讲所培养农民干部。严格说来,此次大会是对国民党投入农民运动初步成果的检验。但在孙中山看来,农民参与国民党有着非常的意义,可以真切体现出“国民革命”的主旨和力量。因此,他对此次会面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国政府同农民见面的第一次”,“革命党与农民见面的第一次”,是“政府为农民谋幸福的第一日”,“为农民争利益的第一日”。(2)诸多“第一次”显示孙中山心中存有无限感慨和激动。由“会党暴动”到“国民革命”,由精英政党到“扶助农工”,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终于要走向与民众结合的道路了。宋庆龄后来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先生看到许多衣衫褴楼的赤脚农民来广州参加农民党员联欢大会,深为感动,对夫人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3)。

  

   学界对于孙中山的农业及农村建设方面的思想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相关成果证实,在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对于农民、工人群体之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这也是其认同国共合作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4)本文拟讨论的是孙中山对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认识。虽然孙中山认同共产党通过农民协会来动员农民的组织策略,但是在农民协会的组建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方面,仍与共产党存有潜在的差异。而已有研究多忽略了这一点。为完整展现孙中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文对于其早期的农学会主张及会党革命的历程亦会加以追溯。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和压力不仅带来了政治军事的压力和民族生存的危机,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间社会都带来了空前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国内工商界和知识界逐步摆脱了“君子群而不党”的世俗理念,结群立社意识趋于强烈。在维新变法时期,各种学会、协会蓬勃兴起,诸如强学会等,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组织契约明确,目标鲜明,与传统之民间结社差异甚大,体现了现代社团的契约及平等理念。在商界,也深知“人群进化,会社日兴,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内以谋同仁之利益,外足以御强力之侵凌,凡百皆然,商战尤甚”不断推动经济类组织的成立。(5)

  

   农会、农学会类的组织也受到关注。有意思的是,就现有文献来看,在维新变法之中被列为新政之一的设立农会主张,最先似由孙中山提出。在1890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提出:“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又桑,未尝不滂则生,想亦无人为之介者,因遂因之不讲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6)孙中山所得农会之见解系由“泰西”而来“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计,早知稼穑艰难。弱冠负航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7)。基于对中国国情及农情的了解,孙中山在游历海外之时对于农会印象至深。但到底孙中山是在何处了解到农会的情形呢?按此时经历,他并未至欧洲,主要是在美国夏威夷等处,对于曰本也较为了解。而曰本是成立农会较早的国家,此时曰本的农会极为普遍。据此推测,孙中山关于农学会的认识是得于曰本。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同年,在广州成立了省农学会,一面提倡农学,一面以此筹划起义。他还发表了《创立农学会倡言》,其中提到:“盖中华以士为四民之首,外则不列于儒林矣,而泰西诸国则不然,以士类而贯四民。农夫也,有讲求耕植之会;工匠也,有讲求制器之会;商贾也,有讲求贸易之会。皆能阐明新法,著书立说,各擅专门,是称之曰农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词。以视我国之农仅为农,工仅为工,商仅为商者,相云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育,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8)农士、商士之说实批评中国农民、商人之“专业性”不够,只忙于生计,而忽于农技、贸易之研究。成立农学会的目的“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省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9)。促进农学、提高农技,才是所立农会的根本宗旨。由此来看,此时他所提倡的农学会只是单纯的专业性组织,尚未涉及到农民组织化的问题。

  

   维新派人士也都意识到中国为农业国家,农业发达与否关系甚大。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即阐明“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业自盛”(10)。地点是在城镇,显然他心目中的农会仅是官府督导下的农政机构。梁启超、谭嗣同也有兴农学、设农会的相似主张。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沪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研农业的民间组织一农学会;又设农报馆,聘用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书农报;并于1897年5月刊行农业方面最早的报纸《农学报》。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亦上书请求清廷诏令各州县“开农报,以广见闻,令开农会,以事比较”。(11)状元实业家张謇于1896—1897年间,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文,指出:“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有会督。”(12)次年,张謇又为请设农会专折上奏清廷,强调创设农会乃“今日标本兼治”之重要措施“官民一心,逐件经营,必有成效可观”(13)。

