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纵横上海滩的犹太巨富——哈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20:41:45

魏文享 (进入专栏)  

   哈同花园是近代上海最大的私家园林,它的主人犹太人哈同也是纵横上海滩的房地产大亨,称之为上海首富亦不为过。

  

   与其他西方来华冒险家不同的是,哈同并非生而有财,也没有强势的家族背景,他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实干,白手起家,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善用时势,充分发挥其超人一筹的投机眼光,在房地产贸易和鸦片贸易中大获其利,由一个受人驱使的门房转变为拥资亿万的大富豪,也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犹太人的致富传奇。

  

   迁转中国露锋芒

  

   哈同全名叫欧斯·爱哈同,是一个犹太人。1851年,哈同出生在已经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的伊拉克巴格达,父亲是英国沙逊洋行的一个小职员,家里勉强只能维持温饱,连小富之家也谈不上。1856年,哈同随父母迁居到印度孟买,加入了英国籍。哈同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不满意,1872年,他只身来到香港,在沙逊洋行当了两个月的勤杂工。次年,又转到上海,在沙逊洋行分行当门房。

  

   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创办的,总行设于孟买。香港开埠后,即在香港设立沙逊洋行分行。1845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主要是做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哈同在这里做门房,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来此洽谈生意的各国及各业商人。

  

   哈同对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十分尽心,而且借这个机会来学习汉语。他有语言天赋,不仅能讲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很快又掌握了汉语,甚至对上海的俚语方言也十分熟悉。语言的优势让他在接待工作中游刃有余,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把这份被认为是下差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沙逊洋行业务繁忙,来此洽谈的商人络绎不绝,门房里挤作一团,沙逊对此非常生气。而哈同开始实行登记制度,依先后顺序排队等候,往151的嘈杂顿时不见,这一招使其赢得上司赏识。年多后,哈同被升为业务管事,收入也有提升,稍有积蓄后就在上海买了一幢半I151房子安了家。

  

   开埠之后的上海,得益于优越的外贸条件,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房地产业也水涨船高,成为新的热点。沙逊洋行适时组建了地产科,并任命哈同为地产科的领班。哈同眼光独具,他认为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两河交汇处一定会成为闹市,将此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

  

   时势给了哈同脱颖而出的机遇。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内阁倒台,在沪洋人深恐局势发展对己不利,纷纷将地产脱手,打算逃离上海,地价一落千丈,沙逊洋行也准备收缩业务,转移战场。哈同深谋远虑,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劝老沙逊广收地皮。老沙逊依言而行,俟中法签订和约,局势逆转,清政府弃胜言降,上海滩仍然是洋人的天下,地价转而扶摇直上,哈同一举为洋行赚进五百余万两白银,他自己贱价购买的土地也升值数十倍。这笔投资的成功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这是哈同的转机,却是中国的悲剧。

  

   哈同为老沙逊洋行立下汗马功劳,却仅得到一千两白银的赏赐,也没有任何升职奖励。哈同深感不平,1886年,他转投到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是老沙逊的弟弟为摆脱其兄的控制而独自创办的,也属于沙逊家族,业务发展得也很快。同年,他和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结为百年之好。哈同在虹口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公馆来迎娶他的妻子,这座公馆被称为第二代哈同花园。

  

   囤地居奇立乾坤

  

   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这意味着哈同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跻身于上海显贵一族,拥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特权。

  

   这时,上海的外滩一带已经发展起来。为了使自己掌握的地皮升值,他主动向工部局请缨,出资六十万两白银把南京路铺成平坦的大马路。马路修成之后,商家及居民迅速云集。这样,既赢得了捐资改善基础设施的美名,又在地价飞涨之中获得巨额收益。

  

   1885年,哈同还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鸦片成为哈同的利润之源。

  

   1890年,哈同升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同时,他经营房地产的手法更加高明娴熟。他不断低价购进地皮,供人租地造房,或者自建大楼出租,成为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地产商。地位与财富并起,哈同又被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俨然成为租界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哈同眼见中国局势日益动荡,而租界之内更加繁荣,预见租界可能会有扩充。即使租界难以扩大,但租界周边的地价也必会上扬。于是,他利用其精明的投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还只是荒村野店的静安寺以东低价购~300-"多亩土地,并利用其工部局董事的势力,强迫那里的农民搬迁。时势的发展竟然如此巧合,1899年,义和团起义爆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江浙一带搞“东南互保”。上海的英、美、法等国总领事乘机要挟中国签订新约,将租界面积扩充了两万多亩,静安寺一带的荒地均被划入租界范围,地价立马飙升,哈同也平步青云,坐拥百万。

  

   今非昔比,哈同已经由一个不名一文的门房转变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他也不再甘于寄人篱下。1901年,哈同脱离新沙逊洋行,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哈同洋行,开始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纵横捭阖坐收金

  

