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17-07-29 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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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是成立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行业组织,在维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抗战之后,同业公会将药品市场管理的重心集中在解决药品市场短缺及外汇配额问题上,此时政府对药品市场的干预较为明显,因此同业公会竭力与政府交涉,争取药源及扩大外汇配额,平衡市场供需。公会在协调行业立场、组织药品配售、平衡会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受制于政府之行业管制,公会的许多努力难以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关键词:抗战后;上海新药业商业同业公会;药品市场管理

  

   在近代中国,同业公会是继会馆、公所之后发展而来的行业组织,其法律地位及经济职能受到《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的认定。近十年来,作为商会史和行会史的深化,同业公会史研究备受关注,或重于组织制度,或重于行业整合,或重于政经职能,或重于区域市场,均有代表论著问世。不过,同业公会虽然承担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职责,但在本质上仍属经济组织,且在行业市场管理方面较商会更为细致,不同行业之管理方式亦有相当不同。因此,结合行业特征,研究同业公会与市场运行方面的主题尚有广阔空间,亦有其必要(1)。本文拟以抗战之后的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为例,分析新药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上海新药业公会成立于1927年,其名下会员主要为贩卖西药的药商,以药房为多。在成立之初,公会主要以整理行规、调节会员争执、联络感情为主务。后来在协助政府拟定医药卫生法令及与外国药商竞争方面,表现亦可圈可点。惜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公会业务开展困难。为应付日方索管,新药业与制药业公会合组华商新药业联合会。1943年又受日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统制,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到1945年抗战结束,新药业公会经整顿改组,恢复会务。在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将药品作为重要战略资源予以管制,公会市场管理的内容与方式亦相应调整。如何在政府管制之下,维护行业之正当利益与市场运行,是其会务重点。本文主要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的新药业同业公会档案,试图探讨公会此时在药品市场管理方面之制度角色。

  

   一、战后上海新药业公会的重组及市场价格管理

  

   西药在晚清时期伴随着外国医院进入中国市场,随后以1911年中西药房成立为标志,早期华商药房开始形成,尤以上海为普遍。相对中药而言,西药亦自称新药。与中药房多自制药剂不同,虽有些大药房也有“家用成药”,但是主要的西药品还是以向国外直接订货或洋行购买为主。上海的华商药房,在晚清时期曾组建洋药公所作为行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到北京政府时期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之后,药商重新成立了西药业同业公会。到1927年,又再次改组为新药业同业公会。据资料载,这一时期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对于药品管理,主要针对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医药管理所颁布一系列法令的研讨以及联合会员抵制外商倾轧,前者以黄楚九等人发起为针对政府成药条例组成的五团体联席会议为代表,后者以全行业乃至全国新药业为维护阿司匹林商标,一致停售阿司匹林并不再购买德拜耳药厂药物为例。但自抗战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加强,新药同业公会对药品市场的管理也略有不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重整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商业团体,国民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整理通则》10条,规定对于受敌伪指挥组织成立的公会予以改组,将类别相同的公会予以合并。同时出于加强战时经济体制需要,拟标明同业公会之性质,冠以“工业”或“商业”字样。为响应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于1945年10月成立了公会整理委员会,对新药同业公会进行了改组。当时国民政府为强化同业公会组织起见,要求所有药房强制性加入公会,不加入公会者,卫生、社会两局将不予颁发商业执照。又根据国民政府在陪都公布的《修正同业公会法》,分工与商两种,故胜利后公会亦按照法令而更正姓名,但制药而设有门市部者,照章亦需要加入新药商业同业公会(2)。所以经过整顿后,新药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分为药房药厂和药行,及各大公司所设的西药部,共有会员五百余家之多,和1930年的50余家相比,翻了近十倍,行业规模和会员数量大为增加。

  

   改组后的新药同业公会由委员制变为理监事制度。会内仍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机构,但公会的常设机构变为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处理公会日常事务。除上述日常机构外,同业公会还设有各种专门办事机构,主要有审查定价联合委员会,申请入会审查委员会、福利委员会、法规研讨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技术协进委员会、医院经费保管委员会,共7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处理协定药价、会员入会退会、会员救济、技术协进、研讨政府药业法令、医院经费等问题,以此来满足新药业发展的具体需求。

  

   在这一阶段的日常市场事务方面,关于价格问题的处理是重中之重。药品的定价,既取决于供求,也与政府及行业组织的管理相关。在抗战之前,随西药应用之广,药品价格一直不断上涨。新药业公会在战前即成立有评价委员会,既限定涨幅,也确保会员销售有利可图。到抗战爆发后,药价涨幅过快,已非公会所能调节,所以一度取消。直到抗战结束,新药商业同业公会借成立之机再度成立,在业规中规定“同业价目凡属繁销药物由本会组织之评价委员会随时议定然后通告各同业一律遵守”(3)1-20。新药公会重新组织成立了审查定价委员会对药价进行控制。审查定价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实行主任制,其主任为新药同业公会理事长史致富。据《商业月报》载,史致富时任万国药房经理,在中日战争时期就联络中央信托局,在香港昆明等地,成立药品内运的秘密机构(4)。因此,在新药公会中威望很高,并于战后当选为上海市参议员。战后,史致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平抑药价、争取药品配售均有贡献。委员会每星期召开一次会议,严格控制原料包装、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的比例。

