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严裕棠:做别人做不了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17-08-04 21:45:35

魏文享 (进入专栏)  

   1928年10月22日9时,上海著名企业家严裕棠在去光裕公司上班途中,遭遇三个持枪匪徒欲行绑架,严裕棠与车夫奋力反抗。在搏斗之中,严裕棠身中三枪,但他福大命大,三枪均未伤及要害。

  

   不想事隔三年,严裕棠又遭到第二次绑架。1932年5月4日,严裕棠乘车在上班途中再次被绑架。被绑半个多月后,绑匪方勒索“50万元”。后在严家友人张子廉的帮助下,警方查到绑匪藏身之处。在警方秘密拘捕中,严裕棠趁乱逃脱,再一次死里逃生。

  

   严裕棠一再成为绑匪目标,只因他的名气实在太大。当时严裕棠除拥有华商最大的机器工厂一一大隆铁工厂之外,还购进苏州苏纶纱厂,另在上海的黄金地段拥有大量地产,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华商巨富。

  

   独树一帜地借船出海

  

   严裕棠,号光藻,原籍安徽,1880年出生于上海。严家多是吃洋行饭的,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洋行的买办。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严裕棠对于买办职业和商务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在英语学习方面,他也很早表露天赋。父亲严介廷见儿子是个可造之才,专门为他聘请了外籍教师,传授语言及西方文化。

  

   到19岁时,严裕棠在叔父的介绍下进老公茂洋行当学徒,后任洋行主皮尔斯的私人助理,很快他就熟悉了洋行所有的业务。有时大班不在,他也能应酬得体,体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

  

   在洋行干了两年之后,严裕棠就以债权人身份入公兴铁厂当跑街。公兴铁厂是民营机械制造厂,由徐福寿、杜阿宝等人合伙创办。刚建厂几年,主要业务是修理小火轮、纺织机等,还承担打铁翻砂业务。当时来沪的外国轮船日益增多,修配业务繁忙,正是铁厂发展的良机,但公兴铁厂因为没有外语人才,难以揽到大的订单。严裕棠对此则是熟门熟路,他进厂之后,业务量骤升。

  

   1902年是严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他租用父亲手上的一块地皮盖起厂房,并通过老公茂洋行进口机器设备,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在上海合办大隆机器厂。机器厂主要经营纺织机械和外轮机件修配项目,严为经理,负责外务。严裕棠始终将目光盯住黄浦江,还置备两条小拖轮,为外国船家主动提供上门服务,主顾不断增多。除了修配外轮机件外,其他厂家的机件修配生意也逐渐承揽起来,陆续增加的长期客户有永茂轧花厂、中美面粉厂、日商云龙轧花厂、商增裕面粉厂等,业务蒸蒸日上。

  

   1907年,严裕棠买断了褚小毛的股份,将大隆变为独资公司此时,做外轮修配业务的厂家越来越多,利润日薄,而国内的棉纺织业却日益兴盛,相应的纺织机械业务却极少由本土生产,都是高价由外国进口。不仅购价高昂,而且维修也不方便。严裕棠看准了这个商机,于是宣布.放弃外轮生意,把生产业务转向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上。

  

   此时的大隆不仅规模初具,而且也拥有了较强的技术力量。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自制自销,但仿制和修配水平却是同业中的佼佼者。严裕棠发挥其业务联络之长,获得了英商恒丰洋和日商内外棉公司的两大订单。代理加工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习制造技术,也解决了最实际的业务量问题。大隆以两大外国客户为起跳点,先后与40余家客户建立了业务关系,使大隆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

  

   大隆机器厂业务发展后,原来的规模已不能适应,1914年沿平凉路增建的厂房落成,这时工人已增加到100余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漩涡,长期受到扼制的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复苏,纺织业发展很快。严裕棠马上意识到大隆也要逐渐与外国在华企业脱轨,转向与民族工业合作。于是,他承包下荣氏兄弟申新厂的机器修配任务。同时,大隆组织技术力量试制部分纺织机器,为整机制造打下了基础。

  

   “做别人做不了的活”

  

