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堂师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学生环坐，如沐春风。每侍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兹从日记中辑出若干，以记录时间先后排列，以飨海内外未得亲承音旨的好学之士。门人蒋寅、巩本栋、张伯伟1999年4月2日记。
1985年3月2日
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
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
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
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
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
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搞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
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
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
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
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
1985年3月28日
学的东西广，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永济）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
（问《戴叔伦诗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学习紧张，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时日补充成熟。前辈为学不轻示人，必待养成。
（我说写文章常觉不能把握论题）做学问须有悠游涵润之功，要在脑子里玩味思索。日前有个老同窗编《金陵诗词选》求序，我应下，构思再三不满意。先从六朝繁华说来，过一两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静坐凝神半晌，觉文思条畅才动笔，从交游说起，论及两人关系，这样就比较亲切。
（呈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题“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做110
老师便什么都要教，有关行款的方式我也应该告诉你。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当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写都可以，只是一些老传统不可不知。
1985年4月11日
读书和研究最好几个题目并行，这可以互相启示，互相贯通。我一般是这样。拼命突击一部书，当时虽然很明白，但不久就会忘掉。你现在读《诗经》，可以和《楚辞》、《文心雕龙》一起参读，《文心雕龙•辨骚篇》便有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人的观点。
博士论文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总要有个体系。（张宏生说太早定题目容易撞车）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笑）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做《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学案，就将题目改了，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刘先生最精《楚辞》，《屈赋通笺》可备一本。出语极精，深有意味。《唐人绝句精华》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评语，却讲得极好。俞平伯《词选》也是，所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注》部头超过刘著一倍，征引极博，但阐发不及刘精深。
博士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砺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做文章。你若做韩，我告诉你一句话，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这是我几十年得到的结论。
（张宏生打算博士论文做僧诗）僧诗无甚高处，而且一般僧人于释理也不深，诗中典故却有些。《藏经》很好找，但读到熟悉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太不值得。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
（张宏生的读书报告准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的爱情民歌）还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业特点和市民习气同早期民歌不同。还要注意地域问题，可看《汉书•地理志》、《礼乐志》等，注意论地理、人情的部分。《风》为北方诗，汉乐府也有北风，南朝乐府是长江上游，有地域色彩，这似乎还无人注意到。
1985年4月19日
（汇报论《诗经》忧患意识的报告）忧患意识在《诗经》许多诗篇里表现出来，但具体作品产生于何时，是忧的什么，要落实。这就要注意作品的写作年代。古代文学这点很要紧，非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去解释。解决问题与下结论要设几个驳难，怎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85年4月25日
（博士论文想做《闺怨诗研究》）这个题目太小，而且难有开创性，不易见水平。
辑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个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辑佚书考》。曾有郭恭伯专门研究大书，做《四库考》、《大典考》、《宋四大书考》。（问辑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璧）不可，这要看馆臣主学官的学力、态度。而且辑佚容易出错，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112
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
1985年5月9日
