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3 19: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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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在民国时期普遍存在而历为经济史学界所忽视的工商同业公会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其深层次的社会功能,认为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适应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需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行业内管理功能,而且在行业整合、与商会及政府关系中展示出了强烈的外部维护意识与效能,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完善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行业组织自身的弊端,在工商同业公会上仍然体现了一种“向度”与“限度”的矛盾。

  

   关键词:工商同业公会;社会功能

  

   一、研究现状、视角与结构

  

   在前近代,以会馆、公所为代表的地缘性和业缘性社会经济组织是一地社会工商业的主体和基本组织单位。(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历程。与此相因应的是在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上的变迁与重组。伴随着这一历程,工商同业公会逐渐取代传统行会成为民国时期普遍设立的行业组织。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同业公会”这一名称的出现是相当早的,“盖当太古经济问题发生后,由自然经济时代,而进为货物交易时代,乃所谓同业公会者,遂应运而生焉”。这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过,这里所称的“同业公会”并无特别含义,它与会馆、公所、庙、殿等皆为同业行会之别称。此外,公会之词意原在于“公众之会”,因此在清末民初也经常用以为其他公共性组织的标志,如商学公会、预备立宪公会、公益会等,专属于经济范畴的公会也在同时期成为众多变革中的行会的名称,一般称某某业公会。到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后,同业公会逐渐成为行业组织的通称,大量的行会组织也纷纷向同业公会转变,并有工业同业公会、商业同业公会、职业同业公会之分,同业公会遂具有特别的含义。(2)作为新型的行业管理组织,工商同业公会大都具有完备的章程、组织和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社会功能,与传统行会有较大的差别。可以说,由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变不仅是一个名称之变,其中还蕴含着中国近代经济结构演变的内在要求与逻辑。

  

   已有对同业公会的研究可分为两大部分,在工商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发展时期,主要代表作有郑鸿笙的《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和阿维那里乌斯的《中国工商同业公会》,(3)这两篇文章对传统会馆、公所的组织和功能进行了探讨,但对传统行会与同业公会的区别有所忽视。因写作年代较早,对20世纪20-30年代同业公会的情况不得而述。从80年代后期起,不少史家的研究由行会而延展至同业公会。商会史研究的主力如朱英先生、马敏先生、虞和平先生都注意到了进人民国后传统的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趋向,并强调加强同业公会研究必将会对行会史、商会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起到推动作用。彭泽益先生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同业公会的考察后认为,同业公会是转化中的行会变种,还对公会的“过渡性”特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4)徐鼎新在《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对会馆、公所与同业公会间的渊源关系作了一定的分析。(5)黄汉民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对同业公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6)法国史家白吉尔对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原因及过程、组织制度作了详细论述。(7)王翔、李德英等人也着手对民国时期的苏州、成都的同业公会进行研究。(8)纵而观之,已有的研究涉及到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产生、行业管理功能、组织制度等方面,但均不够深人,时段上以民国初期居多。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关于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本文主要探讨近代中国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之所以选取此视角,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作为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机构,其本身就是按照功能原则构成的。这一原则决定了它们在组织成员的选择、内部的结构状况和组织的演变方面的发展方向。工商同业公会是近代中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组织,从萌生到发展也没有脱离这一原则。因此,以社会功能作为透视的出发点与中心点,不但可以关照功能本身的变迁,也可以对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系统、功能结构和性质作更为系统地分析。

  

   其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社会功能的内容涵括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定社会要素或要素组合由于特定的性质及组合方式而具有的特殊能力;因上述能力可以或必然发挥的作用;基于以上两者造成的能满足或实现一定社会需要的结果。在这里,社会要素的性质、组合方式、能力、作用、结果是一致的,而社会功能则是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这与工商同业公会由行业管理的基础作用而衍化出的广泛社会影响是相互契合的。之所以名为“社会功能”,就是希望将对同业公会的作用的考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语境”更好地融合,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挖掘同业公会功能的社会意义。由此出发,本文不满足于对同业公会行业管理功能的一般性分析,更从同业公会与商人团体的分群与结群、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同业公会所承担的社会角色。(9)

  

   其三,上述第二点与行业组织所维护的“行业利益”的两重性也是相符合的。“从静态的观点看,行业是国民经济系统结构与经济组成的反映,是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内的客观范畴。从动态的观点看,行业则是联接企业经济运行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纽带。”(10)因此,行业实际上是介于国民经济和经营个体之间的社会经济系统,这一系统特征决定了行业利益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为独立经营单位的共同利益,即企业性,企业利益的实现与否与行业环境密切相关,企业要想维护和发展自身,就不能不注意该行业经济领域内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社会整体利益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社会性。上述因素不但影响到以维护行业利益为己任的行业管理组织的功能取向和不同行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也决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工商同业公会虽然是行业组织在行会实行了功能更新与组织更替后的更高形态,但并未改变行业组织的这一根本系统特征,工商同业公会的功能取向也仍然受到这一特征的影响与制约。

