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近百年来农会组织的发展道路及其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20:28:14

魏文享 (进入专栏)  

   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在近代重商及革命的时代,农民亦是变奏的主题之一。在近代农民自发性的群体抗争行为之外,农民也是各派政治力量所力争的对象,是否能够发展农业、动员农民、治理农村往往被视为政治理想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时人多谓中国过去农民愚闔怯弱、散漫松弛,是其招致豪强凌虐、贫困无告的重要原因,更是农民臻于自强自治的严重阻力。此说虽然流于表象,但缺乏组织性确是中国农民所存在的弊病之一。因此,自清末民初以来,在社团峰起云涌的大势下,在工农革命的阶级认识论下,组建农会或者农民协会,加强农民的组织性就成为士绅精英及国共两党的共同选择。惟因组建之主旨不同、决心有异、方式有别,所产生之效果也相谬千里。以往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协会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对于辛亥时期的农会及国民党所领导的农会仍缺乏系统性的关注。事实上,如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不论是辛亥时期的士绅型农会,还是大革命时斯的农民协会,以及国民党领导的会,都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在近代“三农”问题上的政策取舍。即是当今中国的新式村治型农会,或是产业型农会,如结合上述脉络来看,其蕴含的问题其实是一致的。鉴于以往研究较为零散与不足,本文拟结合辛亥以来的中国农会的发展状况,对相关研究进行评析,以讨论近百年来的农会组织与“三农”问题之内在关系,并希提起有趣于此的学人的重视与探讨。

  

   一、辛亥前后士绅型农会之研究

  

   甲午战后,在重商主义、实业救国思潮盛行的同时,重农主张相依而起,倡导农业改良、发展农业经济是其主轴。状元实业家张謇于1896—1897年间,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文,建议政府速兴农会,广刊农报,振兴农务,推广商务,实行“听民自便,官为持护”的政策。张謇建言尚早于盛宣怀倡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之举。与张氏相呼应的是,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沪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研农业的民间组织——农学会;又设农报馆,聘用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书农报;并于1897年5月刊行农业方面最早的报纸《农学报》。在舆论宣传与具体实践的交相激荡下,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等亦成为维新的重要内容。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亦上书请求清廷诏令各州县“开农报,以广见闻,令开农会,以事比较”。(1)端方也上折提议:在京城设京畿农学总会,刊办农学官报;购买东西农器,创设农务中学堂。但维新失败,农会也没有真正建设起来。究其大端,此时对农会的认识还并不深人,虽然注意到引进英美的农会制度,但是侧重于经济效用和讲求农学。

  

   清政府在1903年设立商部之后,意识到欲发展农业,设农会难以奏效。若普设农会,则“凡农田、树艺、蚕桑、纺织、森林、水产、山利、海界、畜牧、狩猎暨一切应兴应革之事,自不难逐渐考求,递收成效”。1907年,农工商部颁布了专为整顿农务而设的《农务会试办章程》,明文规定各省于省垣设总会、府州县设奋会,职责“曰主办报、译书;曰延农师、开学堂;曰储嘉种;曰试种;曰制造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曰赛会;曰垦荒”。(2)自此之后,农务会在各地遍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了《清末各省设立农会史料》,从中可以发现在《农会简明章程顺布后京师、甘肃、河南、四川、福建、湖北、广西等省设立农会的情形。(3)这一时期设立农会与商会相似,成为政府的正式政策;农会之业务也由讲求农学向开荒试种拓展,但总体上仍是“士绅”办会的模式,未如商会一样引起普通商民的兴趣。在这种士绅型农会之中,难见真农民的身影。

  

   晚清农会的兴建是当时的新事务,也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和新式社团群起的重要表现。许多学者将农会的兴起原因及其过程放在重农思潮及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加以论述。(4)赵泉民就认为设立农会、办农报,讲求农政、振兴农务,以及推广农业教育、广译农书是当时重农思潮的重要举措。(5)朱英认为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制定和颁布的相关章程是农会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在各省立的重要因素。(6)在其专文《辛亥革命前的农会》中,他认为,清末农会的兴起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7)夏如冰在论清末的农政机构与农业政策的文章中,也对农会之设立过程有所论述。(8)何旭艳的文章也肯定了农会在清末新政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9)陈安丽、赵朝峰、吴春梅、赵泉民等也论述了清末新政之中农会方面的举會,将之作为表业机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0)常书红和王先明在《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农会的兴起之因及农会与社会结构变动的内在关系,认为清末农会是在实业派及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的—再吁请下,由农工商部奏准清廷后,于1907年开始,正式在各省、府厅州县、乡镇组织的一种旨在“开通智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的代社团形式。(11)晚清重农思潮的发展及对农会的呼吁是农会创办的前提条件,而新政时期政府对农会的重视是其政策因素。

  