  

   士绅之倡导使政府对于农会加强了重视。1907年,朝廷颁行《农会简明章程》,饬令各省于省城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次第酌设分所。在此之后,许多省份的农务总会、分会和分所相继成立。章程颁布后,京师、甘肃、河南、四川、福建、湖北、广西等省相继设立农会。(14)据记载,及至1910年“农务总、分会,直省以次举办,总计总会奏准设立者十五处,分会一百三十六处”(15)。此时之农会并非农民之会,而是农学之会。农会的活动并无涉及减租抗税等事宜,主要是农业改良、农业试验、农业调查、讲求农学等事务。进入民国以后,北京政府仍将组建农会作为发展农业的途径之一。1912年,农林部公布《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并责令农林部及地方官府为农会之主管官署,负责“检查农会之状况及文牍,并发监督上必要之命令”(16)。不过,据已有研究来看,晚清政府所设之农会以士绅为主导,普通农民并未列位其间。(17)没有证据表明孙中山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对农会有所关注,但是晚清民初农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在推动革命的过程之中,孙中山主要在华侨、留洋学生之中进行革命宣传,在国内也以归国学生、知识分子及秘密会党作为发动基础。1904年初,孙中山本人还曾在擅香山加入洪门。但是,重视会党只是特殊情势之下的权变之策。孙中山并非没有意识到农业及农民在国家建设中之重要作用。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提出“农政之兴尤为今曰之急务”“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18)1899年间,孙中山在日本曾与梁启超谈起:“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丰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矣。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旋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19)认识到因地权分配不均而存在之业佃矛盾。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正式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其民生主义正为解民众生存之困。

  

   但是“平均地权”之说,是作为民国建立以后之施政方针而提出的,其实施需要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难以用为革命进行过程中的动员策略。至武昌首义成功,各地以新军及易帜地方实力派为主群起响应,普通民众一直缺乏一个革命启蒙和动员的过程。学界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之教训时,有批评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脱离于群众,未能将工农动员起来。这确是事实。这一情况既受到当时是秘密筹划革命的政治形势的制约,也反映革命党人主要将推翻皇权专制作为首要任务,而未虑及民国建立也需要以塑造、动员国民为基础。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反映出一些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政党政治的过于乐观的看法。(20)在民初的政治秩序中,宋教仁等期待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议会作为政党政治的舞台,并以议会民主来制约袁世凯的军事独裁。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袁世凯并不甘于受缚“宋案”的发生,表明这种以制度约束来实现权力平衡并导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不通。自此,军阀成为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亦需重走暴力革命的路线。自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在建构革命的中心领导组织之时,也在寻找新的支持力量。

  

  

   在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此后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实际上一直处在改组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以俄为师”和“联共合作”对之产生重大影响。孙中山强化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文化形态和苏俄式的建党组织制度。(21)在组织方面,改变国民党作为精英党的局限性,扩大党的群众联系是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对中国国民党自身弱点的认识是孙中山不懈推动党务改造的原因。在1923年,孙中山曾批评说:“顾成功之后,本党势力未见增进,推思其故,殆有三端:其一是党中缺乏组织。早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造成党内组织性差;其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一说之谬;其三是本党之基础未固。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22)既无组织,又无军队,政党如何有战斗力?此时密切协助孙中山的廖仲恺也说“吾党情形,上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这种认识与国民党的改组直接相关“前数年已觉本党之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23)。

  

俄共的影响不可忽视。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在会谈中,马林劝他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础展开一个发动工农群众的宣传运动。孙中山请马林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以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24)1923年1月26日,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在会谈中越飞告诉孙中山,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有很好的组织的红军和政党,因此,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革命的政党。他建议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变三民主义的方向,使之具有反帝的内容和群众路线,并建议同苏联和共产党合作。(25)1923年11月12曰,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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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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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0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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