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国货自立:南洋公司“真假国货案”的联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11:11:05

魏文享 (进入专栏)  

   近代民族工业一直面临着一个迷思:民族工业需要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动力,国民需要抵制洋货来打击外国在华势力,但工业水平的鸿沟又使民族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很难摆脱对外国的依附,在创办及生产的各个环节也很难实现与“帝国主义”的切割。在创建民族品牌的宏旨下,民族企业家们采取了一种现实的策略,以试图走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天,跨国烟草巨头英美烟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江叔颖在当地的一家中文报纸上发表声明,指证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总经理简照南拥有日本国籍。瞬间,被誉为“国货旗手”的南洋公司就与企图侵夺中国山东的日本侵略者联系起来,成为当时令人诧异的轰动性新闻。

  

   在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的情形之下,这对一向倡导“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南洋公司无异是当头一击。简家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在宣示辟谣的同时,立即在5月6日邀请广东十七家社会团体负责人至香港参观,试图借公证之口证明“南洋”的工厂是中国人的,“南洋”出品的是国货,与日本无关。不幸的是,有三个人拒绝在声明书上签名,他们说调查只是走马观花,“南洋”也未出示任何文件表明“南洋”进口的烟叶及原料来自何方。当然,反过来也有“南洋”的支持者证实“南洋”是依靠中国而不是外国的资本、原料、技术人员在进行生产,是纯粹的“国货”。

  

   但事实上,简照南确实拥有日本国籍,“南洋”也确实从日本进口原料。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时,“南洋”一直从日本进口烟纸,也聘请日本的技师参与质量控制。“南洋”与日本的渊源其实与简照南的经历有关。

  

   简照南早期曾在日本经商,为了经营方便加人日本籍,拥有双重国籍,这在当时的华侨企业家中并不少见。简照南后来见大陆香烟市场为美、日企业所占据,便立志创办一家华人香烟企业与洋人争利。1905年,简氏兄弟在香港创办一家烟草公司,在英美烟公司的打压下失败。1909年,简氏兄弟东山再起,成立了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从日本引进技师及机器开展生产。南洋公司以国货为号召,产品畅销大陆及东南亚各地,成为英美烟公司在华的主要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为了拔掉这个眼中钉,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才有在五四运动这个敏感时刻揭发简照南日本国籍之举。此事一出,南洋公司立时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1919年秋,北京政府宣布撤销“南洋”的营业执照,“南洋”的业务被迫停顿。原本节节上升的销售额迅速跌至低谷,“南洋”的卷烟甚至在华北和长江流域销声匿迹。

  

   危机关头,间不容发。5月27日,简照南果断宣布放弃日本国籍,并发起新的商战策略,开始主动捍卫“南洋”的国货形象。但是,国籍事件已经给“南洋”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在五四运动的抵货运动之中,本应是国货业务飘红的大好时机,但“南洋”反而备受打击。国籍事件表面看来只是由此带来的民族情感排斥,隐藏其后的其实是民族工业在资本、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对于西南洋公司上海店员拆除日货招牌方的依赖。简照南可以通过放弃国籍来保护企业的国货形象,但却难以完全切断企业与西方的技术及业务联系。不仅“南洋”如此,其实绝大多数的近代民族工业都面临着这一困境。

  

   在南洋公司的发展过程之中,这只是小小的插曲。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单纯依靠抵货运动作为市场支持显然存在风险,“国货”可以为民族企业打开市场,“南洋”的发展也一直受到国货运动的支持。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在回忆中称:“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但是要长久地占领市场并击败列强企业,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激进式的经济民族主义之下,“国货”的概念被简单化了,要保持国货形象就必须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资本、技术、设备、人才划清界限,这对当时的民族工业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由此脉络前后延展,可以发现,近代有些杰出企业家对借用“异域之才”和建立“民族品牌”有着非常务实和理性的认识。他们在创建国货品牌、促进国货运动、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旨之下,重视引进西方的人才、技术、设备为企业的发展服务,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及管理创新,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中西经济发展程度相比较下的理性选择。但在抵制外货运动之中,民众并不理解此中的联系,造成许多并不是那么“纯粹”的国货品牌受到牵累。南洋公司在抵货运动中不断通过宣传手段强化国货形象,结果反因公司领导人的国籍而受到伤害,内中原因不全在于政治,亦在于机器及技术上的依赖。

  

   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之中,比较中西企业的优劣,认为科技及人才的落后是中国企业的致命弱点。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月异说,岁异法……较诸中国旧式工程,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因“吾国人才异常缺乏”,张謇在南通创办企业的时候,往往“临事而叹才难”。资本可以筹集,设备可以购买,“需款固然浩繁,需才尤为切要”。故中国欲在振兴实业上有所作为,必须实行开放主义与拿来主义,大凡西方国家处于领先水平的都应学习或借用。基于这一认识,他以为:“但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因此,他提出了“借才”的观点,“为其先者,在借异域之才”。

  

   张謇“借异域之才”的观点并非首创,在洋务运动之中就已有较为广泛的实施。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首领在创办军用和民用工业之时,都十分注重引进外才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引进外才,建立洋务学堂,也培训了一大批本土的技术人才。但是,自立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在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之中,由于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形成了过于依赖洋员、洋员拥权自重的不良现象,甚至由于误用庸才而造成了不少重大损失。

  

