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象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7 次 更新时间:2006-07-27 2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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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演讲人: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持人:范景刚(北京乌有之乡书吧负责人)

  主办:北京乌有之乡书吧

  时间:2006年5月28日下午3点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3008房间

  范景刚:

  今天我们邀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来讲讲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象力这个主题。大家知道,十四大以后,我们国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么几次以来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争论中,两方各强调一部分。一部分人只是片面强调市场经济,另一部分人则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双方这种严重的对立,对改革思维影响非常之大。面对这种困境,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思考。这些新的思考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看到一些新的希望与方向。

  崔之元教授是我们国内新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写过一些有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来,又在美国学习、任教。回国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崔老师对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都有很多研究,学术思想在国内有很大影响。2003年,2004年,崔老师就应邀到乌有之乡做了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与点评朗咸平事件的讲座。今天,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请崔老师谈一谈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解。我们欢迎崔老师给我们做今天的讲座。

  

  (鼓掌)

  

  崔之元:

  谢谢小范的介绍!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乌有之乡与大家做些交流。我今天是第三次来乌有之乡与大家交流。我今天想少讲一点,和大家更多的讨论一下。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象力。因为,我觉得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都没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作为一个整体来严肃对待。刚才主持人介绍当前关于改革的争论,或者是只强调前四个字或者是只强调后四个字。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成立呢?我想先谈一下我个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个字中社会主义的理解,然后再谈一谈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关于社会主义这个词,英语世界流行的《韦氏大词典》1848年做了如下定义:社会主义是《罗马农业法》的现代表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卡尔•马克思当时是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对《罗马农业法》有很多的研究。《罗马农业法》主要是挑战少数贵族拥有、霸占土地的问题。《罗马农业法》讲,罗马的土地原来是公有的。但是,罗马帝国经过不断征战之后,土地逐步被少数贵族霸占了。《罗马农业法》实际上给出了个人拥有土地的上限,限制人均拥有土地的最高额并对高度不平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罗马农业法》主张:当时高度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不要迷信现存财产关系的合理性,而要对现存生产关系进行改造。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始人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一书中曾记载,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对贵族与教士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很多次复辟与反复辟。在复辟时期中曾有这样一条法令,任何人主张《罗马农业法》以及与该法类似精神的人要被处于死刑。《罗马农业法》实际上构成了西方历史中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象征着要对现存生产关系进行改造。我想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要对现存的财产关系有一个挑战的态度。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当然,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我们是要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从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要有公有资产、公有财产。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罗马农业法》、《共产党宣言》等。这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意思。

   此外,我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第二意思是广泛的“社会民主”,特别是经济民主,劳动者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我指的“社会民主”,不是指欧洲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看来,法国大革命创立的政治民主还不够,还需要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所以它叫“社会民主”。广泛的“社会民主”就需要把政治民主推广到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民主。例如:女性的解放,实际上,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运动很基本的一个内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立法是《婚姻法》。《婚姻法》才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并且规定男女平等,财产夫妻共享。《婚姻法》是高度民主化的法律,是社会主义运动争取的结果。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妇女是没有财产权的。《罗马法》曾明确规定: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奴隶。丈夫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取消与解放妻子与子女的奴隶地位;但是,是否取消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意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倍倍尔尔曾专门写过《社会主义与妇女运动》一书阐述这个问题。欧盟之父莫奈1938年专程从法国到莫斯科才办成结婚,离婚手续,因为当时苏联的婚姻法在全世界最自由。我今天特别强调,“社会民主”里面要有经济民主。例如:在企业里,劳动者要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是被动出卖劳动力。总之,我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要有公有财产、挑战现存的财产关系;二要有经济民主,劳动者要有发言权,而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

  那么,公有资产、“经济民主”与市场经济是否可以结合呢?西方大多数学者、新闻记者都认为;中国是由于共产党在执政,才在市场经济前挂上社会主义这样的名号。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也想不明白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我一个朋友雷默(Jashua Ramo),写了一篇文章叫《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但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示怀疑。后来,我用他中文名字“雷默”――打雷与沉默的对立统一来企图说服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能的。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那么,到底公有资产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呢?

