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 魏文享:多元互动的近代历史图景——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7-08-03 21:45:55

​朱英   魏文享 (进入专栏)  

   2003年10月15日至17日,武昌桂子山上桂蕊缤纷,幽香四溢,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和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1)与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40余人,其中港台地区研究生20余人,大陆地区研究生近20人,共提交论文41篇。港台地区学者张忠楠、胡春惠、李谷城、张哲郎、周惠民、张力、刘维开、林维红以及大陆学者章开沅、冯天瑜、刘志琴、朱英、严昌洪、陈锋、彭南生等均与会致辞或主持报告会。在会上,研究生们充分表现了青年人的学术自主性与创新性,给一向被视为“老气横秋”的史学界吹来了一股清凉之气,显示了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生机与活力。在会议上,不仅港台和大陆青年学子互动,青年学子与学术前辈互动,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体现出了多元互动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一、选题的多样性与新取向

  

   此次会议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为主题,范围相当宽泛,实际上主办方未对选题加以限制,目的也是为了使研究生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各展所长,同台竞技。与会研究生提交的41篇论文涉及到对近代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有些则显属综合性的。如在一般意义上做大体分类,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数量基本相当。这些论文不可能篇篇俱佳,有些可能还略显稚嫩,不够老辣,但确实有不少论文选题新颖,论证深刻,有的论文已涉及到一些新兴领域,体现了研究生们力图在论文选题、史料挖掘、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的创新精神。或可言之,这些史学后继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向。

  

   就选题而言,一些研究生显示出了较强的问题意识和较宽的研究视野,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者阐幽发微,或者推陈出新,在不同程度上推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先看一些涉及传统研究领域的相关论文。晚清和民初是近代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动时期,也是近代报刊的大发展时期。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包括对清末官报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重视。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清末官报的关注多集中在《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上,对于清末新式官报的全貌则不甚清楚,而且往往只是单纯从新闻报刊史方面展开论述。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唐志宏撰写的《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与演变》,从报刊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及其演变,不仅厘清了晚清官报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定位问题,而且对晚清官报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复杂意义进行了分析。对民众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过去多集中在民变等方面,视野比较狭窄,浙江大学硕士生傅怀锋的《试析清末民初的民众参与》一文,揭示出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选举中在精英政治遮掩下的民众政治参与形态,从而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失语这一已有结论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晚清海关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总税务司身上,造成将海关直接等同于总税务司的虚假影像。(2)北京大学博士生任智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通过深入挖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海关史料,将在晚清海关体系、财政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海关监督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晚清海关监督的职掌、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海关监督体系与总税务司的关系,以及海关监督与中央、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廓清前述误读有一定贡献。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领水主权问题以往虽已有较多研究,但对条约签订前的情况了解很少。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刘利民的《条约前时代中国领水主权状况初探》对此进行了考察,从而使有关领水主权问题的探讨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

  

   本次会议关于外交史的几篇论文也颇具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梁志勇的《清末新政时期的中英禁烟交涉》,从外交的角度探讨了清末禁烟新政成败之因及其后果。台湾政治大学应俊豪的《太平军乱事与清越关系》,运用中国和越南两方面的史料,探讨了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起的股匪问题对于清越关系的影响,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以及清越外交关系研究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三国干涉还辽”也是已有众多研究的课题,对于三国干涉还辽涉及的“三国四方”及其相互关系均有探讨,但关于英国与此次外交事件的关系则尚有所缺。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凡逸的《英国对三国干涉还辽的反应》,对英国不愿加入三国干涉还辽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政策为英日同盟的缔结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这三篇文章一从外交解读新政,一从内乱解读外交,一从一方看多方,注重中国内部事务与国际风云的互动,从而使人们对近代中国外交与内政复杂关系的认识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

  

   比较有意思的是,本次会议主题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本不易形成主题较为集中的讨论。这也是会议主办方在初期面临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不想对研究生的论文提交造成限制,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钻研的学位论文选题提交文章,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形成对话与交流,避免各说各话。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这一担忧纯属多余。在若干主题上,两岸三地的研究生似乎存在不少共识,主题相类的文章并不鲜见,并且多体现在一些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反映出研究生们对于史学研究方向揆情度势的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术研究相互交流的促进作用。

  

   关于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重视,但整体而言仍十分薄弱。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不难发现,史学的学术建制对史学研究者的群体成长和研究行为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堪称学术研究中的关键性制度因素。目前关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教研机构的研究中,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私立燕京大学等代表性学术机构的研究已颇有所成,但就近代史学学术建制这一宏大课题来说,仍然还有相当的空间需要探索。(3)由此看来,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文兆坚对金陵大学史学教研体制的探讨就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他的《金陵大学史学教研体制之演进》一文根据金大文献档案及校史著作,对金大的史学教研体制进行了系统考察。他认为,金大自1910年成立后,即注意史学教育,开办历史学科课程,到1924年成立了历史学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整顿,导致金大史学教研体制出现多项重大变化,如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之成立、历史学系教员与课程也有所变革。而在抗战至1952年间,金大历经动荡,而其史学教研体制仍能应时而变。