   兴办近代的机器工业,首在机器。然在近代,中国自身的机器制造业十分落后,传统的铁器作坊无法承担制造和维护大型生产机器的使命。无论是洋务时期的军事及民用工业,还是民国初期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机器设备基本上都是通过洋行由英、美、德、日等国进口。民族机器制造业虽然在学习与仿制之中缓慢进步,但仍满足不了兴办工业的需求。

  

   即使是如大隆、求新机器厂(朱志尧所创办的机器制造工厂)这样的民族机器制造业中的先行者,在很长时期内也是以机器的修配业务为主。虽然严裕棠施展浑身解数,在外商中接了不少大订单,但是要实现机器厂的大发展仍然困难重重。为了广开渠道,严裕棠总是说:“接别人不愿接的活,做别人做不了的活。”别人不愿接的活比较容易做到,大隆工厂对于别家机器厂不愿承担的小活零活总是来者不拒,及时为工厂排忧解难,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大隆的声望不断提高,也因此赢得更多的长期订单。

  

   但要想“做别人做不了的活”则需要技术实力做后盾。新式机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件,附着于机器之上的是先进的设计能力及生产技术,是拥有机器制造技能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团队。严裕棠知道,大隆要想摆脱低层次的机器修配,转向高水平的整机制造,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自身的技术队伍,走技术自立之路。

  

   严裕棠在大隆建立了严格的学徒制度,以此来保证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达到“重视技术,保质保量”的目的。大隆选定一批技术精干、吃苦耐劳的老技师担任师傅,徒工进厂之前要经过严格挑选。徒工的学习时间是三年,白天跟随师傅当助手,晚上则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徒工实行淘汰制,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被辞退。表现出色的徒工满师后可被本厂留下当工人,有的逐渐选拔为工头、领班以至厂长。据统计,大隆培养的技工和管理人员总计在10000人左右,这些技工不仅加强了大隆的技术力量,也成为中国早期机器制造业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隆依靠本厂技工,由机件修理、配件仿制逐步向整机制造迈进。在初期,主要是修理简单的配件与机器故障,进而修理比较复杂的纺织机器和引擎。在修配过程中,大隆不仅注重培养技师进行一般性的经验性操作,还要求技师掌握机械原理,提高设计能力。在为英商恒丰洋行代制纺织机传动装置的过程中,大隆技师从洋行提供设计方案中学到很多关键性技术。大隆仿制质量精良,颇得用户称赞。

  

   当时最为主要的业务是纺机修理和制造。严裕棠见到国内众多纺织厂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不仅价格高昂,而且维修成本很高。这样的商机白自流失,不仅是民族纺织业之失,也是机器制造业之过。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整机制造的梦想。经过反复努力,到1922年,大隆机器厂终于试制织布机成功并上市推销。这种织布机系依照日本丰田式织布机,参照英、美织布机并结合本国使用上的要求制造的。织布机的成功表明大隆的技术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严裕棠还引进了一批新式的技术专家,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全面提高大隆的机械设计和制造水平。1928年,大隆延聘机械专家黄朴奇任大隆机器厂经理兼工程师,掌管全厂的生产和业务。在黄朴奇主持下,工厂组建了机械物理实验室。1932年,严裕棠的第六子严庆龄留德回国,被任命为大隆机器厂厂长。严庆龄在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方面实行全面改革。他聘请擅长内燃机制造的连忠静为工程师,还聘请了两位德籍工程师,与原有的技术员共同组成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经过努力,大隆从机件仿制,逐步做到能够仿制整机和自行设计各类机器设备,并实现了流水线生产。

  

   到20世纪30年代,大隆出品的日本式的精纱车、浆纱车、筒子车、提长机、打包机,英国式的拆包机、开棉机、给棉机、花卷车、清棉机、梳棉机、七眼并条机,还制造了120吨压力的打纱包用的油压机以及染布机,完成了整套棉纺织机器的制造,成为华商机器制造业的骄傲。

  

   产业链延伸之逢生

  

   大隆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市场竞争却更加残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致使许多在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棉纺企业纷纷倒闭,机器制造业也承受连带之痛。由于民族机器制造业整体水平较低,华商纺织企业除在维修方面倚重本土企业,仍然从国外进口整套设备。

  

   严裕棠的梦想是建立技术先进、自主独立的一流机器制造企业,但在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技术自强之路并不容易走下去。1922年,大隆机器厂试制织布机成功,但新产品上市推销,因华商轻视国货,而产品销路不畅。有的厂家看在与严裕棠的交情上购买了几台,也是弃而不用。赠机推广,效果也不佳。

