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1 次 更新时间:2006-07-27 21: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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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海贝勒  

  

  「内容提要」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关键词」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

  

  探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且对于了解中国的国际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凸现,因此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然而,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有其特殊性,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我试图从七个方面探究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个特征:1.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因为意识形态总是与冲突相关联。而中国的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冲突会破坏政治和社会的安定。2.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例如企业家、中产阶级、利益团体、互联网聊天群体)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3.新政治精英出现(一个新兴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技术管理的阶层)。4.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5.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例如像同乡会那样的传统性组织,或是像企业家协会或职业协会那样的“现代化”协会)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

  二、中国并非是一种同质的(homogeneous )、铁板一块的权威主义政体,而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这种分权权威主义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有不同的行动者(中央政府、省、地方政府、军队、新兴的社会阶层、新兴的社会组织、公众舆论等)对政治产出产生影响。这既适用于对内政策,也适用于对外政策的政治产出。因此,对外政策并不是由中央领导层单独决定,而是由不同的行动者共同决定的。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party-state)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 ),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解构中国的“政府”的概念:没有社会,它就无法存在,它建立在政府和社会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此外,政府可以在垂直和水平的方向上再细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组织。因此,必须将政府理解为各种组织同社会在不同层面上相互作用、并由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塑造而成的一个整体。第三,在中国国内,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相互间有分歧的“模式”(我将此称为“一国千制”)。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共同依存,并为政治领导层所接受。例如,在河南省的南街村,那里的老百姓又重新回归到新共产主义模式(neocommunist model),带有极强的毛泽东时代的色彩。南街村只允许存在单一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南街村相隔不远的一个村子,则只存在个人所有制,那里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企业主组成。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并为政治领导人所认可。第四,一个成长中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例如,通过互联网络,以及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并且舆论在日益影响着对内和对外政策。

  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其特征是:第一,发展型国家具有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个“有目的”的政府,它有发展的决心和意志。第二,中国有这样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它成功地发展着经济;它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比如,通过放弃计划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或是通过丢弃它的“阶级特征”)。第三,中国的领导层很清楚,计划经济排斥了想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那些人,而市场经济则将这些人包容在内。第四,中国道路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权力可以积极有效地为经济上的小康服务(通过以长期增长与结构变革为关键目标;通过对经济的政治管理;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革新)。第五,中国政府是拥有“国家能力”的强政府。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能力由五个元素组成:其一,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其公民所接受;其二,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意义上的调节与控制能力;其三,强制性资源(财政手段与强制手段,以及人力资源);其四,协商能力,即与新兴社会团体、协会和组织合作进入协商阶段,并能在不同的排他性的利益冲突中找到平衡的能力;其五,学习能力,亦即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国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贯彻一种成功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于成功地处理国内的问题和冲突是很重要的。

  四、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许多事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允许私人成分的加入、允许外资的流入、认可社会的急剧变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从1956年至2002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56年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82年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则变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02年又修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当时是照搬“苏联模式”,而从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进而在1982年写入宪法中得到体现。“邓小平理论”则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经济化的特点,这一理论还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党的宏观控制能力。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则突出表现了中国发展的重点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表明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且还成为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国内的一篇文章写道: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髓”,现在已经被理解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现象。相应地,200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写道:“改革没有止境”,这表明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存在任何政治禁忌。还有一则事例可以表明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实用的态度。中国传统的习俗是人死后被埋葬时烧“冥钱”,但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冥钱”变为“硬通货”——美元。商贩们对此解释说,那些死去的人到阴间后,传统的纸币已经不顶用了,美元更能派上用场。

  五、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在中国,人民区别对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中央政府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地方政府则较少甚至没有获得群众的信任。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人口中很大部分支持中央政权,这主要归功于成功的经济发展、实现港澳回归等国家目标以及维护政治安定的能力,这使得人民确信中央政府已经将中国从可能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六、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目前主要有两种功能:其一,它是一种整合的民族主义,旨在进一步达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目标;其二,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旨在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对人民进行动员。因此,台湾问题不是外部侵略的一个标志,因为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其内部事务,更愿意把它视为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一个问题。

  七、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论。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政权只有强大才能生存下来。这样一种力量无法由伟大的领袖们独自保障。它需要越来越多有能力的、负责的公民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事务。参与不仅仅是提高政策及其执行的质量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减少冲突的一种方式。冲突理论认为:在一个假定的社会里,参与的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暴力使用的程度就越低。

  那么,我说的“公民”有什么含义呢?公民有三个标准:一是扩大了的人民参与的规模,二是生活水平在提高,三是公民权。这种参与的扩大包括建立基层选举制度、将社会福利任务转到社区(扩大社区参与)、将动员起来的参与作为一种参与的学习过程、同时接受非参与者的选择(个人自治的一部分)。显然,中国目前只有有限的公民权。但是近年来,参与的规模得到了扩展(例如通过在乡村和城市社区确立草根阶层的选举,通过培养社会参与),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公民结构的最初形式在发展——被称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毛主席的“群众”逐渐转变为公民,至少在城市是如此。目前党领导下的政府面临着人民对参与不感兴趣、加入参与行动的社会“志愿者”的数量依然很少等问题。因此,政府试图在城市创造新的“共同体”,并动员经济上或组织上有依赖的人,例如党员和社会弱势群体。政府的目的是要发动一个自上而下的“公民社会”,我称之为“权威性的社群主义”的模式。这一“自上而下”的社群主义模式的含义是,国家作为公民社会过程的发起者动员民众参与,建立不同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如党员、低保户),而其中的社区应作为城市中的“基层单位”。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现在是每个人的私事,政府不会干预。这样,个体自治在日渐增多。

  最近,由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与这种“权威型的社群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中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所说,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并进行反腐败。和谐社会的纲领也是对儒家模式的回归,以达到“大同”这一儒家社会理想。与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财富及消费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不同,和谐社会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安全的社会,一个社会与政治和睦的社会。中央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很明显,民主本非目的,而是让一党制更为有效、更为负责,并为其提供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

  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权,并且近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问题。中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很难预言未来几十年里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只要经济平稳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那么,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就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也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伙伴。

  

  作者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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