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17-07-30 16: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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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近代,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变革的转型过渡时代。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有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社会力量,有的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势力,还有的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不能以进步与反动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商人,即是这样!种新兴的群体对于类似这样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而应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本文仅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特点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略作论述。

  

   关键词:商人社会 变革 近代中国

  

  

   在近代中国百余年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其职业所决定,一方面希望社会稳定,能够从事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从中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却又因为官府黑暗,举措乖张,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不仅不能保护商业的发展,相反还使商人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所以,在追求安稳的同时,商人也希望变革其深为不满的现实,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局面。然而,求稳与求变却往往难以兼得,由此使商人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这种矛盾心态对于商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表现,无疑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应该说,社会各阶层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但经商这一特殊职业又导致商人更加担心社会出现动荡,从而形成一种迫切追求社会稳定的心态。一般情况下,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动荡,进而暂时或是较长时间地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而首当其冲遭受影响的又是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市场,与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则是商业。众所周知,市面的混乱即刻就会影响正常的商业往来,造成银根紧张和商品滞销,直接危及广大商人的切身利益。商人经商的目的就在于求利,这是无可厚非的。社会变革如果妨碍了商人达到求利的目的,自然得不到商人的支持,甚至会受商人的反对由此便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一般都希望社会稳定,少出动舌。

  

   同时,近代中国的商人由于面临着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常常遭受洋商的排斥欺凌,又长期处于四民之末的卑贱地位,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鼓励商业发展的政府,而不是想一举推翻政府。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这是近代中国商人追求稳定,不愿与官府对抗的另一个具体原因,也可以说是商人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稳健保守心态的反映。

  

   但在近代中国商人的这些愿望却往往无法付诸实现,使商人啧有烦言,进而逼迫他们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各种变革要求首先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使商人深为不满,促使他们不得不萌生某种变革思想。例如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侵扰,一直是阻碍商业发展的一大危害,也是广大商人的切肤之痛。从清朝开始推行的厘金既使商人深恶痛绝,连向来以持重稳健著称的商界代表人物张謇,面对厘捐无休无止的苛扰,也发出了不能不“思叛其上”的感丨慨其他种种捐税也使商人“皮肉己尽,非至敲骨竭髓不止”清末苏州商会在商人与官府就捐税问题发生冲突时所说的一段话,即体现了商界对苛捐杂税无法忍受而急欲变革的心理:“盖商会以振兴商业为宗旨,商人对官长劝令如有非礼之抵抗,我商会非特不当助彼,且应极力劝导,以息争端然果遇捐项重叠,力有难支,则商会断不能漠然坐视也”(2)很显然,仅从苛捐杂税无以复加的盘剥即可看出,当时的政府并不能像商人所期待的那样真正鼓励和保护商业的发展。

  

   到清末,随着立宪运动的蓬勃兴起,商界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对专制制度危害商业发展的各种弊端也逐步有所了解,并开始要求变革专制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可以说是商人在制度层面上要求变革的呼声。上海商人创办的《华商联合会报》即曾发表文章指出:“吾国人民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统计吾国近年,路政不修、币制不一、矿学不讲、工厂不兴、垦牧不倡、林业不振,厘税鲜决行之政见,盐漕乏改革之良规,凡此种种原因,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3)要免除以上弊端,只有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因此,当时的商人普遍支持以立宪取代专制的变革。不过,商人所希望的并非是以激进的方式推翻清朝政府实现这一变革,而是在不产生较大动荡的情况下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达到这一目的。

  

   除上述原因之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渗透日益加深,商人的生计越来越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也是促使商人要求变革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变革要求既包括希望政府改变抑商困商的传统政策,实行保护和鼓励商业发展的新举措,同时也包含着改变商人自身各种陋习的呼声清末苏州商人曾经明确指出:“再阅十年,而我商界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4)不仅如此,一部分商界有识之士还意识到,商人作为国民之一分子,也应该承担救亡图存、变革社会的时代重任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之强在商业”“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5)这种新的认识,对于促使商人关心和参与社会变革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还应看到,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往往是以无法阻遏之势不断发展,尽管商人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变革潮流不可阻挡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却不以其主观意愿为转移。在此情况下,商人也不得不随着局势的改变采取种种应对措施,身不由己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换言之,也即商人有时是被动地卷入到社会变革运动之中,其表现自然与主动参与有很大的不同

  