（张伯伟论庾信《枯树赋》到王渔洋《秋柳》）这个题目有意思。中国文学的继承性很强，一个故事一个意象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觉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戏曲、词、小说最好。这样证成其说，文章显得丰满，也显出它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历史的沿袭。
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啊，三个层次。
（谈到新方法）刘再复、林兴宅等人的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决不是哗众取宠，是严肃的。但他们的文章，总有点与具体文学现象不合。当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对中国文学我还算较熟悉，看他们的理论总不能和文学现象印合。
我也在探索，寻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欢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处。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比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然是讲一首诗，实际是说杜甫是怎样觉醒的。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他自己的自我发现，猛醒到社会。
我自觉才弱，也无能力写很大问题的文章。要我写那种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从具体问题入手，上升到一定高度，历史主义是不可少的。（我说目前新思潮是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是需要的，光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古，文献太少。顾颉刚先生曾考老子——当时曾有考老子之风，但他对我说，材料太少了，没办法。是啊，这几条材料，你这么组合就是这一观点，他那么组合又是一种说法。现在根据老子的思想倾向，认为是战国人，实际是思想史问题。这就是逻辑方法，但逻辑方法也不能拋开历史，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不管当前是怎样的倾向，要宽容一些，允许大家探索。学者心胸
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
（曹虹说有人主张《诗经》成于一人之手）读古书要有历史知识，有时常识的判断是最准的。《诗经》不说内容涉及几百年，就是风格也决不同：周颂最古奥，其次大雅，小雅和风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汉书•地理志》、《礼乐志》说音乐与地域的关系是清楚的；《左传》季札观乐，指出音乐也各国各异，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难说服人的。当然，他有他的推证，就像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虫，若说禹是某以虫为图腾的部族尚可，说是虫就未免荒谬了。上古文献少，须加以分析。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
1985年5月23日
现在研究新方法，是个好风气，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像“四人帮”时那么僵化。（张宏生说叶嘉莹讲词注重各人独特之处，而国内分析作品则将个性变成共性）这是原则问题，但也是修养问题，叶嘉莹、缪钺、沈祖棻讲词都有特色，就是细。他们除了能讲，也能写，深知其中甘苦，才能讲到点子上。文学是人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于情感的表现。现在杂志省级以下的，文章公式化很强，都是一个模式。每篇作品有独特的构成，分析也要各异，根据不同的作品作不同分析。
我《古诗考索》的文章讲诗，也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虽然解放前我从未接触马列主义，但写文章也没有模式，解放后尤其是来南京以后，我有意识地探索新方法，力图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一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教条地对待它，不搞得僵死，那它是有可以包容一切的宽容的。只是我有个忧虑——所谓“小民之忧”，就是引进新方法，不能使文学研究变成美学和哲学的素材或工具，那就颠倒了主客关系。这里有重点所在，即不将文学搞成哲学理论（比如控制论）的印证。引理论解决文学问题和用文学来印证哲学是有不同的，要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抽象出理论，发展理论。
当今搞古典文论的人，搞来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样批评，而不自己进行批评。只是从古书中找些名词术语加以说明，不研究它出现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因为这就牵涉到创作，而一讲到创作，许多人便束手无策了。他们研究刘勰、钟嵘、严沧浪、王夫之，却没有人自己成为刘勰，这就是不从文学出发研究的结果，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上不去的原因。写批评史，王国维以后，自己不能成为一章，比如蒋寅的文学批评。这一点胡适之就好，不管人们怎么骂他和指责他，但他确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在批评史上应该列出一章。
念《文选》看李善注是主要的，文选学大部分是李注学。骆鸿凯的书条例不全，有名词不适当的地方，可以考虑补订它，自己琢磨一些条例。
1985年6月6日
《文史知识》约我写文章谈治学，我就自己感受说有两点。其中一点是能与知、感与知相结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爱憎然后有好恶，熟悉作品，与作家心灵沟通，爱上他，才能进行评价。还要创作，知甘苦。
拟古和模仿首先是学习，模仿到最后总会走出来的。任何有才能又不脱离生活的作家，最终都会从模仿中走出来。当然，没有才能的作家就窒息了。如周美成词，方千里等人有和周词，但无价值。又有作步周词的，也失败。周仍然是周，但他们都不是自己的。苏东坡学杜，早期《荆州十首》显然是学《游何将军山林》，但见功力，已显示出诗人的天才，只未见风格而已，后来就不同了。拟古和模仿除诗人本身的创造外，也有时代影响，陆机拟古诗，有骈偶风，不是古诗平行之式。陆机正处于单偶交变时期，诗也略见。江淹的拟古则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是像陆机一句一趋，而是得其精神，但也受齐梁风气影响，显出清来。总之，模仿是必要的，朱自清有拟古诗，是黄节先生的作业，一句一拟，是下功夫的。朱先生讲诗做诗有意思，是下功夫熟悉的。（我说拟古有竞争心理）那是出于崇敬古人，要与之竞赛的善良愿望，它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事实上大家都有意学习古人并要超过前人，杜诗多用前人句，仇注一一注出，有些嫌琐碎和无意义，但目的是为创作提供比较和借鉴，并非如今人注解之意而已。
博士论文不宜做作家。当然，像刘后村，做个论文分量足够了，但问题是水平不够。因为有现成的框子可套，不外乎编年谱、考证等，而做一段文学史需要具备各种能力。
