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冬先生工诗。己卯年仲夏，金陵大学文学院为刻其集于成都，雕板现存南京师范大学。我们本来也想把老师的诗集交广陵刻印社刻印，陶芸还抄补过老师到四川后的诗作，后来，南京师范大学方面因故作罢。他的侄子黄健中是国民党的一个政要，把他的诗集在台湾也重印了出来。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闾死后，大办丧事，颇事张扬。翔冬先生看不过，就写了一首《埋狗》诗，冷嘲热讽。诗收在他的《自怡斋诗》。翔冬先生去世后，学校当局曾向行政院请求一个表彰，也没有得到批准，可能与此诗有关。

二三十年代，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的待遇很高，中大的教授每个月三百块大洋，金大的教授也有一百八到二百元。胡翔冬老师常常带学生出去玩，请学生一起喝酒，往往一个人面前半斤黄酒，吃不完没关系，不够还可以加，常去的有一家是夫子庙的小酒馆一一小乐意，每次大约只要花三四块钱。

王伯沆先生似乎在前清有过功名，他跟陈散原先生是同辈，季刚先生等都很敬重他。有人开玩笑说，居然教蒙馆的成了大学教授，伯沆先生笑而不答。他在散原先生家中做过塾师，教过隆恪、寅恪两先生，蒋天枢先生《陈寅恪编年事辑》系之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寅恪先生因为自小从过名师，所以基础打得极好。

伯沆先生学问很高，诗也做得好，可是不好著述，也不大做诗。他在中大教过《四书》、杜诗等课。他能把《四书》讲得十分生动好听。他对《红楼梦》很认真地批过几次，后来，赵国章、谈凤梁先生把他整理了出来，交江苏古籍出版社印了出来。

我们上大学时候，敬重的是老师的学问，至于老师们课上得怎么样倒不讲究。老师们当中，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很有条理，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然后一一讲析，令人佩服。

中大的教授间有“如社”、“潜社”等诗社，有时也让学生参加，沈祖棻词集中的一些，就是用社集的题目，如《访媚香楼遗址》。

抗战军兴，大学内迁，老教授们也随之入川，他们习惯了安定的日子，这时候心情都不太好。翔冬先生成都白丝街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橘子树，上面只结了一个橘子，他就请来一个漆匠，把橘子漆成黑色的。高文他们那时住在旁边，也不敢问老师，更不敢阻挡。我恰好来看老师，也看到了，也不敢问他。

你有感悟力，可以学做诗。这一方面，我不如沈祖棻。学诗，不要只看自己喜欢的，也要看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当然可以先看你喜欢的。我年轻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喜欢温、李的诗，熟到几乎每一篇都能背诵的地步。

我是讲目录学的，知道目是目，录是录，所以我写的书前面不用“目录”，而称“目次”。

周祖撰先生是浦江清先生的学生，傅璇琮先生也是跟浦江清学的，一个在解放前，一个在解放后。后来，周先生又培养出了吴在庆、贾晋华两个，现在他们又和傅先生一起搞文学编年史。学术都是有渊源的。

（谈到王安石、苏轼）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写出来以后很久，才有机会印出来。张尔田在哈佛燕京社时，曾经是总导师，他把这书稿买下来，印了出来，我买的就是线装的几大本。蔡上翔的立场基本上是公正的，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与封建社会的流行看法不同，北宋的笔记诗话中，有很多攻击王安石的不实之词，南宋以后，就好一些。王安石幸好个人操守方面没有什么大毛病，除了不大喜欢清洁、严厉好胜，有时有些不近人情外，对手们也说不出更多的什么。苏轼是能比较公正地对待王安石的，他佩服王安石的学问和文学。有些时候，不同政治集团间的领导人之间，彼此并没有很深的个人矛盾，而集团中的其他人，则搞得很僵。宽容是非常重要的。

（我提到苏洵《辨奸论》及对此文真伪的争论）现在还在争论。苏洵这个人喜欢走偏锋，他是个乡里老儒，思想上比较自由放达，岁数很大了，才与京师的学者交往，加上个性的关系，使他的思想与众不同，有很多的兵家、纵横家的东西。正统的儒家学者不喜欢他，如韩魏公就不喜欢他。

翔冬先生和陈延杰本来是好朋友，《自怡斋诗》中有不少和陈延杰（仲英，后改仲子）的酬唱诗作。后来，两个人论诗的意见不合，就不好了。老辈做人真是认真，论诗不合也会影响交情。所以，翔冬先生诗里写过：“交穷诗是鬼，肥胜酒为兵”。

翔冬先生是有些怪。有一年暑假，我到窑湾老师家里去，看到他打着赤膊，在大厅里高坐在一个方凳上看书，旁边有好好的藤椅，就是不躺。我将先君新印的成都顾先生（印伯）诗集呈给老师，老师翻阅以后叹息道：“好多人都过去了。”言下不胜感叹。

（程章灿记）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书绅杂录》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