  

   该委员会特别制订有定价申请审查细则。细则中规定:以原料制造费用、包装费用及日常开支(包括财务费用)四项之总和为总成本;原料及包装费用不得低于总成本50%;原单位价格以本会评定者为准;日常开支不得高于制造费用;制造商利润不得超过总成本10%;零售商利润不得超过总成本加制造商利润之和之百分之二十。此细则规范了成本及利润的核算方式,对利润的范围也有所限定。如果按照这一比例,应有利于限定药价上涨速度。委员会曾竭力推行审查标准,约束同业行为,对违反这一规定的药房予以警告甚至处分。如宏兴鹧鸪莱药房曾加价五成,受到新药业公会的警告,后经商议,药价还原。但好景不长,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滥发通货,并将诸如米粮、药品等必需品存入军库,以服务于战争,导致西药价格飞涨现象日益严重,已非新药公会的组织章程甚至药商所能控制。正如裘少白所说,“同业蒙高利贷高工资暨捐税繁重生活高涨之威胁,一切开支增加而营业利润不易涨。”(5)为了维持自己药房的生产,各大药房纷纷涨价,涨势惊人。西药作为投机筹码之一,涨势超过一般商品。以青霉素(20万单位)每瓶论,1949年5月25日与1946年7月6日价格相比,上涨了72亿倍(6)210。显然,单纯硬性的限价政策已经难以持续。尽管涨势严峻,但并不能因此完全否认评价委员会的功用。为平抑药价,评价委员会每月根据各药商所提交的繁销药品成本调查书呈报社会局,在社会局批准的情况下同意各药商加价。可惜需加价的药品仅繁销品就达千种之多,已非评价委员会所能完全处理。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即以旧有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以此解决通货膨胀。为解决物价飞涨问题,政府硬性规定,各种物价限制在这一天,不得上涨。对此,新药商业同业公会将最繁销药品185种的批零价格公布于世,要求会员遵守。兹将配尼西林20万单位和链霉素的成本与批零限价进行一番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就以这两项繁销药品为例,批发限价均低于药品的成本。由于药价便宜,所以出现限价不久,抢购药品成风的现象。据《申报》载,当时黄牛党天还未亮即排起长龙,日以继夜抢购货物,购得后又转手得利,一天限量顷刻间售罄。而当时药价普遍低于成本价,所以广大药商也无法进货。况且,自1946年国民政府管理药品进口以来,各药商的存货本身就不多。尤其是诸如盘尼西林、多玛新等繁销药品平时就是勉强应市,现在政府一方面将美汇对法币的比率提高一半,一方面又不准药业加价,致使各药房损失惨重。各药商纷纷向公会发函,列数其困难。针对这一情况,公会一面与卫生局接洽,一面让各同业暂缓进货,拟具成本计算书便于公会与卫生局等相关部门洽谈。最后,政府各部门迫于各方形势之压力,在2个月后宣布开放限价。开放后,市场药价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据统计,1948年8月19日至1949年5月24日,西药以盘尼西林为单位,在11月5日开放限价后,批发价顿时涨为每支7.50元,10天后涨为35元,跟八月相比涨了14倍。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盘尼西林的批发价已涨至每支2400万元。

  

   根据战后的特殊情况,公会还根据不同需要设有临时的办事机构,处理专项事务。如主要是为服务于药品配售所建立的办事处,如为分配美国剩余物资所建的供应物资配销处、为分配外汇与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和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组成的西药外汇限额分配小组。这些机构都是针对专项事务临时建立的,在事务结束后便予以解散,其存在时间也并不长,所起作用可见寥寥。公会在打击假药、维护药品质量方面也有所举措。在抗战结束后,政府即实行外汇配给,限制进口数量,致使市面上西药供应局势日趋紧张,这给了许多伪药制造商以可趁之机。针对这一情况,新药公会特于1948年6月组织药品鉴别委员会查禁伪药。但由于资料所限,该会的具体工作情况并不清楚,但从民国后期药品市场来看,黑市走私远比伪药问题来得严重。

  

   二、战后药品配售问题之参与

  

   近代中国的西药,多依赖于进口,本土自产较少,因此药源多属紧张。民国初期药品来源于洋行定货和国外订购,多由药商自行解决,政府不予干预。但到战时,政府则加紧控制药源,加强对药品市场的监控。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原同盟国的药厂(拜耳药厂)获得大量药品资源,同时,也加强对进口药品的管制。这就直接影响到药房的药品来源,新药公会为维护会员利益计,竭力以集体代言者之身份,向政府争取药品配额,并在配售过程之中占有重要角色。

  

战后之药品物资,政府所掌控之大端为美国剩余药品、卫生部接收之日本药品、拜耳药厂生产药品三大部分。这些药品在当时中国来讲,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如能用之于国内,可以极大缓解药品短缺的情况。药品如何向市场配售,如何满足会员需求,是新药业公会极为关心之事。先看美国剩余药品物资的配售情况。战后,美国大量剩余物资滞留远东,其中不乏药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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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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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晋阳学刊》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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