曹虹可考虑一下南北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都各自立论，很少从两者的关系及原因着眼。（曹虹说在考虑南北文化迁移的问题）是的，这个问题要联系到当时文风的不同和地理的差异，刘申叔
的文章只是开了个头，还大可研究。佛学也是重要的影响。
（问唐末江湖诗人似与南宋江湖派有共通之处）但有重大的区别你考虑过吗？前者依附于藩镇，而后者是依附于官僚的，如姜夔就依附于范成大。唐代俸禄重外轻内，宋代南宋是重内轻外，文官地位高，待遇优厚，退休后往往购庄园养老。唐人题庄院园林的诗不多，而宋人极多。
1985年6月20日
（告刘崇德在辑唐佚诗）辑佚补缺的工作是不断可以进行的，但注意，辑佚所得的材料常不是什么重要的。《全唐诗外编》王重民补的敦煌诗，只有《云谣曲》和《秦妇吟》是有价值的。宋本张祜集的发现是较重要的，其他零星的就不甚重要了，至多对考证有用。科研首先应该着眼于基本材料，从中发现问题。一味追求新材料，会走到“红学”式的考证的路子上去。
科研有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努力证明自己的解决不错。只说努力，因为不一定就对。
（提出想做大历诗研究）大历贞元正是两个高峰之间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设想个好的角度去做，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我看要注意到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像树剖开看年轮，看其横断面，也是有意思的。当时的诗和古文似乎并不相关，是各管各的发展着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读一下，这写法是尝试性的，很有意思。写了四个政治、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来展现晚明的腐朽。
1985年9月7日
（寅与张宏生《左传》读书报告拟作与《战国策》说辞的比较）《左传》的说辞和《国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可以进行对比，写成报告。但要从社会历史上找出原因进行分析。只作一下排比和对照那是大学生也能作的，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这是训练你们的历史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能力，所以不要限于文学的范围内，眼光放远些。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
现在让你们读几部书，取不同的角度做读书报告，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我写文章的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不然总是一个框框，十篇如一篇，就可悲了。
1985年11月4日
最近看萧涤非先生研究生的论文，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很有意思。这个人有才气，只是文中搬了不少洋典，没有必要。亏得我还是教会学校毕业，读过圣经文学，不然还得查书。引进新名词概念，只是在旧有的不能满足需要才行。如果是为了炫学或是其他，就有点哗众取宠了。
大历贞元文学确实如你所说，有个从反思社会到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问题。这时候的诗人有一种迷茫，既不满现实，但又不知出路在何处，只能逃遁到内心深处，等到政权稍稳固些，方镇问题稍息，白居易等人就要革新了。
1985年11月12日
（寅说《文心雕龙》下篇是具体指导写作的规律，修辞要求有针对性）艺术规律和原理是多层次的东西，有的适应面宽，有的窄。诗赋有各自不同的规律，韵文有与散文不同的规律，整个文学又有自己的规律，都是规律。我们研究就是要确定研究的层次，然后把握住它的规律。
（寅谈《文心雕龙》属于文章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及对其成因的看法）这个设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后面的尚不成熟，还要进一步思考。可以先把前面写成文章。（寅说那样太简单了，还是想对成因作个初步的解释）那也好。科研本来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成熟写出来老师可以提意见。反正是读书报告，不一定急着发表。你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师批评指点，我现在老师都故去，有谁来指点我的不是呢？
（张伯伟开课拟涉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教教义是比较深奥的，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探讨。但宜先从一些较浅近的入手，如《百喻经》、佛教故事，然后再读《五灯会元》等。在课堂上讲，有些问题讲不深就老实对学生交自己的底，不必故作高深，学生也许会有兴趣去研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退之是很懂得这些的，韩门也很大。
1985年11月15日
（寅告先生在戴氏宗谱中发现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家谱的材料很丰富，常会保存些世所不传的东西。但要注意其材料是否可靠，因为古人爱附会名人，防止他作伪。还有古人经常闹宗系斗争，也会影响到材料的可靠性。以前我在四川时，族中要我去修谱，我便辞却，因为也是宗系间闹矛盾。
现在家谱的材料有待发掘，这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管会的努力。但有时他们很保守，总占着一点材料慢慢摸。如果公开一下，大家研究岂不好？况且地方材料有限，人力物力都不足，只会延宕科研的进展，所以科研保守材料是最坏的。
1985年12月14日
（寅问自己写文章太长，是否因文章写得太尽）有些地方已是众所公认，便不必多叙，只要提一下即可。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陈寅恪作崔张故事考，说这两个形象是出于《游仙窟》，“其他论者多矣，寅恪不复再述”。孙望先生后来考证崔鸾鸾故事，写成一万七千字，看到陈文，马上删了七千，只剩一万字。我论《饮中八仙歌》也只论述八扇屏风，其他从略。
写文章本身就是个功夫，有新观点有新材料，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我自己在这方面是要求高的。让你们写六篇报告，严格要求从各方面训练，那么到你们做论文时便会驾轻就熟了。我看了别的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似乎这一环比较薄弱，只是平平叙来，不懂得作为一个学术论文或博士论文要追求什么。写学术论文决不比编讲义，要落尽皮毛，独存精神。
1986年5月22日
我一辈子研究杜诗，但没写什么文章，现在老师和学生共同写成一部书，也是个创举。贯串着一个方法，就是由点上升到面，从具体分析中得到结论性的东西，要提出些别人没谈过的东西，也不是全面研究杜甫。
