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7-07-29 14: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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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二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关键词:国民党  职业团体  职业代表制  国民会议

  

   一、引言

  

   晚清以来,伴随科举制的废除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阶层分解及职业进化不断加剧,职业团体相应勃兴。由商会而始,农会、工会全国笋立,会计师、律师、教师、记者等新兴职业者亦纷纷立会。各团体虽有行业之别、建制之异,但均有整合群体、参与社会的经济及政治意图。作为集体理性下的契约性社会组织,职业团体具有极强的“民意”象征意义。(1)至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以俄为师”重视通过职业团体来发动民众运动,建立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商会、商民协会、工会、农民协会的掌控与发展也成为影响国民革命进程与两党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对全国民众团体进行整顿重组。职业团体的民意象征及社会整合功能是国民党重建与民众组织联系、寻求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着力点。建政之初,实施训政虽为党内定论,但尚未上升为国家意志。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之中获胜,但地方仍派系林立,也需以民意方式来赢得政治制高点。1931年的国民会议正是在此情势之下召开。在已有关于国民会议的研究中,多批评国民党控制国民会议,虚构民意。但国民党究竟如何建构、控制“民意”,方式如何,代表的结构如何,却甚少深究。(2)

  

   依笔者愚见,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会议运动中屡被提及的职业代表制在其中发挥了微妙的政治作用。(3)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初进行的全国性社团整顿为此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实际选举之中,职业代表选举与长官圈定相掩而行,国民会议之民意象征由此变调。本文试图将职业代表制的制度考察与国民会议之具体选举事务结合起来,探究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民意”建构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党治”与“民意”之间的复杂关系。(4)

  

   二、职业团体的整顿与改组

  

   在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中,职业代表制(Occupational Represenation)与区域代表制(Regional Representation)是选举民意代表的两种基本方式。职业代表制系指当选代表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按照选民职业分配代表名额的一种制度。它依所言对象不同包含两重含义:就当选代表而言,指民意代表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就选民而言,须以选民之职业分工选举能够代表不同职业的民意代表。本文所指职业代表制重在第二重含义。区域代表制以行政区划为选举单位,按区域系统投票,多配合以选民人数的考量来确定代表数额。(5)

  

   就近代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实践来看,区域代表制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行政权的膨胀及金钱政治的负面影响,西方出现一股改造代议制的思潮,职业主义成为议会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主张。在中国,国民党在民国初年的制宪会议中曾提出职业代表制的主张,但后来不论是国会还是地方议会,实际上均采用区域代表制。但是,国内议会政治实践的挫折使政治界及思想界对于职业主义倾向有着更多的关注。《东方杂志》曾发文介绍欧洲议会政治运动中的职业主义主张及实践,如德国新宪法设立名为“中央经济院”的组织,英国基尔特派以行会取代议会的主张,法国社会党人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主张等。(6)《东方杂志》上曾发表美国人保罗?道格拉斯(PaulH.Douglas)的《职业代表制与比例代表制之比较论》一文,提出议员不是在地区而是在商业及工业团体中选出的,其制度建立在“凡是从事一种工作之人民便有最大之共同利害”的假定之上,选举人及被选举人均须是职业团体之成员。(7)

  

   毫无疑问,职业代表制应以职业团体之发展为组织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职业团体已获相当程度的发展。商会、农会的立法及组织建设在晚清新政时就已开始,到民初已经蔚为大观。到北京政府时期,政府继续完善商会、同业公会的立法,商人团体也成为这一阶段政治参与意识及社会活动能力最为突出的社会组织。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医师公会、记者公会、教育会的团体数量也与群体规模同步増长。在国民革命中,基于劳工革命的宗旨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在国民革命的浪潮中顺势发展。这使得政界及知识界对职业代表制的提倡不仅在政治理念方面具有革新意义,也具有与职业团体相结合的可能性。

  