   但民族企业在借用西方人才方面,就更注重实效与自立原则。民族企业要在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购买机器,并聘请他们的技师,尽快建立起工业化的生产能力。民族企业引进外才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是通过订货洋行聘用机器制造厂的技师,这是最为主要的聘用途径,这主要是因为制造厂在机器的安装维护方面具有优势;其二是通过外国友人或国外在华使领馆介绍;其三是企业家在外游历考察聘用;其四是在业务联系之中聘用信誉良好、技术过硬的外国企业或技师担任技术顾问工作。

  

   这几种方式中,以第一种最为常见,而以第三、四种最为可靠。其缘由在于初聘主要由厂家推荐,自己难以辨别,因此会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发生;在业务联系之中知己知彼,则可以保证技术支持的稳定性。1903年张謇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推行盐业改良,决定采用日本经过改良的井上、崛田制盐法,所聘也是日本的崛田信男等三位制盐技师。刘鸿生在创办章华毛纺厂之初,也派人到国外去调查,聘请技师,购买机器。1927年间,刘鸿生在创办中华工业厂时,因向日本和德国购进乡花、织花边等机器,所以也聘请日本和德国技师各一人来厂,教工人使用机器。日本技师一个月月薪要三百元,德国技师要五百元。购买机器、引进技术与聘用人才,多方并举,民族企业借此迅速建立起工业生产能力。

  

   如果工业生产的过程较为复杂,技术含量较大,则在生产过程中就需长期聘用外国技师,以随时解决机器设备及生产工艺方面的问题,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1929年,刘鸿生经过斯诺克公司介绍,聘请比利时的谭尔多。他的要求很高,提出三年合约期,收入二十万法郎。刘鸿生同意以三年为期,每月薪水五十英镑,再给予小额成品奖金,并给予生命保险,保额为十七万法郎。1929年,刘鸿生与人合资的华丰搪瓷厂就聘用了大量日本技师。在制坯车间,主要的机器是向日本订购进口的,因此在技术方面,也从日本聘来技师六七人,主任技师叫村井石郎,专掌握制粉方子,其他日本技师则分派在搪烧、制坯等车间。日本进口机器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也都依靠日本技师。在搪烧车间,对搪烧窑的结构性能等,日本技师虽然为华丰服务,但也严守技术机密。当时对日本技师待遇很优厚,主任技师月薪五百元,其他少则二百多元,多则三百多元不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工人提出不要日本人在厂,厂里才叫他们回国去。

  

   民族企业也重视通过引进外才来试制新式产品,改良产品质量,以更好与西方在华工厂进行竞争。刘鸿生最早在苏州创办的鸿生火柴厂的机器设备,如排板车、拆板车等,大部分来自日本,部分则系采用国内仿造的机器。原料中如硫磺自日本输入,氯酸钾则自德国输入,赤磷、黄磷则大多来自德国或瑞典,洋蜡系购自英美等国。仅火柴梗木及盒片系用国产。但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火柴厂在产品质量上仍输外国火柴一筹,单靠国货的号召也无法弥补这一缺陷。瑞典的瑞中火柴公司在华扩张,“该公司所出火柴,如凤凰牌、桥牌等,品质优良,确在国货之上”。鸿生火柴与外国产品最大的差异还是在安全火柴方面。安全火柴和黄磷火柴的配药,各厂都是保密的。后来被刘鸿生合并的中华火柴厂和燮昌火柴厂开始都是请日本技师来配药,技术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刘鸿生为了打破这一技术壁垒,用高价聘请了海外归来的化学家林天骥来试制安全火柴。林天骥曾在美国学习化学,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为沪江大学化学教授。刘鸿生聘请其为火柴师,以一千元的月薪聘请他,“必欲使其达到瑞制火柴同等地位之目的”。经过一年多的试验,终于研制成功安全火柴。

  

   民族企业家多将引进的外才视为特殊对象,予以优薪高酬。华商上海水泥厂聘请有多位德国工程师,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在总工程师马礼泰与厂家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可见其待遇之优厚,远超同侪。合同规定:

  

   聘用合同期从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三),薪金每月华币五百元,另外每年至少加给包红洋二千元。由公司供给住宅一幢,得购买价值一千元的家倶、燃料、电灯及医药费用,由公司供给。如患病达三个月或因病不能继续工作,应即中止契约,由公司给予四个月工资辞退。因公死亡或残废,由公司代保二万英镑伤害险。因病死亡,由公司给予三个月工资的丧葬费。每年例假一个月,如在例假期内照常工作,则增给工资一个月。如因长期患病或中国内战关系不能工作回国,其旅费由公司负担。

  

   在1924年,该合同又加以修订,薪资提高至每月华币一千元。薪资、住房、资金、家用、旅费、保险,一应俱全,数额惊人。在贫穷的中国,他仍然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在马礼泰之外,还有总化验师韦斯门、机械工程师卜克门、技术助理黎鸿汉、机匠头戴兰璧等,薪资待遇均与之相似。

  

走向国外借用外力的情况并不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机其实多为美国进口,虽然很少聘用美国技师,但是在他们设置于国外的中美烟叶公司中,则聘用了美国人担任管理工作。1918年,“南洋兄弟”为了获得质量上乘的美国烟草原料,与美国烟草商合作成立了中美烟叶公司。该公司在纽约、神户、上海和香港都建立了大型仓栈,是“一战”之后“南洋”的主要烟叶供应商。虽然在这时“南洋”正陷入“是否国货”的辩解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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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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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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