莫砺锋或是宏生可以再写篇回溯杜甫与历史上人物的关系的文章。杜甫受屈原的影响很深，但不是风格上，而是精神上，对政治的敏感。贾谊和绛、灌的矛盾不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主要是政治上的迟钝和敏锐的矛盾。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正是这个缘故。历来只有两个人，屈原与贾谊有那种精神，后来杜甫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顺便说一句，司马迁这个人是厉害的，他把老庄申韩合传也是独具眼光的。老庄的放任反转为严酷，严而少恩。
杜甫晚年用律体来写政治，这是个独创。前人总是用五言古，杜甫独用七律。后来李商隐学他就学这点。
（以上蒋寅记）
1987年9月15日
我们（时周勋初师在座）要求每一位博士生都要读几门课程，决不允许学生仅凭一篇论文就拿到博士学位。学生必须在各门课程都取得成绩以后，方能获得做论文的资格。每个学生要读的功课并不一样，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准备让你读五门专业课：《楚辞》、《庄子》、《文选》与《文心雕龙》、《后汉书》或《南史》以及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些课程都以自学为主，请系上其他先生具体指导，我和周先生总其责。《楚辞》的学习，请郭维森先生指导。《后汉书》或《南史》，请卞孝萱先生指导。“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课，将由专人讲授。每一门课都要做作业，做作业要能尽量地采取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要哗众取宠，不要用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我们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强调和重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对作家的心灵的感知和理解。写文章要注意简洁，一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决不要说两句。除此之外，政治理论课要读一部马列原著，也要写出作业。英语在一个学期内通过课程考试，到二、三年级的时候，在上专业外语课的基础上，争取搞一些专业文献的翻译。第二外语要求达到借助工具书可以阅读的程度。博士论文的选题，可在一年级以后慢慢酝酿，题目不能太大，也不能没有分量，基本上掌握在经过努力方能完成的程度。要作开题报告，毕业论文的提纲还要寄到外校请有关专家鉴定，看是否已达到博士毕业的水平，是否能进行答辩。
1988年1月1日
写文章一定要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有何观点，要拿出证据来，不要废话。写得慢不要紧，写得慢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完全想清楚而又很认真的缘故。
1988年1月30日
做学问一定要把基础打牢一些、打宽一些，不然像有的先生那样，一生治一本书或某一时期的文学，所指导的研究生也像他的老师一样，毕业以后，分配都不好办。有的学者，看似著述很多，但其治学方法单一，路子都是一个。
1988年4月2日
毕业论文的选题，要求能解决文学史上某一悬而未决而又有意义的问题，要有独到的艺术见解，要努力创新。
每个人的才赋虽可能不同，但勤奋却应当相同。
1988年10月15日
对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论著，迄今尚未见（时《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博士论文选题已确定）。研究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先要有一个界定。要弄清政治观点的不同怎样影响了文学，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又究竟是怎样在文学中加以表现的。还要注意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党争激烈，私人之间的关系未必就十分紧张，如苏东坡与王安石，气度都很大。
1988年11月19日
材料的搜集是“学”，从材料中提出问题是“识”，解决问题要靠提高理论水平，要能选取一个好的研究角度，比如周勋初先生的《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角度就非常好。可以读读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取法乎上，不是要看他的结论如何，而是看他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毕业论文中论述党争的分量不宜过大，还是应以文学为主。
党争对东坡的影响最大，在这方面要特别花力气。
要注意散文创作中的党争因素。如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本身未必具有多少形象性，但整篇文章却完整和生动地塑造出了王安石本人的形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形象是塑造得很好的，但最能表现诸葛亮形象的，恐怕还是他本人的《草庐对》。
1989年4月8日
北宋党争的哲学基础是“学”争，党争的影响波及文学。
夫子自道与他人评论是有差异的。王安石不认为自己是法家，东坡也不承认自己是纵横家。东坡反对使人同，但王安石并没有使人同。
要梳理出一些较少为前人注意而又反映党争、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诗文。
1989年8月27日
自己吃透的问题才能出现在论文的正文中，否则至多放到注中。（谈及《朱子语类》）此书皆其学生所记。须注意朱子与他的学生的谈话，即使是谈同一问题，也往往有不同的回答。这一方面是因为要因材施教，另一方面，朱子本身的思想前后也有发展和变化。可见对材料的辨别和使用也是应该注意其产生的具体背景或环境的。某人为何说某话，对谁说的，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说的，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如何，都要弄清，这样才不会在使用某些文献资料时出现错误。
1989年9月2日
北宋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最终要落在文学上。党争怎样影响作家的心态和文学创作及风格，作家又是怎样得用文学来参预和影响党争，彼此的交叉关系如何，要深入挖掘。苏洵的《辨奸论》值得注意。
文章的论述方式，也应考究。不但要写出新的东西，还要力争在研究和论述的方法上出新，给人以启发。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论述方式是否可以参考。
1989年9月24日
（与先生谈论文写作，提出应从宋代士人的思想品格、政治品格入手展开讨论）这一想法不错。应当对党争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北宋士人的政治态度和情感不会不表现在诗文中，如东坡就在诗中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按此苏轼《戏子由》诗句）当然他也有反映其亲情的《与子由书》。总之，如何论述，从何种角度切入，要有一个整体的考虑。我们的目标是要从别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但又不失之于穿凿。沈祖棻论周邦彦和柳永的文章可以参看。周、柳都并不完全是词人一语所能概括得了的。唐代的李商隐也是这样，即使是论文，当时他最为人称道的也不是诗，而是他的四六文。有很多人，如欧阳修、东坡等，都首先是政治家。要把北宋人的主要的集子都读一下，如温公、苏门诸学士。还要注意士人的个性，荆公、温公、东坡、山谷都很有个性。山谷对荆公相当尊敬，似没什么派性，东坡与荆公在文学上也是互相尊重的，这都不能以革新或保守简单论之。
