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百年商会看今朝——“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20:18:24

魏文享 (进入专栏)  

   就整个商会史来说,2004年是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年。在百年前的1904年,正值晚清政府颁布《简明商会章程》,揭开了中国商会发展的序幕。在此背景之下,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山西平遥中国商会博物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适逢其时。2004年9月9—11日,研讨会先后在古城平遥和山西大学召开。此次学术盛会吸引了来自日本、港澳台及大陆的学者共50余人,还有全国工商联及山西省部分官员、企业家与会。与会代表共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近代中国商会的发展历程、组织制度、社会功能、与政府关系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1、商人团体与政府之关系

  

   商会组织之兴起源自于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推动,而政府之政策规划尤为重要。在近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及社会形态均处于变动之中。政府及执政党之结社政策有变,而商人团体既有自身之利益诉求,又与民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导致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复杂面相,由此引伸国家——社会关系及市民社会问题更增其多歧性。但就历史学界而言,经过早期争论中国究竟存不存在以近代商会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后,目前多数研究者倾向于用实证具体和多角度的方法来认识这一问题,从而避免将这一问题作单一实体化的处理。在会上,一些学者对商人团体与政府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考察时段延伸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从“行”到商会:宋明以来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调适的一个侧面》)讨论了由宋以来传统商人组织所体现的民间与政府关系之演变过程。他认为,在宋朝时期行的阶段,官府严格控制着商业的发展规模,行头作为官方的代表,代表着官方的意志。明清是民间自我管理增强的时期,会馆、公所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在这一阶段,国家需要商业的发展,却又不能打破传统的四民秩序,因此,对会馆、公所基本持一种默许的态度。近代以来,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是官方职能转变强化的时期,国家和民众的相互促进使同业公会、商会得到初步发展。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刘建生(《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及其影响:关于传统官商关系的一个“合约”分析》)采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合约理论来分析晋商同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晋商与封建政府及官吏的密切关系是一种合约关系,通过官商结合,晋商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经商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并转移、分散和克服了经营风险。但是,这种合约关系也是以牺牲商人的独立人格为代价的,使其无法适应近代社会商业竞争的环境,最终走向了衰落。不过,他对于晋商以团体形式与政府间的交涉活动未加分析。

  

   一些学者以地区商会或行业同业公会为例,对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的实情进行考察。香港浸会大学周子峰(《国家与社会:以民国时期厦门商会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认为厦门商会的成立标示着近代厦门城市史上国家与厦门地方菁英关系的改变。在民初,国家权力大幅退出市民生活领域之外,厦门地方事务悉由商会承担。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权力急速扩张,商会处理地方事务的能力大部分被党国体制所限。他认为厦门商会之发展具备3个特点:其一是商会权力的发展与国家管治能力的增减关系密切;其二厦门商会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三是商会对于激进变革表现出鲜明的保守性。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王笛(《民国时期行会与地方政府关系:成都茶社商业同业公会个案》)讨论了成都茶社商业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构、功能及其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他认为民国时期茶社在行业自律、评议市价、反抗苛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业公会之组织亦带有相当明显的“现代性”,开放性和民主性都大为增强。但同业公会仍处于地方政府之控制之下,其主要活动需得到政府之同意。

  

   也有学者采用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相关概念对商人团体与国家——社会关系建构问题进行了分析。香港明报张志东(《无功能状态的国家社团主义: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模型》)采用由社团主义衍生的“制度合作”作为概念框架,以天津商会作为个案来分析党治下的商会与政府之关系。他认为,改组后的商会团体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亦即制度合作的形式和内容是一种具备国家社团主义表面形式,但缺乏国家社团主义实质内涵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特征是:国家给予或承认社团在其所在的特定社会领域中的垄断性的代表地位,具备明确的科层制,但相应的内外权力结构并不完整;国家不能直接操控社团领袖,但在必要时有权规范其行为;社团经费自筹,但须接受国家监管;具备法人社团地位却缺乏相应权力,因此,他称之为“无功能状态的国家社团主义”,而极权主义的论调不能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陶庆(《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研究了中国民间商会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过程中,即构建中国化市民社会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缺失。作者系统梳理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论内涵,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链是相互关联的5个组成部分,中国化的市民社会学理研究恰在第3个部分即“资产者公共领域”陷入了西方文明社会已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只有把握资本、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组织即民间商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揭开当下及今后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的谜底。

  

   2、商会之发展及组织制度问题

  

   商会之发展及组织制度为最基本问题,此次会议上对此研究又有所拓展。不但有一些新的史实及问题被发掘,对一些传统观点也有了新的阐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余子侠(《唐文治与清末商政》)的研究涉及到晚清商会的创立问题,他的研究表明唐文治不但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还在入主商部期间对编订《商律》、设立商会、创办实业等均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商会虽由借鉴西方商会制度而立,但难脱离中国固有之会馆、公所制度而独存,

  