   对于清末农会之数量,一直缺乏周详完整的统计。据朱英的估算,至1910年,各省决会设立者15处,至1911年为止,全国成立农务总会及农桑总会19处。(12)在农务分会的数量上,朱英认为1910年全国的农务分会应不止130余处。至1911年,大致在276处左右。(13)这可能是目前最为准确的数字,也为各位学者所引用。夏如冰的估计是在1907年,全国各地由士绅主办的农会有29个;至1910年,全国奏准设立的农务总会有15处,分会136处;而到1911年,全国共设立农务总会I9处,农务分会已达2%处,但并未注明其资料来源。(14)据王笛估计,在四川一省,1908年成立农务总会,至1910年全省农务分会已达114处、农务会所711处,吸纳会员3646人。(15)清末农会在各地都有广泛设立,一些学者分别以全国农务联合会及地区性农会为个案。进行考察。朱英对全国农务联合会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清末的全国农务联合会是在政府由上而的倡导及资产阶级领导下产生的民间社会团体,与各省农会在会员资格及经费来源方面有所不同,入会更为自由,经费亦靠自己筹措。农务联合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在农会中的影响,对于加强各省农会之间的联系亦有重要作用。在北洋时期,官办性质的农会联合会取代了民间性质的农务联合会。(16)

  

   在省农会方面,1907年6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是晚清时期成立最早的农会组织,在当时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据朱英的研究,直隶农会中除地主士绅及工商界人士之外,“农民人会至百人之多”,来源比较广泛。直隶农务总会经费以自筹为主,与官府之关系并不紧密。直隶农务总会在翻译农书、开办农业试验场、兴办水利、品评农产品、办理荒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7)苑朋欣在査阅县志的基础上,对直隶各地的农务分会情况进行了补充性研究。(18)清末的广东农会也是重要的地区性农会之一。广东农务总会在1909年前后诞生,另外各地设立农务分会约43所,农务分所18个。与前述一样,广东农会经费由农会自筹,领导人由会内推举。广东的农会并非真正的农民组织,出面创办务总会的广东地方自研究社控制和领导着会务,农务总会是当地资产阶级维新派士绅领导的附属于自治研究社的外围社团组织。(19)王笛对四川的农会进行了研究。1908年,四川成立了农务总会,主要亊务包括调査气候、播种及出产,劝导绅商开设农林公司,设农业学堂等。1909年后,又分设各地农务分会,各市集设立分所。各农务分会对本地区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是与商会并驾齐驱的重要组织。(20)黎永丽、宇文高峰对浙江省农会报的办刊特色和社会作用进行了考察。(21)

  

   在农会的性质方面,学界观点则智仁互见。常书红和王先明强调由“农会自行举定”,然后经“农工商部札委”产生会员的办法以及关于会员任期的规定赋予了农会组织以一定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恰恰使其得以越出传统权力组织对朝廷的刻板输诚模式而更多地向社会负责,从而成为一种比较规范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近代社团组织。但是,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其主体并非是农民,而是士绅。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官僚、士绅、地主等各阶层人士分别突破原有的权力空间,加人农会等各种社团组织,这体现出中国近代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动,也预示着政治现代化的一种走向。(22)朱英认为辛亥革命前的农会,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大多数农会是由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并控制的团体,并非农民团体。同时由于新兴商人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明显不同于旧的传统封建结社,在组织结构、选举制度、经费来源等方面具有近代社团的特征。但也要认识到,清末农会虽属民间社团,但在专制统治之下,在许多方面仍受到官府的限制与监督,具有与商会类似的“官督”色彩,农会对官府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朱英在其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的专题研究中,将农会列为与商会等并立的新式商人组织。(23)黄冬娅认为,农会最初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它是在重农主义思潮复苏,近代振兴实业浪潮勃发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不过,这时的农会究其性质来说,是一种“民间农务职业团体”,与后来的“革命性”农会是有重大差别的。(24)李永芳最近撰文认为,清末农会是一种旨在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发展、实现经济自助的近代社会团体。但就其效用来看,又难称得上是农民的自治性组织,而是一种受到官府监督和绅商控制的社会团体。(25)

  

   据已有研究来看,学界在晚清农会兴起的社会因素方面有着较为共同的认识,新政推动、士绅主导和农业资本主义裤视为最为主要的三大要素。至于农会发展状况,则不能与商会相比较。虽然在主要省市都有设立,但不论规模、数量、效能都不能与之匹敌。各省市农会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在总体上,农会是由政府及士绅联合主办的,农民鲜有参加,因此晚清农舍并非真正的农民组织。关于其性质,其实带有亦新亦旧的特色,近代新式社团与官绅监督体制并行不悖。

  

   二、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研究

  

   民国肇建,仍将组建农会作为发展农业的途径之一。1912年,农林部公布《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1913年,全国各县大都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此期农会之发展,仍沿续晚清时期的基本主张,但这种脱离农民的办会方针决定其势难以长久。在革命及民众运动的时代,农会即衍生.卑新的组织方式。I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国民党中央执委公布《农民协会章程》,要求解散旧农会,建立新的农民协会》1924年至1927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攀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湖南、御非、江西等省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组织与推动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和军阀官僚的革命群众运动,在经济方面,开展了反对髙额地租借贷、苛捐杂税和预征钱粮的斗争。国共两党虽碎都重视发展农民协会,但由于中共在运动中将农会发展与农民的切身政迨、经济利鸯紧密结合,因而取得了国民党难以企及的成绩,农民协会亦成为中共建立的农村革命组织。由此,大多数研究农民协会的早期成果都是由中共方面入手,几乎忽视了国民党在农民运动方面的活动。

  

   (1)中共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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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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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学刊》2007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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