要注意宋人题跋的文学性，其中有些是写得相当好的。前些天我为台州郑广文纪念馆书杜诗并作一跋文，虽然很短，先后几易其稿，也要通盘考虑，颇费踌躇。
又，前人书信也是最能流露真感情的。
1989年10月8日
（向程先生呈交论文的第一章《北宋党争的背景与原因》）背景所谈三点，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宋之不同于唐的所在究竟在哪里，哪些东西是不可易移的，要具体讲明（如宋代的重内轻外、重文抑武等）。原始的史料要读，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如钱穆之论宋代相权，陈寅恪也有对宋代的零星论述。但最终重点还要落在党争怎样影响文学、文学怎样反映党争上来。应抓住几条主线，解决几个主要问题，这才会有深度。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一开始便总是说明自己要谈的是哪几个问题。
（谈及北宋的文人集团）文人集团有两种情况：一是创作倾向比较接近，后人归纳为一派或一集团，而这些人并不一定有师承关系；二是确实有师承关系，但风格则并不都一致。前者如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韩孟，后者如苏门弟子。
韩琦的诗很好，可注意。陈衍就曾称赞韩琦说.•“中朝大官工诗者，殆无如安阳。”（按此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韩琦诗《发白有感》评语）山谷有《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反映出北宋的党争，晁补之、张耒的诗文中有没有？他们当时都是做过小官的。这里还要注意对党争的一般同情与介入其中的区别，晁补之、张耒与温公就不同。东坡似乎主要还是一位文学家，让他参大政未必就行，他的诗文好讥刺，是一贯的。
（谈到论文写作中一些具体问题）从硕士到博士，老师对你们的指导方法也是不同的，我现在对你们的指导主要侧重在方法上，至于某些具体问题，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只要言之有据就行。
（谈到发表文章）写十篇一般性的文章，不如写一篇有质量的文章。张伯伟等同学的论文都压在我这儿，要修改补充，过一两年再说发表的事。
1989年10月28日
某种情感用什么文学体裁加以表现，是个文学观念问题。文以载道。诗中可以抒发怨愤，却不说这些怨愤是怎样产生的，而可以到文章中去说。
1990年5月14日
（与先生谈及毕业分配问题，先生曾代向山东大学中文系等单位推荐，时确定留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老师为学生找工作，旧时都是如此。只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努力工作，不辜负老师的希望才好。不是自己说好，要让人家说好。要谦虚，要有忍让精神，人家觉得你这个人还有些好处，就对你不设防了。
1990年9月5日
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运用逻辑、推理、考证，进行理论思维，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去体味、把握作者的内在感情和内心世界，进行形象思维。二者应当结合起来，并注意考察二者所得结论是否一致，仅仅据一方面的思考所得的结论未必一定靠得住。对具体作品有了深刻的把握，理论思维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一对照便可知了。
（谈到文章写法）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文章立意高、深刻而又澄澈得像一泓水。
1991年1月11日
伯伟编《诗论选集》，谈到我治学撰文，不作空泛之论，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以微见著，既微观又宏观，通融无碍。如此能进而达于化境的，当以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为显例。周勋初先生亦近此境，很不容易。
1991年3月17日
读书与翻书不同，每天读一点，积以时日，太急了不行。当然，也不能拖拉，时间一拖就过去了。
读古人的作品，要设身处地地替作者着想，尽可能地贴近作者的心灵。你不知道作者如何想，又怎么来评价他。
写文章要寻找新的角度，层次要高，而不要随便写什么鉴赏文章。其实，鉴赏文章也未必易写。俞平伯先生、浦江清先生有一些这类文字，但那也是多年玩索、感知的结果，并不是拿着凿子、锤子，就随处可以打出眼来的。
1991年6月16日
思想政治倾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往往很难把握。要从对作品的反复阅读、体会中去察出其思想倾向。从作品中找材料是浅层次的研究，从阅读作品中察出它的好处，才是深层次的东西。这一方法掌握了，可以终生受益。
1991年6月19日
（我谈到宋人的以议论为诗是否受到佛教论议影响的问题）“三教论衡”主要不在辨异，而在求同。它多半流于形式，在思想史上并无多大影响。如果你说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受其影响，就要拿出证据来，如王安石、苏东坡是否参加了此项活动，对创作又有多大影响等等。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都卷入了北宋的党争，这没有问题，他们在一些文章中，直接反映了党争，也没有问题，但他们的诗歌是如何受党争影响的呢？这就比较复杂了。文学还有文学的规律，它可能受党争影响，也有可能不受。比如，足球赛再激烈，我不看，便不知道马拉多纳是何许人。这里有个契合点的问题。北宋政府不杀士人，允许议论，有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韩愈以文为诗，直接影响到北宋的诗歌创作。可否这样认为，以议论为诗，在党争的背景下，在某些人的创作中，变得更明显、更突出了。
1992年2月18日
古人的作品现在还得以流传的，多是经过自然删汰而留下的一些精华，所谓读常见书，个中的道理即在此。
1993年9月10日
（与先生谈及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多年，我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四人帮倒台后，我来到南大，努力工作，想尽可能地挽回过去的损失。现在，一些该写、该出的书基本上都出版了，还有几种，如《校雠广义》、《汉语文学通史》，正在写作中。同时，我还培养了你们这十几位博士、硕士，学问上都很努力，人品也好，学术事业后继有人。我个人其实已没有什么心事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要担心的话，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能否有大的成效了。比如中央电视台广告上有那么多关，，之类的产品，那难道是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吗？这种宣传有何益处?
