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行业意识、组织网络与社会资本——江浙皖丝茧总公所的兴起与运作(1910—193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3 21: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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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作为一新型的跨地区性的行业组织,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是在三省同业群体发展及行业意识更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组建使丝茧行业建构起同业的组织网络。借助这一网络平台,三省丝茧业获得了除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外的社会资本。丝茧总公所在整顿行业秩序,保护行业整体利益,与外商竞争,与政府交涉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措施,其目的是实现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

  

   关键词:行业群体 组织网络 社会资本 江浙皖丝茧总公所

  

   近年来,随着商会研究与行会研究的深层推进和行业档案的整理发掘,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及类似的新型行业组织逐步被纳人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经济史领域的一个新兴热点。就本文所探讨的江浙皖总公所的兴起与运作来看,相关的研究主要在于对由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过渡的原因及同业公会功能的讨论方面,主要侧重于以“资产阶级”的框架或传统现代模式进行解释,这些视角有利于从经济结构的转变来寻求经济组织变迁的内在因素,但对于组织的社会联系及行业的主观动因则有所忽视,在行业组织与政府、政治关系上存在解释的困境。同时,已有研究多着眼于某地某行业同业公会组织内部,而没有放眼大观,关注同业公会的跨地区与全行业的整合。(1)本文希望能够寻找一个新的视角,以避免单纯的资产阶级视角或在同业公会政治参与问题上的性质与程度之争。本文所拟探讨的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从其组织与功能来看与传统的会馆公所有着较大的差别,而与一般所言的工商同业公会有着更多的相似性,正如徐鼎新先生认为是“处于向同业公会过渡的特殊形态”,特殊之处在于仍是丝茧两业的混合体。笔者认为这不并妨碍总公所的主要功效的发挥,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作为跨地区的兼容性同业联合会,其本身就是丝茧业理性契约行为的成果。(2)因此,笔者尝试引入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循行业群体与组织网络的思路来对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作一个案分析,试图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近代行业组织演进及运作的某些真相。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更成为新兴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目前,这个概念虽然尚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但各方面基本上认同普特南的定义,即把它理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髙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强调出于共同目标的协调行动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内在推动力。此外,布尔迪厄和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与网络、信任以及团体关系的观点也具有参考价值。(3)就近代中国行业组织的演进而言,业缘关系及同业对行业地位、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共同认识扮演了组织网络的结点角色,总公所的建立实际上体现了丝茧业对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外的社会资本的追求。这里并不排除传统地缘及宗族关系的网络结点角色。简言之,社会资本注重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与组织之间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也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中的个体。正因为如此,在充分评估这一概念的适用性及其可能的缺陷之后,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架构,用来说明近代行业组织变迁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活动,从“另一只眼”阐释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作为同业组织兴起与运作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在行业群体的扩大、经济资本主义化以及中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近代江浙皖丝茧总公所的兴起与当时同业意识的兴蜕及由此而产生谋求团体组合的取向深切相联,其内在的意向乃是通过公所组织获得较个体强大的社会资本。可以说行业意识的兴蜕是丝茧业市场网络建立的思想动因,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则是建立社会资本的载体,表现在功能与运作上,即以总公所的团体力量来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与发展,以此谋求同业之自律,与政府折尊冲殂,与劳工相抗衡,与洋商相竞争。但无论是行业内的规范行为还是社会与政治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节约市场成本,实现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4)

  

   一、行业意识:丝茧业对社会资本的认识

  

   江浙皖丝茧总公所的全称是丝厂茧业总公所,是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若干地区的丝茧行业于1915年成立的。其前身是成立于1910年的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会员主要是江苏、浙江二省的丝茧业,改组为江浙皖三省丝茧总公所之后方扩大到安徽地区。从组建到1930年改组为上海丝厂业同业公会期间,总公所集三省同业之力,在促进丝茧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三省丝茧同业的一种“体制性的网络关系”,江浙皖三省总公所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是三省同业出于对行业发展考虑的一种“象征性”建构。(5)这种投资策略与明末清初丝茧业行业意识的兴蜕紧密相关。如前分析,社会关系、团体义务等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对近代丝茧业而言,一方面有着机器缫丝的兴起及市场联结性加强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受着中外竞争及内部隔离的阻碍。同业关系、行业整合、中外竞争就成为江浙皖丝茧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石,江浙院丝茧总公所的成立也取决于丝茧行业对于这几大问题的认识。

  

   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作为跨地区的同业组织,同业联合意识是其能否成立的关键。一般而言,同业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与共同的利益。在清末民初,三省丝茧同业联合意识的形成既有源于行业分工而自然形成的联系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取决于行业的发展环境及具体特点。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晚清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到清末民初,各种学会、协会的成立自不待言,所谓“人群进化,会社日兴,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内以谋同仁之利益,外足以御强力之侵凌,凡百皆然,商战尤甚”,(6)即是这一浪潮的鲜明反映,在经济组织方面尤以商会最为瞩目。这些组织的广泛建立为同业组织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江浙皖三省为中国丝茧业的主要产地,正是因丝茧业的发达,在前近代,为了维护业主生计及业务,三省各地就已建立了众多的会馆或公所。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会馆、公所本身就是联合意识的产物。但这种联合与清末民初的结群意识仍有着明显的差别。正如有关学者在对行会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传统会馆、公所中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孤立主义的联合意识,只局限于小范围的利益维护,并且有着严格的行规限制。因此,已存的丝茧业会馆或公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域的联合,但互相之间是孤立的,内部则带有相当的垄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分割涣散的根由所在。这与清末民初三省丝茧业行业市场紧密联系是相违背的。在1901年,上海、无锡等地的部分丝茧业主即认识到同业倾轧和地区封锁对行业发展的危害,“窃维中国土产向以江浙两省丝为大宗,自被日本广兴蚕业,华民手缫之丝,价遂大落。幸赖机器缫丝各厂相共讲求,尚可抵制近十年来逐年增盛,厂丝出口査海关贸易册值银三千二百余万两,实为当今出口一大宗进项。査丝厂在上海者四十三家,在内地者十五家,江浙各州县茧行四百数十处,营业不可谓不盛,无总会研究之公所,殊不足以维商业而期进步”,(7)因此在无锡黄埠墩设立了锡金茧业公所,作为“常属八邑茧业办公之所”,江浙地区也以绍兴为中心成立了茧业公所。此后,“江浙两省各县继续成立公所者,日益繁多”,这相对于前近代的封建式行会的垄断有所进步,但地区与范围仍然有限,彼此间“和而不同,涣而不聚,商务盛衰,未能专意讲求”,(8)在主体上主要侧重于茧业而对新兴丝厂业的联合不够。