  我想先举一个Linux操作系统的例子。因为Linux是公有,公共性的资产在市场经济下运作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每卖一台电脑就要获得一笔专利收入。与这种垄断源代码私有产权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反,Linux操作系统则是公有性开放性的产权。Linux操作系统已经占据了全世界33%的操作系统市场。Linux操作系统的发明人Linus,当时是芬兰一名19岁的在校大学生。Linus认为Bill Gates凭借这种垄断的操作系统赚钱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将他自己开发的源代码开放。现在,与网络相关的技术已经有60%被开放源代码的另一劲旅Apache占据了市场,这比微软在个人电脑上的垄断意义大得多,因为真正重要的是网络技术,而不是个人电脑。Linux和Apache操作系统是一个公有性的知识产权,并已经有了在市场中打败微软这种私有性的知识产权的趋势。IBM已经正式宣布与linux和Appache合作,建立可与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对接的平台。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西方已经发展出了一套保护开放性的源代码这种公共资产的法律制度,即Copyleft。这个词和copyright(版权)相反,我还没想出好的中文翻译。在公有性源代码条件下,开放源代码可以有机会被任何人改进,但改进后不得将整个产品申请专利,这就是copyleft这个法律合同的要求,否则开放源代码的公共性的链条就要中断。公开源代码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成功运作,是一个最成功的、最前沿生产力领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例子。当然,有人会说,公开的源代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有资产。但是,财产所有权是一个权利束,它包括使用权、转让权、闲置不用权、浪费权等。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不论私有还是公有,所有权的权利束都是在动态中发展的。Linux是一个公有的权利束在动态中发展的、非常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例子。我认为Linux是一个公有的财产。一般的公有物品的定义,包括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开源代码没有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改进源代码。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有上百万的义务从事linux软件开发的设计师。而且,这些义务软件设计师,来自公司的要比来自科研机构的还要多。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举上述Linux例子是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简单保守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确实能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是需要论证的,而不是简单的喊口号就可以的,信息产业的公共源代码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情况。德国1948年《宪法》就规定德国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一切以市场为最终总则,但发挥市场竞争的好处。最近,德国再次修改宪法,将本国经济体制明确修订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革命与改革的历史中,与苏联比起来,中国对市场经济采取更为友好和欢迎的态度。薄一波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一书中提到毛泽东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毛泽东说,“当我坐国民党监狱时,我的脑子至少还是自由的。但是,当我听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汇报工作时,我的脑子都是不自由的。”因为李富春的中央计划汇报数字太多。大家知道,中国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相比,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苏联在中央计划最多的时候有三万多种产品计划;而中国在中央计划最多的时候,也才157种产品计划。即使这种情况,毛泽东也认为高度严密的中央计划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相矛盾的。毛泽东多次想打破这种高度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曾成立一个5人“小计委”,包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毛泽东经常在国家计委之外搞一些项目,在西部修铁路等等。喜欢苏联模式的人都认为毛泽东的行为对计划经济是破坏性的。

  那么,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呢?简单而言,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大量独立自主的分散决策,二是产品以交换为目的进行生产。经济活动虽然应该有宏观的调节,但是大量独立的决策主体才能反映人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虽然历史上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确实与资本主义有很多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资本主义才能结合。例如,市场经济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而且有奴隶制市场经济。奴隶制市场经济是西方历史上最发达的经济制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是奴隶制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奴隶社会最发达,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时期。市场经济中,专业分工的自发形成是很困难的。彭木兰在《大分流》中说,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没有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奴隶制,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很难自发形成。和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自发的不同,劳动分工出现有一个很复杂的政治过程,奴隶制才保证南美洲和美国南方专业为英国纺织业提供棉花,而不是自己生产棉花。

  下面,我想进一步从理论上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我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要有市场收益,而不是被人白占白用;二,经济民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存在和发展。首先,公有资产会使得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一点,我深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启发,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论自由》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英国自由党在19世纪有强大的力量。穆勒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想非常接近。穆勒既主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又主张对整体经济效率起推动作用的竞争。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两级分化,可以通过很多的制度创新来保证竞争结果对多数人有利。

  米德继承了“自由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论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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