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梁启超民初归国的心路历程

——春半如秋意转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17-07-23 0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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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清末戊戌年(1898)八月,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党发动政变,逮杀维新党人,变法失败。梁启超得日人营救,搭乘日本大岛舰赴日避难,此乃梁氏去国流亡之始。行时有《去国行》一篇,悲愤沉郁,以诗言志,中有语云:“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一直是他抱持的政治理想。他已经体验到了变法的艰难和制度变革的残酷性,中国的现实和日本的经验告诉他,重大的社会变革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理想的太阳在他的头顶照耀,青春的热血在他的周身奔涌,为了理想,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政变始作,谭、梁诀别之时,谭嗣同有语:“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愿作月照杀身成仁,勉励梁像西乡那样,实现变法的理想。“南洲翁”即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

  

   此时梁启超二十六岁,幸与不幸,成功成仁、月照西乡……两种结果,他希望自己三十岁时会见分晓。但是到了三十岁时究竟怎样了呢?对人生前景的预测总是落空,三十岁那年,他并没有建立什么“奇功”,仍然羁留日本,归国无望。他主要的事情是主笔《新民丛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偶尔也为《新小说报》撰文。他为自己没有从事叱咤风云的实际政治活动而懊恼:“尔来蛰居东国,忽有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他不以文字之功为然,刻刻不忘从事政治活动,引友人诗句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生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三十岁的梁启超由报“君恩”到报“国民之恩”,说明他思想的进步外,仍然是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视文章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向往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从事实际的政治操作,使中国变法图强,是梁启超大半生的心结。这种意识其来有自,儒家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自命,“齐家、治国、平天下”嘛,“立德、立功、立言”,实际的事功要比“空言喋喋”更辉煌也更真实。就连李白也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志向,在李白那里,或许只是诗人狂傲的大话,但在梁启超这里,却是刻刻萦怀,须臾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

  

   梁启超去国流亡十几年,除游历夏威夷、澳洲、美洲、日据台湾岛外,中间有两次密潜回国,为安全起见,来往不过数日,其余岁月皆蛰居日本。在日期间,他除了办报写文章,著书立说,鼓吹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论战外,也时时关注国内的政局,从事一些他认为更重要的政治活动。择其要者而言之,有如下几项:

  

   一、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中国维新会”,主要以旅美华侨为主,筹捐款项,扩大组织。在美洲、南洋等地成立保皇立宪的分会,并于1904年正月在香港召开保皇大会,海外的保皇党因此形成一定的声势。但是,这些海外组织对中国中枢政局并无影响,晚清帝国加速滑向深渊,直到帝国的实际主宰者西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同年死去,不久发生辛亥革命,弄到无“皇”可保为止,康、梁所秉持的政治理想最终破灭。

  

   二、为了筹措政治活动经费,和康有为等搞一些实业经营。如梁启超参与主持的广智书局,康有为在墨西哥投资的铁路和电车运营业,皆因书生轻信,用人不当,奸猾舞弊,堕人彀中,弄到亏损倒闭,全盘皆输。由康有为和广西巡抚张鸣岐等赞助成立的振华公司,由宪政会人士参与主办开发桂省实业,刚一开张,就发生骗财杀人惨案。张鸣岐幕僚刘士骥被杀身死,张迁怒于康、梁,弄得众口嚣嚣,狼狈不堪。至辛亥革命前夕,立宪党所开办的海内外实业几乎全部垮台。1910年,康有为致信梁启超,念此几痛不欲生:“大局同尽,大局俱裂,我岂徒身败名裂,牵累万端,为此大痛几死,今惟有日病待亡。总之,权利二字一涉,则争盗并出,或阴或阳,其来万方,入其中者,必狡狯辣毒,与之相敌然后可。”读此言令人可悲复可悯。康、梁皆为书生,强入此道,安得不败!

  

   三、在国内开展秘密活动,以图动摇乃至推翻西太后的统治,影响晚清政局,改变清政府政治走向。其活动包括参与密谋支持唐才常等的所谓“勤王”起义,收买荆柯、聂政一类“死士”,对西太后和满清大员搞暗杀,对满清权贵可利用者行贿等等。“个中要义,一贿,二丸,徒恃口无用也”(1908年马相伯致梁书)丸者,暗杀之弹丸也。尽管花了很多钱,也网络了一些所谓“喋血义士”,但大多被骗钱了事,暗杀行动一次也没有进行过。多年经营暗杀西太后的梁铁君被人告发,于1906年被清政府捕杀。革命党中的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还埋过一次炸弹,立宪党连枪也没放过一次,徒花冤钱而已。行贿满清权贵,在政权中枢寻找代理人的事情也没有成功。

  

   梁启超在海外的政治活动已如上述,不仅没有什么成效,几乎可说枉费心机,一败涂地。1908年,梁发起成立的“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他们一直进行的推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因顽固派的阻挠也毫无结果。他在诗中抒发苍凉的心境说:“一出修门已十秋,黄花见惯也应羞。无穷心事频看镜,如此江山独倚楼。”其萧瑟和寂寥有独立秋风之感。但梁的事功之心从未消泯,反倒愈挫愈奋。他的政治抱负于1909年给其弟梁仲策的信中表露无遗:“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此时的梁对同党某些人已深感失望,对多年努力不懈却一无所成有所反思,但对自己却信心满满。多年研究,他自信已握有救国之良方,认为只有自己归国执政,方能救中国于危亡,听来真似古儒生“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狂妄。中国的事情真的这么容易吗?只待一个大贤人措置江山似棋局,拨乱起衰如反掌?梁启超是这样想的,他甚至以医国圣手自诩,拿起架子来:“兹非有聘莘顾隆之诚,决高卧不漫起也。”他等着人家恭请他归国收拾残破的江山,拯救混乱的时局。

  

   梁启超没有失望,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逼迫他出亡异国,一直没有赦免他的清王朝垮台了。他终于熬过了漫长的严冬,他认为自己政治上的春天到来了,他将像英雄凯旋般被迎回祖国,以施展他政治上的抱负。

  

   梁启超能够如愿吗?