  

   事实上,中国手工缫丝所产之土丝在1850年以后逐渐衰退。近代生丝世界市场的两大需求国为法国与美国,中国由上海大量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生丝因为品质粗劣,渐为日本丝、意大利丝和法国本土丝所取代,中国丝的用途仅限于纬丝和缝丝(9)因丝成出口贸易的停滞,价格也显著低落。为挽颓势,华商仿照外国洋行开始创办机器缫丝工厂,勉强维持生丝的出口贸易水平,也为江浙皖三省因生丝出口大减而失去销路的蚕茧业寻到了新起之路。从1890年起,手缫丝逐渐被机缫丝所取代。1894年,机缫丝仅占白丝出口总量的5.5%,到1897年迅速增长到46.1%,到1910年已达到67.4%。(10)新兴丝厂为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要求迅速打破地区限制和旧式行帮的束缚壁垒,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产供销之间的经济联系,谋求丝茧质量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髙,扩展国际国内市场。这些依赖于某个厂家或个人均难以完成,只有共同团结起来才能集众力为一处,才能保证行业整体利益与可持续发展。这就使丝茧同业最终摆脱孤立主义的行会式联合,而走向开放式的行业整合。总公所的创设正为有益于“研究蚕桑,集思广益起见”。(11)

  

   严格地讲,丝茧总公所并非真正的单一行业组织,而是集丝业与茧业为一体。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具体的业务联系上,丝业与茧业一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缫丝完全是以农民家庭手工业式生产,养蚕业与缫丝业结为一体,“蚕户各自以收获之成茧,直于自家缫丝,而以生丝出售,向无缫丝与养蚕离分之观念”。(12)这可能也是上海丝茧总公所以机器缫丝工厂与蚕业为一体的历史原因。甲午以后,新丝厂不断增加,除上海外,无锡、绍兴等地也发展成为机械缫丝工业的中心。资本雄厚的商人更在各产茧地设厂,如周舜卿除1904年创办了裕昌丝厂外,又陆续设立了锡金、源康、乾牲、协记、诚记等丝厂。但与此同时,外资丝厂在甲午战争以后发展更为迅速,各国根据马关条约规定可在通商口岸设厂的条款在上海及附近地区创设缫丝厂、织布厂等。这使新兴的厂丝业不面临着日本、意大利生丝的国际竞争,而且因外商设厂于国内而面临着原料之争,并且因为蚕茧质量导致生丝质量不髙的压力仍然存在。同时,手工缫丝衰败,厂丝业兴起成为丝业主流,茧业视丝厂为未来的依托。丝茧两大部门都认识到了联合的必要与益处,在这种情况下,丝茧两业合为一体也就理所当然。

  

   对中外竞争关系的认识是丝茧业走向联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清末民初的江南丝茧市场是一种出口导向型市场,行业的兴衰取决于出口量的大小。不论是农村的手工缫丝业还是新兴的厂丝业,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日本与意大利的竞争。三省的丝茧同行都将日本视为最大的威胁,江苏茧董周廷弼、浙江茧董张义、安徽茧董胡贞三等代表茧业1212家函称:“査蚕茧一业为制造厂丝原料,徒以故步自封,不求根本整理,近二十年间东邻急起直追,每年蚕茧产额超越吾国八成以上,亟应结合团体速求改良。处此商业竞争时代,非根本研究实不足以自存。”(13)要求联合起来,改善蚕种,优化生丝质量,改变在与日本竞争中的被动局面。中外竞争不仅在国际上,在国内也有激烈的争夺。甲午以后,外商在上海等地也设有缫丝厂,与中国缫丝厂争夺原料,“各国商人均于茧市驰赴内地争逐其利,尝有土著绅衿贩茧桠卖,华洋交涉,动辄为难”。(14)分散隔离的地方公所在华洋交涉中显得软弱无力。反观竞争对手日本,则组织有大日本蚕丝会、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日本蚕丝协会、养蚕及制丝合作社等行业组织,在促使日本采用.法国及意大利技术改进设备,发展蚕丝业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成为日本丝业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推动力。(15)要保护自身的利益,除了团结对外别无他法。

  

三省丝茧业虽然与外商存在激烈竞争,但在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采取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态度,而是在贸易中与欧美的洋行、丝厂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源自于华商对于外商洋行的依附。据徐鼎新的分析,华商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料收购及产品销售方面都有赖于外商洋行的支持。华资丝厂的产品检验,确定品级、价格等也都控制在外商手里。不少华资丝厂实质上就是外商在华收丝的加工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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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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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学刊》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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