  

   本文考察时段限于从1918年《工商同业公会规则》颁行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这既是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考察社会组织变迁所必须的时间跨度。上海与苏州则分别作为现代化工商业兴起与传统经济蜕变的典型纳人考察的中心,同时也将注意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发展的全貌。在这一范围之内,在注重两地同业公会的地区、行业与时段“个性”的同时,重点考察两地体现出的“历史共相”。首先考察工商同业公会的历史成因,其次考察了同业公会的行业内治功能。对工商同业公会外向效能的分析则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分析公会借助于各行业公会间及与商会的组织联系维护行业利益及客观上对于资产阶级整合的作用;二是分析公会通过与政府间的交涉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有机环境。

  

   一、延续与趋新: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

  

   20世纪之初,时人就认识到,“盖论中国地域之大,南北温度不同,各地产物亦随之而异,加以交通阻滞,语言不一,地方观念深人脑筋,且政府纪纲废弛,法律保护未备”,于是“商人为自卫,初则相互扶持救济,进而计及共同利益之增进”;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之进步趋势,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之能有今日之相当发达者,不得谓非会馆、公所等所谓帮的组合制度之适应我国旧时经济组织也”(11)。这段话不但相当精辟地概括了封建时期会馆、公所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原因,肯定了传统行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功绩,但同时也指出行会制度仅与“我国旧时经济组织”相适应而难以与现时经济相契合。在发达的自然经济和低限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间隙间产生的行会组织难以克服自身的“封建性、封闭性和保守性”(12)。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被纳人资本主义体系,行会对外的业务垄断和对内的僵化统制使其难以逃离衰落的命运。

  

   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苏州虽然开埠较晚,但因与上海毗邻,两地间存在紧密的贸易联系,因此在开埠之前已早受外货冲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这些地的传统经济结构发生解体,经济组织也出现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并非直线进行的。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一些旧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还产生了大量的新行业,这使行会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也一度出现了数量的迅速增长。这一现象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到19世纪末期间表现尤其突出(13)。据虞和平先生统计,上海、苏州、汉口和北京的行会在1840年之前成立的行会只占1912年后之实存总数的28.7%;1840-1903年间成立的行会数则占到总数的48.7%01904年后由于商会及同业公会的大量建立,行会的增长量大为减少(14)。这表明“行会这一传统行业组织形式,在被新式外贸商业采用之后,又被新式工业采用”。(15)实际上是传统行会内含的积极因素在近代的调适性发挥。

  

   这一情况表明,虽然行会的衰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行业组织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

  

   第一,维护同业发展的根本需求仍然存在,且更加迫切。“无论是传统的行会,还是新式的行业商会或同业公会,它们都是一种行业性的团体,其基本立足点仍然放在同业范围之内。协调同业之间的关系,保护同业的利益,统一同业的业务标准仍然是它们的基本功能。”(16)与封建时期相比,各企业、商号面临的市场形势更为复杂,竞争更加激烈,但同行业之间仍存在一些共同利益。如同业之内关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同行议价、资金融通、技术开发和市场的开辟等事务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机构来办理;对于行业间的交往及与政府、商会等组织的交涉也需要有公共机构以为代表。此外,还有各种募捐、摊派,也令各商家穷于应付。在应对这类事情方面,个体往往势单力薄,难有作为,但如果借助于团体力量,大量呼吁,便可赢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各行同业往往以行业组织为代表抵制政府的苛税,要求政府颁行惠商政策。由此可见,行业组织所要承担的功能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原有功能进行扬弃,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恶劣。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推动极为依赖政府的力量。但是从晚清王朝、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均缺乏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综合素质。中央权威的衰落造成国内政治局面动荡不堪,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结果不仅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大部分投之于军事与行政,就连发展实业所必需的安定的社会局面亦难以维持。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虽有所加强,但连年的国内混战及8年的抗日战争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税源重地,也是各类政治军事力量争夺的焦点。上海火柴业同业公会在述及其成立之由时的一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因社会政治环境恶劣而给实业界所带来的灾难,“自国民革命军底定淞沪以后,工潮频起,厂方颇感难于维持。益以江苏全省硝矿总局继征运单费,每张护照,除交费五元外,须纳运单费达百元之巨,厂商更不胜其苦。自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对日经济绝交,所购原料,又须纳捐百分二十,于是火柴成本益高,销路阻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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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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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学刊》2001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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