  

   二

  

   辛亥年,武昌起事后,国内政局动乱。南方数省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但群龙无首,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虽然将独立各省整合,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乱兵暴民,遍于国中,舆论纷纭,谣诼四起,临时政府财政困窘,政令不行;北方的清廷虽起用袁世凯出面组阁,但袁对清王朝已怀二心,故首鼠两端,握兵待机,窃夺权力的野心正在发酵。国内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方政治势力纵横捭合,纷纷登场,开始角逐权力。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之势。此时以康、梁为首的立宪党人也急于实现自己多年的政治理想,1911年农历九月初八日梁启超给徐勤(君勉)一信,内中有语云:“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接着,就将自己两年来所策划的“锦囊妙计”倾筐倒箧,和盘托出,两年来,梁等在海外,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满清权贵,“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原来,他是想助载涛用禁卫军搞宫廷政变,驱逐顽固党中的庆亲王奕劻和载泽等人,使载涛为总理,然后开国会,实行立宪。为此,他决心不顾凶险,密潜回国,串联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起兵以助载涛。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利用资政院投票,他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本初(袁绍字本初,此代指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惟吾颇慎重不欲居此席。”大有运天下如股掌之气概。当然,事情成败,既关人事,又关天事,所以不可逆料。因此,梁在信中,有托孤之言。徐勤与梁是万木草堂的同学,同为康有为弟子,徐对康、梁事业,忠心耿耿,甚至破家以助,梁慨言道:“弟日内必行矣,弟气固甚壮,然天下事安可逆睹,若其无成,而以身殉之,亦意中事。若万一有他变,则全家二十余口,尽以托诸吾兄。吾老亲有仲策可料理,吾弱息则惟吾兄抚之。”真是风动易水,慷慨悲壮也!梁启超此时所依仗的,主要是清廷的资政院,认为其中大半皆是立宪党人,靠资政院投票,掌政柄,行立宪,易如反掌。梁启超九月十六日乘日本天草丸秘密返国,行前又有给徐勤书,提出立宪党应对时局的八字方针:“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行前胆气颇豪,欲拟杜甫作《北征》诗,虽未成,可见其心境也。到大连后,给女儿的信中,对自己的政治前程仍有非常乐观的估计:“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此“冢骨”者,借指袁世凯也,梁等指称袁有多种称谓,若“土、土头、本初、公路(袁术字)、项城”等,此云“冢骨”,冢中枯骨,轻贱之甚也!讵料梁一登岸,就闻知国内局势混乱,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治安一团糟,人人自危,所谓资政院,议员已遁逃大半,无法开会(即便能开会,中国当时难道能靠投票治理吗?梁之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更令人失望的是,想借助军队方面的原陆军第六镇统制(后暑理山西巡抚)吴禄贞被袁世凯收买的部下杀害,他想运动军队,结果却招来一些马贼头子和来路不明的人,想拥他而独立。他回国的消息被报纸宣传后,南方某些报纸竟造作谣言,说他欲联络宗社党人,意欲引入沙俄军队扑灭革命党,大约就在这种情况下,梁等寄予厚望的具有强烈反清革命思想的蓝天蔚、张绍曾(二人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吴同称“士官三杰”,蓝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已不被所用,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梁此时不仅所有谋划皆成泡影,且有性命之虞,不得不仓皇逃归日本。

  

   辛亥革命甫一发生,梁启超此次归国之行,怀有秘密的政治使命,时间颇短促,是梁氏政治生涯的一段小插曲,还不能算“英雄般的凯旋”。此后,袁世凯奉命组阁,梁被任命为袁阁中的法律副大臣,但梁辞而不就,回函于袁,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不能进剿南方革命党,以免国家分裂。嗣后,清廷与袁本人多次促梁归国就职,但国内时局纷扰,瞬息万变,梁此时尚不欲为袁所用,他还要观察、权衡国内政治势力的消长,强弱,以定行止,因此,他仍滞留日本,密切注视国内时局的发展,等待归国的时机。

  

这时,国内进入了南北和谈时期,国体问题,成为焦点。梁启超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重申立宪主张,认为中国应仿照英国实行“虚君共和”。今天看来,这种渐进革新的主张或许震荡最小,对国家向现代立宪体制的转变,减少人民的痛苦,以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平稳过渡是一条最为稳健的路径。但是,激进的革命党坚决不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因别有所图,虚于委蛇,所以,立宪派的主张终是不能实行。尽管如此,在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在南北和谈处于胶着状态的短暂时间内,梁启超等立宪派仍然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做着最后的努力。如麦孺博在粤、罗瘿公在京、盛先觉在沪、张汉章、谭奎昌在鲁……都不断地向远在日本的梁报告国内时局和立宪派运动情况。梁所收到的信息,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比较客观。如罗瘿公信中云:“北方一般舆论有不满意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中国政治一直靠实力说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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