1993年11月1日
治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领域。我的学生留在南大的有六位，如（张）伯伟治诗学理论、诗学与佛学的关系，（张）宏生从宋代文学延至清代，你可以博士论文为基点，再发展扩大。注意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研究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
1994年3月1日
有两种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传统思想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多是间接的。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建筑，多并不高大，而是宽广、稳固，如北京的天安门就是。我们国徽上的图案饰以天安门的形象，除了政治意义之外，是否也有要使人民政权稳固不可动摇的含义呢？
1995年9月12日
（与先生谈及《辛弃疾评传》的写作）要反复阅读、体味辛弃疾的作品。文学研究水平的高低与否，往往取决于你自己对文学作品理解的深刻程度如何。辛弃疾的作品，邓广铭先生大都作了编年，这就为你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有一些作品，无法考知其具体作年，但能确定它作于哪一个时期也就行了，不一定太拘泥。比如我自己做诗，某一首诗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作的，有时候也会记不清楚的。
宋高宗是不希望钦宗返回宋朝的。辛弃疾自北南来，宋廷是否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要弄清楚。辛弃疾还是一个战士，这是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最大不同。
辛弃疾在当时面临着丰富的文学创作遗产，词至南宋已相当成熟，他可以选择某些作品作为他学习的蓝本，也可以不选，有他自己的充分的自由。
文学研究者应当有创作实践，否则终是吃亏。比如，辛弃疾将侍女整整送与给他夫人治病的医生，作了一首词：“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转悽惶，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按此辛弃疾〔好事近〕词）感情很深，不可轻轻放过。
辛弃疾的诗歌，有一个读者的问题。读者喜欢他的词，而不是诗，说明他诗歌的成就不如词。
（以上巩本栋记）
1995年6月18日
（上午诣闲堂师，伟说最近收到某某大学寄来的一份博士论文，无论是观点、材料、方法皆无可取，严格地说，连硕士水平也没有达到）关键是硕士阶段没有受到严格的训练。你们以后要带博士生，一定要注意看他的硕士论文。这不只是一个读书多少的问题，还有学风、思维方式，我们不可能在三年内做六年的工作。现在我们也只能管好自己，十年以后，学术界里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我现在看到不满意的论文要我评审，就说自己身体不好，但是看到好的论文，也还是老眼一明。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要“创收”，这是最不好的。
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好的学风，一旦搞坏了，再要恢复就很困难。南大就是以前一个宣传部长，搞什么“论”，把学风弄坏了。周勋初先生，还有郭维森先生，他们都是逆风而行，这才冒出来的。顺风而行的是大多数，所以都被淘汰了。要认识到过去学风的不行，是不容易的。一直到你们出来，才改变了过去的学风。所以一定要保持好。
（伟说已读完先生的友朋书札，拟在七八月份写一小文）不着急，放到档案馆就算送给他们了。我的信这是第三次收集了。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毁掉的；第二次是文革中被抄了，只有一封周贻白谈戏的信，夹在一本书里，当时是忘记收集了，没有和其他信件放在一起，后来倒是遗存下来了。许多信是我的前辈，甚至是我的前两辈人写的，可惜都没有了。周先生一肚子都是戏，随便说说就是掌故。就像陈白尘先生一肚子是话剧一样。他的几本书，重庆那一段给毁了，干校那段，他用密码写，后来翻译出来，真是有本事。只是比较简单。
1995年6月27日
（蒋寅写成《程千帆选集》评介文，下午，伟送到先生家，谈起刘永济《文学论》一书）刘先生这本书写得很早，是他在明德中学任教时的讲义。后来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印出来的时候，只印了前面两卷。原来后面还有很长的附录，都是一些文章，像《诗品序》、《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刘先生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年轻时攒了一笔钱，想出国留学去学习林业。当时湖南的胡元琰（子靖）先生，是个很有名的教育家，在长沙明德中学当校长。就对他说：“你出国之前，先到我这里来教书吧。”刘先生是个书生，也不知钱该怎么用，就把钱托胡先生代管，说什么时候要用再来取。可是那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很糟，没有办法，后来就把刘先生的钱挪用了。国也出不成了，刘先生也无所谓，就在那所学校教书。《文学论》就是当时教书用的课本，用的是四号字印的，很大，厚厚的一本。后来是大革命，长沙左翼势力很强，要抓刘先生，他就给吴宓（雨僧）先生写了封信，所以就到沈阳东北大学教书去了。那个时候人的观念和现在不同，现在一个教授和中学的普通教员之间地位相差很大，当时人没有非要到大学任教的想法，像叶圣陶、朱自清先生都当过中学教员，到大学当教授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是我后来和刘先生熟了，听他自己讲的，现在当作文坛掌故告诉你。（伟问：“胡先生和刘先生是什么关系呢?”）他们都是湖南新宁人。北大的陈贻欣也是新宁人。陈贻欣的岳父叫李冰若，就是《栩庄漫记》的作者，他的词学修养很好。（伟插话：“就是作花间词注的作者吧。”）就是。他的路子和俞平伯先生是一样的，他是吴瞿安先生的学生。他的《漫记》后来陈贻欣先生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用的是开明书店的纸型，就是他的词话。我后来作那本《宋诗精选》，就是用的他的方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惜出版社还是有些规定，要求每首写个几百字，不然可以更加灵活些。
