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为何每次逢大危机总能力挽狂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2 次 更新时间:2017-08-03 09: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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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人民公开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短缺到过剩

  

   1.当前几个历史性重大变化

   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上的过剩时期。俗话说“饱汉不识饿汉饥”,站在过剩的时代,不容易理解短缺时代的问题。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坚船利炮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资本短缺是最大的短缺,那个时代奢谈“市场”,等于“何不食肉糜”。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想拥有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别的国家的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要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当然,另外一种使用方式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侵略。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那么,那个时候不搞军事工业,按“比较优势”搞来料加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的话,人家会来侵略。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事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没有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作“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两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通过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这当然很好。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瞬间变成外债负担;如果像中国这样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从现象上看通过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包括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作good student(好学生)。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多达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多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外资所形成的债务就转化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不断地引发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资本在过剩的时候,我们应积极投资,不能贸然紧缩。问题在于向哪里投。而这些问题都不属于困扰我们前人的短缺问题。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在政策领域中很有影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当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就是在1999年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终于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

   我们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写成过去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为了处理我们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前人。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产业、金融和商业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70万亿元,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元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央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100元,银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太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互相依赖的。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实实纳税,一般情况下都意味着亏损。

   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利润率就下降了。所以,试图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大环境不好。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和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以及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我们不能再听过去的歌谣了,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今天当出现严重过剩的时候,再用过去的歌谣说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可以理解教科书是没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当代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就至少应该知道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即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今这十年,被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第二,政策体系与制度取向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与过剩时代不同,资本稀缺派生出来的问题是: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的第一个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2. 超越意识形态建立研究框架

   还是从近代说起。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用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像外部的帝国主义一样,这些内生矛盾也在瓦解着清王朝。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政府无奈之下,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正面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

   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会问: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2500年有余。所以,武昌起义的历史属性,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至今还没有被写入正式的教科书。

   当我们不再用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供我们重新讨论的角度帮助人们开拓思路。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清王朝是反动政权呢?不是简单地说它反对现代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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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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