   在民初议会政治的实践中,职业代表制曾被视为改革民主制度的方法。陈独秀猛烈抨击议会政治之虚假,主张以职业代表制改造国会,“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改用由现存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8)1923年1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池批评“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主张“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阶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9)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集以“全国的确确实实的各职业团体为基础的国民会议,以该会为中心执行政权……并由之产生政府,定出根本大法,则全国一切均将归于统一”。(10)这一方案将职业团体与国民会议之组织正式联结,由此掀起的国民会议运动一度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焦点。北京政府以善后会议虚与委蛇,国共两党转以北伐来推进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对农、工、商会的政策主要是组织建设与民众动员,选举式民主并非此时的政治选项。在这个过程之中,国民党内缺乏基层政治人才,基层农民协会、工会基本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在“清党”运动中,各类民众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及左派分子多被清洗。(11)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在南京建立政权之后,并未放弃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而是加以整顿改造。1928年2月,国民党正式裁撤工人、农民、商人、妇女、青年5部,并设立直属中央党部的民众训练委员会取而代之,专门负责民众团体的重组与民众训练,民众团体之整顿由此拉开序幕。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民众团体的重组是为1931年国民会议作直接准备,但在建立训政体制之总体目标下,这两项事务在政治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1928年7月9日,国民党中央制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规定:民众应在本党的三民主义与政纲的提示之下,共同奋斗;民众应在本党领导和指挥之下,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之大规模的运作。(12)同年10月,又制定《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原则。同月,民众训练部制定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也相应出台,明确提出“过去因共产党操纵利用而陷于破碎分裂和停顿的民众组织,已达于整理和改组各民众团体的时候”;民众团体有破坏和建设两种使命,革命时期为破坏,训政时期“其使命便一变而为发展产业及提高文化,并协助国民政府整个的计划和一致的步骤之下,从事于革命的建设”。(13)国民党试图改变此前在民众运动中的被动处境,重建党群关系,通过主动推进农民团体、工会、商民协会、妇女团体等民众团体的发展,既可迎合各阶层结群意识的需要,又可达到分群而治的政治意图。

  

   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中执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强调“社会团体应在党部指导政府监督下组织之,并得依法呈请政府核准立案”(14),确立了国民党及政府对人民团体的管理权,凡不符合政治标准之社团将被视为非法。该方案对人民团体进行明确分类,除地方自治团体外分为职业团体与社会团体两种:职业团体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工商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包括学生团体、妇女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等。这一方案在1930年7月17日又进行了修正。(15)《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堪本上构建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民众团体的组织体系。

  

   与此同时各专项法规密集出台。1928年至1930年间,《工会法》、《农会法》、《渔会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会计师条例》、《律师章程》等相继颁行。(16)此外,技师公会、护师公会等也在一些地区建立起来。除职业团体外,还有其他各类社会团体如文化团体、公益团体、妇女团体、宗教团体等,均有相应法规予以规范。法规的颁行与组织的整顿同步进行,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各民众团体均经改组整顿,由此形成纵横交错的民众团体组织系统。

  

   职业团体的整顿与改组在各级党部的领导之下进行。依照社团管理方面的党政分工,党部主管会务组织,政府相应职能部门则主管具体事务。改组的程序一般是先在党部指导下成立相应的整理委员会,由其重订章程、会则,征召会员,组建机构,报党部核准,再召开会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会员、职员之标准,组织之职能及运作,均有相关法规予以规定。在规约之下,各职业团体可享有行业自治的权利。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还针对不同团体提出民众运动的总体方案及专项计划。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工人训练暂行纲领》1932年6月又制定《农人训练暂行纲领》。这些训练计划的政治目的均在于加强国民党对民众的领导,贯彻其主义,提高民众对其的政治认同与精神信仰。(17)

  

   在法规初备后,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政府加大了组织建设的力度。各职业群体基于自身发展及利益维护的需要,亦有不同程度的响应。据1931年9月的统计,全国社团发展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与工农学各界的斗争”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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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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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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