（伟谈到钱钟书的诗集）钱先生的诗就像他的《围城》中人物的对话一样，精彩极了。这个人真是聪明，又有学力。他的感觉极其细密，用思也极巧，那些对偶工稳极了。如果说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太要好了。就像袁枚说的“朱（彝尊）贪多，王（士镇）爱好”。那些对偶太好了。他还是黄山谷的路子。有一点你注意到没有，读他的诗，好像钱先生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人，这么多的运动、变化，特别是解放以后，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是阮嗣宗，天下之至慎者也。所以他的诗中没有雄浑的、沉郁顿挫的风格。我写诗有时还忍不住有些影射，钱先生的诗里一点看不出来。我怀疑他还有另外一本诗集。
（伟又谈到《蒙文通学记》一书）蒙文通先生现在是以一个上古史专家的面目出现在学术界的，其实他的学问源于清末四川今文经学的大师廖季平。他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学术加以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把自己限于文学或文学批评，也可以更开阔些，作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上次给大学生讲，花了很大一段说，专家是需要的，但我们更需要通才。就拿现在的续修《四库全书》来说，季羡林先生有一个意思是对的，现在找不到能写出那样的提要的人。叫你写一篇《风月堂诗话》的提要会写得不错，但要你写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我就不能放心。更重要的是，写出来以后，到哪里去找能够总览的人，就像纪晓岚那样的。虽然也还有错误，像余嘉锡先生写的辩证。余先生说:“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纪晓岚他们是乾嘉学术高峰时出现的人物，余先生已经有了现代学术了。余先生那句话讲得真好，我总是记着，感到有一种道德的美。章太炎先生说：“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对一句话的理解，感情上和理智上的理解，是和一个人的经历、环境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以太炎先生的话去读《世说新语》，就能感到他们的对话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几句话就觉得胸中爽朗。
蒙文通先生也是个“怪人”，当时的学校中很有些“怪人”。像黄季刚先生也是“怪人”。一个大学应该有些“怪人”。蒙先生在四川大学时，因为批评了当时的校长，被解聘了。我当时也曾“出言不逊”，不过我很年轻。蒙先生被解聘后，还是照样去上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校长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真有意思，是个大胡子。
我现在也想要多和你们谈谈。我现在不能写了，但总还有些想法。朱夫子说是“晚年定论”，我想改一个字，叫“晚年谬论”。
1996年2月3日
陈寅老以一考据家的面目出现，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可惜从这一点研究者尚少。我体悟到这一点已经太晚，来不及做这一工作了，你们还可以做。我现在眼睛、耳朵都不行了，反而有时能考虑一些从前未能虑及的问题，关键是比较放松。你在考据上已经有些基础，以后要有意识的更加开阔。
我最近看《顾颉刚年谱》，他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顾的学问很广泛，为人也很热情，家累也重，所以写的东西多，后来主要研究上古史，将历史地理沿革也集中在秦汉时期，用传统的方式研究《尚书》，恐怕没有人搞得过他。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朱家骅奉承蒋介石，要献九鼎，当然都比较小，请人写铭文。四川有许多老先生很擅长此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写。后来找到顾，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实际上他不内行。他说一个鼎上写一句，最后一个鼎落款。前四句忘了，后四句是：“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之九鼎，保于万古。”朱家骅有政敌，就去对蒋介石说，他在骂你。四川人骂装疯卖傻者是“献宝”。把后四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我在（载）献宝（保）”。后来蒋介石看到，果然如此，一脚就把鼎踢翻了。是小鼎，所以用皮鞋就能踢翻。《年谱》也记载了此事，所以也还是如实的。黄裳来信说到此事，但他不知道顾作铭文的背后还有个故事。
陈寅老的学问走向更近于梁启超，而远于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中没有人真正传其学术的。最多也只是考据，但陈寅老不是纯粹的考据。
（师母插话：“王国维那时真好玩，在清华讲课，还留条小辫子。”）辜鸿铭也留辫子。我们和老辈比较起来，最欠缺的就是宽容。政治和学术不是一回事，不能拿政治方式移入学术，动辄批判。我的书大多都给了思想家研究中心，但是有一本没有舍得，就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文笔真好。但他是个汉奸。我从前还买到郑孝胥在满洲做的诗，后来文革中害怕，烧了。
（伟说昨天买到一套《南京文献》）这是卢冀野编的，当时有许多老先生如王伯沆、柳翼谋等帮助，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卢从年龄上看是我的师辈，不过他是吴瞿安先生的弟子，所以我们算同辈。他这个人喜欢喝酒，爱唱昆曲，一点都没有老辈的架子。当时于右任当监察院的院长，他是委员，弄来一笔钱，就办了《南京文献》，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解放后，他害怕共产党，躲到上海的一个中学里当教师，也没事。
（伟又说最近购得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可见当时学者的生活丰富多彩）到南京快二十年了，有关系密切或疏远的同事，但没有朋友。家庭之间都很少来往。这种社会风气，不是一个开放向上的社会所有的。（程师讲这话时，神情有些黯然）