   诸多事实表明,近代中国商人在主动或被动求变的同时,求稳的心态也仍然时时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求变产生着制约影响。如果有激进与保守两种社会变革方案供商人选择,除非到了万不得己的地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趋于稳健或保守的方案,而不会主动选择趋于激进的方案这并非偶然,乃是由商人的职业所决定的

  

  

   近代中国商人求稳与求变的矛盾心态特征,可以说是贯穿始终,而又错综复杂地交融在一起从实际情况看,近代中国商人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常常体现出以下若干特点。

  

   一是求稳甚于求变。在一般情况下,近代中国商人希望社会稳定、能够安心经营商业的求稳心态居于主导地位谨小慎微和跋前踬后可以说是出于商人的职业敏感,加上近代中国的商人大多是资产并不丰厚的中小商家,除了上海有少数经济影响及于全国的较大金融家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商人。时人的记载也称中国“中产之家多,而特别富豪之家少”中小商人经济实力十分有限,既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官府形成足够的威胁,顺利达到其所提出的变革要求,而且自身也往往经不起动荡的冲击。因此,一遇大的变革和社会不安定,商人就感到惶惶不安,担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即使变革尚在萌芽酝酿阶段,他们也颇感惊恐,并且表示反对辛亥革命在酝酿、发展期间,绝大部分商人都表现出冷漠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出于这一心理。从实际情况看,暴力革命这一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也确实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震动,对市面的正常商业活动形成明显冲击,而这正是商人担心出现的情况

  

   商人的求变,更多是在无法继续忍受的情况下才提出一些变革要求例如厘金的苛扰烦累在清末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后,商人怨声载道,实在难以继续承受,于是发起裁厘认捐运动。所谓裁厘认捐,指的是裁撤所有的厘卡,改为由商人认捐,它实际上是清末商人抗争捐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也最长的一场斗争。之所以坚持时间长、规模大,乃是由于这场斗争系商人主动发起,而不是被动的应变。另外,有些变革己经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并且这些变革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商人也会表示支持,但其主动性明显不如商人自身发起的变革运动。包括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立宪运动,商人虽表示支持并且参与了立宪请愿,但这场运动并非商人发起,也不是商人出于追求宪政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责任感所主动采取的行动,而是受立宪派和社会舆论的推动才参与的,因此在请愿失败之后许多商人即不再关注宪政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二是近代中国的商人无论是求稳还是求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都是出于经济目的,较少为了追求政治目标。前己述及,商人害怕社会动荡,寻求稳定,无非是担心商业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导致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即使是求变,甚至包括支持和参与政治方面的变革,商人也常常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困境,使商业获得发展例如清末的商人呼吁变革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包含着救亡图存的动机,但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商业发展开创新局面。正因为如此,商人向清廷呈递的数份要求速开国会之请愿书,阐明其理由时都是竭诚说明商业衰败至极,商人处境艰难,非速开国会难以挽救。由上海商会代表沈缦云领衔呈递的请愿书,一开始就呼吁“商业困疲,国计民生,交受其弊,请速开国会,以图挽救”;由苏州商会代表杭祖良呈递的请愿书,也是反复强调“商业日危,商情曰涣,请速开国会,以振商业,而维商情”(6)通观这数份请愿书,都很难看到其中有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仍然是出于经济方面的目的。

  

   三是对政治方面的变革趋于稳健甚至是保守,而对其他方面的变革相对说来态度较为积极这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与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商人政治观念不强和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商言商”曾是近代商人在相当长时期内所信奉的一项基本原则,上海总商会总理周金箴就曾公开表示:“商人在商言商,惟以保持实业、发达商务为惟一宗旨。”(7)这种“在商言商”的理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商人积极参与政治变革,有时甚至导致商人对激进的政治变革,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持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随着“在商言商”消极影响的不断显现和政局更趋动荡,连商界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在商言商之旧习己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政府改良内政。”(8)

  

   但是在社会变革的其他一些方面,商人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例如从清末开始,许多地区的商人即对地方自治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并且身体力行,成立了不少地方自治团体,积极开展有关自治的各项活动。上海、苏州等地商人成立的自治团体尤为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变革,许多商人也积极参与。张謇除了经营实业之外,毕生致力于发展地方自治和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坚持认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9)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南通逐渐从一个封闭的落后小城镇发展成为初具近代特征的新兴城市,其影响十分深远

  

四是求稳与求变的心态经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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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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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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