   而会馆、公所与西方之行会又有不同,因此商会与会馆、公所之关系亦呈现出多种面相,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山西财经大学黄鉴辉(《会馆是商会的前身》)认为商会是工商界自治的高层次的组织,会馆是工商界自治的低层次的组织或商会的雏形。这一观点未能明确区分会馆、公所之分业标准与商会之跨行业性之间的关系,其结论颇值得商榷。在会馆、公所的研究中,碑刻是不可多得的素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南生(《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以碑刻较为集中的近代江南地区为研究范围,以公开出版的421份碑刻为分析样本,透视近代碑刻的产生、类型及其功能。他认为,碑刻不仅是会馆、公所对该行业历史及规则的记载,也是会馆、公所获取社会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标识。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邱澎生(《公产与法人:综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制度变迁》)则从法律体系及社会心态对会馆、公所及商会的认定来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制度变迁问题。文章认为,苏州、上海两地商人捐建的会馆、公所因常将其专属建筑物向地方政府“立案”,而被当时法律体系逐步认定为某种值得保护的“公产”,并演化出种种公产立案的法律执行惯例。商会则主要因为晚清的“商战”用“保利权”的兴盛,以及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因此被政府纳入到立法运动之中,并被定义为法人社团。由公产“立案”到设置“法人”,不仅显示出清代商人社团在都市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更呈显出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与法律互动模式,前者为“由下到上的演化”,后者则是“由上到下的改造”。这一考察虽然稍嫌单一,但从一个新的侧面反映出商会虽然系由借鉴西方制度而成立,但仍受到中国固有会馆、公所制度之影响。

  

   在近代商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整合同业公会与商会之关系曾多次引起讨论,在有关商会法令中对此也有所界定。已有研究虽多有涉及,但宏观概括性的较多,而结合地区特色进行具体考察的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柏槐(《民国时期商会与同业公会之关系:以1929至1949年的成都市为例》)分析了商会与同业公会的组织及法律关系,他认为商会与同业公会是上下级的团体组织隶属关系,商会整合各业公会,维护商民共同利益,代表各业公会参与政治,并调解各业公会内部纠纷。在法律关系上,商会与同业公会是平等关系,两者均属独立的法人社团,任何一方只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相互之间的约定行使权利,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所以将两者之间设置为这种似乎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弱化商会对各业公会的控制功能,避免商会组织形成为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对当局产生威胁;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商会对各业公会的组织整合功能,方便当局通过商会对各业公会的控制和利用。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韩晓莉(《清末民初的山西商会与行会》)讨论了近代山西商会与行会的发展情况及其社会功能,她认为山西商会与行会对社会经济实行着强有力的控制与管理,但商会较行会更主动地参与地方政治。由于山西的内陆特色及经济特点,商会发展先天不足,行会势力仍然强大,同时晋商行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具有一些进步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会形成兼容,二者间体现出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广州行会的联合体“七十二行”在地方政治、经济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各种商人团体,包括总商会也要依托七十二行开展活动。他揭示了通常把行会看成传统的商人团体,而将商会看成是新式商人组织的观点的片面性。在清末广州,却是“新式”的总商会成立以后,“传统”的行会联合体七十二行不仅仍作为代表全城商人的团体而独立存在,与总商会平起平坐,影响甚至超过总商会。这说明,商会并不能代表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多数商人,在广州这样的传统商业城市,行会本来就有很大势力,早在总商会成立之前,各个行会已经组成联合体,形成一种协调行动的机制,广州总商会的成立并不能取代七十二行,而七十二行这个“传统”的行会联合体就成为广州商人进行“新式”活动的组织依托了。这三篇文章反映,分行业的会馆、公所或同业公会与跨行业的商会之间既有新旧、总分的矛盾存在,但更主要的是继承与合作的关系,商会组织未能脱离行业组织而存在。

  

关于商会选举及组织发展问题,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并有所创见。上田贵子的《民国初年奉天总商会的会员构成》表明,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改选和1920年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会董的改选向来被赋予特别的意义。一般认为,曾铸在1905年被选为商会总理是因其在抵制美货运动之中的爱国表现,五四之后朱葆三与沈联芳的下台被理解为是因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不佳表现所致。大多数研究者均将商会领导层的改选视为权力角逐的结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达嘉(《上海商会领导层改选问题的再思考》)立足于商会内部的选举组织制度来讨论商会领导层之人事更迭,他认为单从权力角逐的角度解读上海商会领导层的选举是不符合实情的,真实的情况是商会的选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上述结果。上海商会总协理或正副会长由议董或会董选举产生,议董或会董由会员选举产生;会员由各合帮分帮推派,各合帮分帮推派代表往往相对固定,使各层次之当选人容易集中于几人之上。商会任期期限的制度化亦制约了人事更迭。不少会董更藉相关制度规避当选。南昌大学历史系张芳霖(《民国时期南昌商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的研究则表明,在南昌商会内部,权力竞争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商会的组织整合功能。文章通过对南昌档案馆所见民国时期南昌商社和同时期部分商会档案尤其是日常收发文的动态分析,勾勒出与商会密切关联的南昌商社这一自发组织的源起及其活动。南昌商社的出现表面上并不直接与商会抗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魏文享 的专栏

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386.html
文章来源:《国际学术动态》2005年 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