  

   严裕棠不甘心,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没有人购买,就自建纱厂,自制自销,树立榜样。1925年,严裕棠租办连年亏损的苏州苏纶纱厂,更名苏纶洽记纱厂。在全面接办苏纶后,由大隆机器厂对原有机器进行全面整修,并采用大隆机器厂的纺织机器增设了苏纶二厂和一个织布厂。苏纶纱厂重新开工后,由于机器购买及维修成本低廉,产品成本远低于其他纺织厂,产品质地也十分优良,因此一反过去萎靡不振的局面,连年获利甚丰,为当时般纱厂所望尘莫及。严裕棠的大儿子严庆祥总结说,苏纶纱厂“无论工务方面、人才方面,均不能不依靠于大隆,如机器之修理添补等如无大隆决不如是方便,人才非大隆积久训导,决无如是之适用”。苏纶纱厂的成功意味着严裕棠“棉铁联营”的企业战略方案初步告捷。

  

   1927年,严裕棠重组设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以长子严庆祥为副总经理。从1930年到1931年,苏纶厂销纱3万余包,布11万匹,年盈利达40万两,大隆制品的销路也解决了。1934年,严向中国、劝工两银行购进倒闭拍卖的上海隆茂纱厂,改称仁德纱厂,使用大隆自产的成套纺织机器重新投产。

  

   苏纶和仁德纱厂的成功使其他纺织厂家打消了顾虑,也开始购用大隆机器厂的成套纺织机器。上海的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江阴的利用纺织厂都先后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纺织机器。另外,严氏父子还向常州民丰纱厂、郑州禄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等些纺织厂投资,成为这些厂的股东,这些厂也就尽量购买大隆的纺织机器。大隆也尽心尽力,为这些厂提供从供货、安装、调试到维修的一龙条服务。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1937年,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各种工作母机5O0余台,工人多达1300多人,所获纯利20余万元。上海鸿章纱厂评价说:“我国最先仿造纺织机器其成绩最原苏纶厂址良、规模最大者,现惟大隆机器制造厂家而已。”

  

   1938年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形成畸形繁荣状态。严裕棠转而开办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聘美商恒丰洋行安特生为董事长,假美商名义进行经营,其班底仍是大隆厂的。当时,华界纱厂为避战祸,都向租界转移,泰利生产的成套棉纺机、织布机和各种机件,销路很好。抗战胜利之后,严裕棠继续实施其棉铁联营策略。从1947年到1949年,严家父子还与人合资在苏州开办了苏州纱厂,在香港开办了怡生纱厂。

  

   为了保持大隆的快速发展,严裕棠在棉铁联营方略之外,还从事房地产的买卖。他在上海购得的大批里弄房屋、公寓和大楼出租收取租金以此来支持大隆机器厂。他在选地方面很有眼光,在选定厂址之后,就在附近购买相应地块。在工厂建成后,生活及商业服务店铺随之发展起来,地价也直线上涨。在资金不足时,他就在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中心购进小块土地,一旦成片开发,小块土地也能卖出高价。严裕堂在宁、苏、常等地都置有房地产,单就上海一处而言,他在抗战前即拥有大小里弄、公寓、大楼20余处,地皮158亩。虽然不算是地产大亨,但也是小有名气的房地产主。严裕棠投资房地产并非热衷于这个行业,只是用房地产赚来的超额利润来充实大隆的资本。因此,大隆在发展中虽然一再遭遇困难,但因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依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棉铁联营的策略上也实施得非常成功。

  

   解放前夕,严氏将部分机器转移到台湾成立了裕隆机器厂,但大隆公司的主体仍然留在大陆。1958年,严裕棠逝世。

  

   近代民族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进口设备一直就存在着从机器依赖到技术、人才依赖的弊端,这也是民族工业难以自强的重要原因。严裕棠在四十余年间,将一个弄堂作坊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本土机器制造企业,还拥有两个现代化的大型纱厂和几个中小纱厂,既创出了一条“棉铁联营”的机器自制、技术自立之路,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进步。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7年第1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云嘉南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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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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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竞争力》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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