  

   关于商会及商人团体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以来,发展相当迅速,时至今日,可说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不过,现在商会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取得新的突破?不少商会史研究者都在思索这一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深化的思路。有学者提出,要从加强商会的平行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研究、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来使这一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4)近年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印证了这一预见。(5)实际上就同业公会研究而言,其兴起既与商会史有着相当的关联性,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在行业组织这一主题领域内,同业公会是行会史研究的延续与深化。(6)不少研究生也已注意到相关选题。(7)复旦大学博士生张天政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魏文享提交的论文也属近期渐热的同业公会研究之列。张天政的《“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对这一特定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在维护金融市场、保护同业利益、稳定汇兑市场、推行公债发行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展现了银行公会这一民间金融管理组织在变动时期的自我维护与管理能力。这篇文章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融史师生的其他文章一起,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历史轨迹。(8)魏文享的《社团政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则结合行业组织的政治建构背景,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析,认为同业公会既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合作,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具有同业公会自身的利益表达,这种表达既有合法性的,也有超出制度范围之外的。其分析角度的拓展,有利于避免将同业公会视为政府之附属或者政府之对抗者的片面结论。

  

   国共两党的党史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党史研究往往以党论代史论,因而使党史研究偏离了史学的求真目标。较为具体的表征是,在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中,对历史事件易受到有关“决定”的束缚,易流于对中央文件的一般解读,要想有所创见则非易事。在国民党史的研究中,过去多将国民党及其掌控的政权视为一个整体,而缺乏进一步的细分。近年在近代史领域,两党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不论是大陆或者是港台,党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步弱化,而基于史实的实证性研究受到重视。大体可表述为两个倾向:其一是更加注重以实证的态度进行研究,重视相关资料的发掘,尽量避免以党论代史论;其二是不再简单地将党看成是纯粹的整体,而注重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更加细致的解剖。(9)武汉大学硕士生张建华的《国民党省级党部的社会角色》,以1927—1938年间的湖北省党部为例,分析了国民党省级党部的社会角色及其变化,认为在此期间,湖北省党部社会角色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党务与政务融合的趋势;二是基层党部集权制被强化的趋势。在中国共产党史方面,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陈耀煌的《围剿与反围剿:论反“罗明路线”斗争之源起》,根据大陆出版的新史料及档案资料,对反“罗明路线”这一老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反“罗明路线”尽管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上层路线冲突有密切关系,但该事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闽西苏区上层党领导与地方干部及群众对于革命的认知与对情势之判断不同,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应该采取的策略及战略的争论。这两篇文章在论证的严密性方面或许还存在一定欠缺,但其努力的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几篇社会性别史的论文深入到社会生活,研究普通饮食男女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大学博士生周叙琪的《由〈妇女杂志〉看男性特质的改变》,主要以民初的《妇女杂志》为例,以社交、恋爱、婚姻三个方面为研究取向,分析男性在传统男女界限破除之后如何与异性友谊互动、如何选择配偶以及社交与婚姻的关系问题,从而将男性在近代婚姻生活观念和风格变迁过程中的形象凸现出来。台湾大学博士生张远《清末民初戏剧男女合演问题中反映的性别观念》一文指出,在清末民初对男女合演问题的讨论中,许多观众对男女演员持不同的评价态度,常把女演员放在较低的位置来评价,且常以男演员的演出作为典范来评价女演员。许多人仍抱持清代发展到极点的礼教观念,抨击男女合演有伤风化,而一些受西方影响的话剧界人士则将男女合演视为进步。无论如何,演员的实际性别仍被强调。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王若梅的《在摩登与传统之间———以〈良友画报〉中的女性题材之处理为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通俗性大型综合图片读物《良友画报》入手,分析了其所展示和塑造的女性形象,并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转型与变迁中一般民众的观念适应问题。文章认为,《良友画报》牢牢抓住了摩登女性活跃而流动的魅力,在摄影和文字的虚实建构中为女性提供了模仿的对象,也为男性提供了消遣的资源。《良友画报》不论对女性还是对男性的女性观都起了一定的塑造作用。这几篇文章均涉及近代女性形象及观念问题,具有一般妇女史研究的某些特征,但显然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史研究,而是具有“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的取向。传统妇女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妇女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发现妇女的历史和添加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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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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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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