1996年2月9日
（伟谈及南大文科强化班事和研究生培养的问题）这几年的博士皆不够理想。徐兴无的文章没有看过，某某因为要我推荐其书出版，曾经看过。太马虎，错别字留着也不改。我要他增写一章，更为完整，他很快就写好，错别字都在上面。日思误书，亦是一适。但不能故意留着不改。当然也有像某某，原来马虎，后来改好的。你马上当博导，宁愿不招，要招就是好的，培养一个是一个，这就像细胞分裂，会带出一大片。
1996年4月20日
（伟说近日要去韩国，想多买一些古书或复印一些资料）当年去朝産羊慰问志愿军，纪律严明，不许使用人民币，因为战时人民币很值钱，可以在当地买到大量超值的物品。所以严禁使用，否则立即送回国判刑。最感到可惜的是当时有许多古书在地摊上出售，纸张、印刷皆极好，无法购买。特别是一部吴挚甫的尺牍，没能买下（先生面露出遗憾的神情。伟说翻阅近年黄山书社印的《吴汝纶尺牍》，校刊时未用到朝鲜本）。
你对培养学生不要失望。从孔子开始，做学问的人就是不多的。这里总有个缘分。我佛为一大因缘出世，如何是佛祖西来意。我到南大来，培养的学生，直到某某为止还是不错的。有前途的，就多施些肥，让他成长得更快些。
我的《两宋文学史》，是1957年时在武大写的一卷，那个时候有写几百万字书的雄心。
（伟说最近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结合讲秦汉学术史）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汉书•艺文志》，是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讲得最多。你还可以扩展到《隋书•经籍志》。
（伟说日本兴膳宏教授最近出了一本《隋书经籍志详考》，在姚振宗《考证》的基础上更为细致，尤其在佛道二藏的文献方面。但也有的日本人认为，里面没有涉及新出土和敦煌的文献，所以不是现代的日本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京尤不是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上做了，而是要另外做一本，比如《先秦经籍考》之类。还有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出土的资料不是刘向当时刊落的呢？这就是家法。因为他认为不重要，就去掉了。这类工作还是值得做。有富这个人很用功，所以我要他发挥所长，做一部《书目答问》疏证。
过去有位杨家骆先生用统计的方法研究选本，汪辟疆先生说这不解决问题。同样选这首诗，各有各的义法，各自有其系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肯定的。就好像诗话里都赞扬一个诗人或一首诗，其实用意是有区别的。从前武大有位徐天闵先生，真正是述而不作，他常常说的话是“这是明朝人的意见”，哪怕话是清朝人讲的。这里也有个系统、家法的问题。
1996年9月15日
（伟写就“素心会”发起词，送千帆师审阅）“素心会”这个名称很好，我报名参加。（作举手状)’
白敦仁《巢经巢室诗钞笺注》和屈守元《韩诗外传笺释》，很了不起。向宗鲁原来是在一家做塾师，此家藏书甚富，且多稿本抄本。回到重庆就当了教授，这些人（指白、屈）都是向先生的学生。当时也不讲资历。
（讲到年轻人的颖悟）寅恪先生三十多岁到清华当教授，但最了不起的是他发现当时还没有条件作东方学研究，就立刻转向中国史，非常果断。
1996年9月17日
上午研究生入学典礼，千帆师来讲话，要点有二：一是要意识到自己是研究生一年级，而不是大学五年级。所以在学习上，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地思考。举例《长恨歌》首句，大学生只要明白意思即可，而研究生就该思考，为何第一句这样写？这是写唐明皇的好色不好德，是春秋笔法；既是谴责，又为何题作“长恨”？因为这个皇帝的早年也曾做过对国家有利的事，晚年很不幸，诗人对之又有同情。二是要努力开拓自己，视野广阔。
1996年11月1日
（上午带韩国博士研究生郑台业诣千帆师。台业提到在台湾时听潘重规先生课）这是我同门中最佩服的一位。他后来研究敦煌学，对于从《玉篇》到《龙龛手镜》系统的俗字作了最系统的研究。那么大的年纪还有新的开拓，真了不起。（又问台业听潘先生什么课，答曰《红楼梦》）这是他到香港、台湾以后才讲的。他的《红楼梦》研究有渊源，是以前中央大学的王瀣（伯沆）。潘先生是跟他学的。
我是黄季刚先生晚年的学生，是目前健在的黄门弟子中最年轻的。当时做学生时，潘先生、殷孟伦先生、黄耀先先生都在中大当助教。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很接近。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现在不可能有了。就是要跟着老师学习，老师在一天，就一天不离开老师。后来黄先生去世了，他们都到其他学校去，一去就是教授。还有一位研究训诂学的陆宗达先生，在北大读书，上到二年级，黄先生离开北大到武昌，陆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凭，跟着黄先生到了武昌。后来陆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给他。
（台业说在韩国时就读了《两宋文学史》，后记特别令人感动）当时的情况下，白天劳动，挨批判，晚上坚持读书。有这样的信念，就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会断。在这样的动荡下，中华民族渡过难关，就永远也不会被打垮。也许再过二十年，也是这么一个雨天，你们想到有一位中国的老头子说的一些话。那个时候，我的骨头可以用来敲鼓了。（手作敲鼓状）
1996年12月15日
（与闲堂师及师母一起同谢正光教授共进午餐。谢教授谈起自己的研究越来越传统，虽然在美国三十年，但对于新的理论一概不知）传统的魅力在于不断能从古老的东西中发现新的、与现代相合的东西。万古常新，既是万古，又是常新。学术研究如陈寅老说要预流，这只是一方面，也有通过自己的专业，对于新兴的学科有所贡献者。如潘重规先生，他是季刚先生音韵、训诂学的传人，但他接触敦煌学，发现敦煌的俗字非错字，就是对于敦煌学的贡献。
1997年1月1日
（与曹虹同去程师家贺年）某某大学所编批评史，缺点是不懂创作，缺乏个案研究，举不出解决的问题所在。这样的学风不变，即使写再多，也是不得提高档次。你编《中华大典》的《文学理论分典》，应该通过这项工作，建立古代文学理论的资料体系。
（以上张伯伟记）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书绅杂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