   哈同洋行的注册资本是两百万两白银,营业项目是房地产和国际贸易,其中的大宗业务还有鸦片。这时的上海,正进入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哈同洋行的进出口贸易也异常繁荣。不过,哈同洋行真正的获利之源还是鸦片和房地产。

  

   哈同原本就与老沙逊洋行联合进行鸦片贸易,在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生意。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就形势看来,禁烟似是大势所趋。但哈同以其投机家的眼光和对清政府的了解,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一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之际,低价大量购入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大幅攀升,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数十倍的暴利。

  

   哈同的房地产经营手法也进入了更高的境界。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江南一带有钱人纷纷避战租界,租界地价更加高昂,哈同所掌握的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工部局为了征税,每隔三四年就对地价重估一次。自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十九次调整,这说明土地增值十分迅速。

  

   此时,再难以成片购买低价土地囤积居奇,但租界土地短缺则为哈同的投资天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时人评论说,哈同常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至有行无市。”在资金的大进大出之中,哈同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总能洞烛先机,买进抛出,大获其利。

  

   哈同还凭借其拥有的大量房产,坐地收租,日进斗金。在上海的闹市中心南京路一带,哈同拥有的地产约占其半。进入民国以后,哈同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到三百万两白银。1916年,永安公司租的地仅一亩多,每年租金则要5万两。1923年,新新百货公司租的地不过两亩,每年租金高达8万两。1932年建的国货大楼,租的地不过3亩,租金竟高达每年20万两。此外,还有贸易、鸦片收入约有五百万两。

  

   1903年,他耗费巨资在静安寺一带自己的地皮上建起了豪华无比的哈同花园,又名爱俪园。1904年,他偕同夫人搬进园中后,又购进周边土地,将之扩充为上海最大的私人园林。该园占地三百亩,内有小桥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园之冠,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据统计,至1931年6月逝世时,哈同已拥有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土地16块,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地产大王。哈同去世后,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找公证处会计核算,哈同遗产有一亿七千万元(当时米价为每石六元),还不包括大量的金银、钻石、首饰、珍宝、文物等,故总资产当有两亿元之多,堪称富可敌国。

  

   捐资兴学,同情革命

  

   哈同虽然贩卖鸦片,但本人并不吸食鸦片;虽为上海巨富,但生活俭仆,终身不纳妾娶小,不进风月场所,与妻子白头偕老,这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十分难得的。在经营生意方面,他锱铢必较,讲究成本与收益;但在生意之外,他慷慨疏财,乐于捐资助学,推进学术与教育,并且同情中国革命,与许多进步人士都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

  

   哈同非常重视对文化经典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08年,他出资用大字精刻《大藏经》,历时5年方才完成。在黄宗仰的鼓励下,哈同夫妇还在爱俪园内创办“中华佛教华严大学”,后改为仓圣明智大学。哈同夫人亲自任校长,师生费用全部由园主供给。我国著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曾在这所仓圣明智大学学习生活过。

  

   1916年,哈同夫妇创立“广仓学会”,这是中国较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学会常设机构设在哈同花园内,有十多名固定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联络了百余位遗老、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与交流活动。学会主办有《广仓杂志》等学术刊物,几年间还出版了几十种大型学术著作。晚清著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等都曾经在“广仓学会”著书立说,其中王国维先生的《殷墟书契考释》便是在爱俪园客任时完成的。

  

   哈同夫妇一生虽然不关心政治,也不直接介入政治,但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支持中国的进步和发展。1902年,上海交大的前身——上海南洋大学堂发生学潮,数十名学生愤然退学;又有上百名留日学生因反对沙俄侵略东北而被日本驱逐回沪。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章土钊、吴稚辉等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来安置这批学生。他们经黄宗仰牵线,请哈同夫妇捐助了五百两银子,使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得以顺利成立,他还成立了附属于爱国学社的爱国女学。

  

   在辛亥革命期间,哈同夫妇的爱俪园还成为革命党人聚会的重要场所。1911年l1月,章太炎住进了爱俪园。他向哈同借了60万两银子来扩充武器和添置武器弹药,对于革命军攻克南京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12月,同盟会和上海各界欢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集会也是在爱俪园进行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士都参加了在爱俪园举行的盛大欢迎集会,孙中山先生还与哈同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入狱。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出狱回到上海,再次住进爱俪园,章太炎的婚礼都是在哈同夫妇的资助和主持下在爱俪园举行的。

  

   当然,哈同与许多当权军阀及政治人物也有密切的交往。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曹锟等人都敬其三分,并曾给他授勋。在哈同病逝后,上海各界人士为这位侨居中国的犹太商人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这其中,包括政界、商界及上海地方的诸多要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租界,将哈同洋行及哈同花园抢掠一空,爱俪园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不过,财富湮灭,传奇不死,哈同在中国的奋斗历程不仅在犹太人的世界里口碑传诵,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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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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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竞争力》 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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