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大陆学界的“胡适忏悔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0 次 更新时间:2017-07-20 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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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1979年后,大陆学术界开始“重提胡适”。经历一番“否定之否定”,胡适重新大红大紫,风光度超迈往昔。品味那“逐级加码”的过程,颇有发人深省之点。

  

   1979年5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递交的一百八十多篇论文中有四篇专论胡适,人谓“标志着胡适研究的回归”。

  

   1991年1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绩溪召开“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 讨论会述要称:“胡适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在文学、历史、哲学和数育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持反共立场,因而在解放后的30年中,曾多次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适才开始由过去被批判的对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张忠平:《全国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述要》,《江淮论坛》1991年第6期)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有人重提“校长胡适”,更有人将胡适誉为“北大百年来不懈奋斗精神的集中写照”,“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榜样”。

  

   2010年5月24日,北京大学开办“胡适人文讲座”,校长许智宏致辞说:“北大人并未忘记这位名满天下、争议颇多的老校长胡适。”他提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说许多经历当年批判运动的北大学者有过重要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当代青年全面了解胡适先生,北大责无旁贷”。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尽管各家政治及学术立场不同,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还是有共识的。再说,胡适1930年代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曾任北大校长,在职期间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值得纪念的。”他发挥讲座“命名之由”说:

  

   硬要说以“胡适”命名此讲座乃别有幽怀,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致持论过苛。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老校长胡适”,这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我们只肯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感于此,我为北大出版社适时推出的十二册《胡适文集》撰文,称:“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讲座”为何是“胡适”》,《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19日)

  

   在“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风气感染下,与胡适表示“愿意划清界线”的北大学者,纷纷表示反省与忏悔,一股“胡适忏悔潮”,弥漫于大陆的学术界。

  

  

   带头的是与胡适有过交往、还参与“胡适思想批判”的周一良。他1990年5月16日在美国布朗克司,应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又宁要求,写了一篇《追忆胡适之先生》,刊登于《回忆胡适之文集》第二册,文中说:

  

   50年代中期,“批判胡适唯心史观运动”中,我曾写过文章,做过报告,参加了批判。现在回想:第一,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第二,确实认为,历史长河从总的看,从大处看,从长远看,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千百年来的人和事千变万化,又有无数偶然性,是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解释的。因此,历史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个看法,我今天仍然相信其能够成立。话又说回来,胡先生说,历史犹如十七八岁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或如一百个大钱,任人随意摆布。这些话,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世界上多少伪造的历史,包括伪造的当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古今中外胜利者所写历史,都逃不脱胡先生所指出的现象,此秉笔直书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也!

  

   1989年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听“中央研究院”来美的先生们说,胡适之先生之所以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因为当时形势下如果他不出山,院长之位将落在某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又听说,他在酒会上讲话中,谈到自己被“围剿”,因而犯了心脏病。听了这些之后,我深深感到,胡先生仍是30年代的胡适之,政治上、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者,始终未变。我相信,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他是一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郊叟曝言》第4-5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对参与推倒这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的往事,七十七岁的周一良有两点认识:第一,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没有承受多大的压力:“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第二,“批判胡适唯心史观”对不对呢?——这一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历史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就说得很含糊了。看来此时此地,他还不敢说做得不对,只得以“历史犹如十七八岁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来打岔。遗憾的是,“世界上多少伪造的历史,包括伪造的当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古今中外胜利者所写历史,都逃不脱胡先生所指出的现象,此秉笔直书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也”一类低水准的话头,竟出自北大历史学名教授之口,实在有点煞风景。。

  

   时间又过去了十一年。2001年周一良将此文收进他的《郊叟曝言》时,“歉疚感”却大大浓郁起来。前言第一段交代《郊叟曝言》命名之由,不妨姑妄听之:“上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上给了我一个代号——某教授。其谐音为牟郊叟。既然久居西郊,称为郊叟亦无不可。从此家人包括老伴和孩子们都以此见称。我也刻了一枚郊叟的图章。代号的谐音成了我的别号。”此书之戏称《郊叟曝言》,是因为1939至194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如厕时取阅“久闻其名而未曾读过《野叟曝言》”,“没看几页就觉得此书毫无意味,不能引入入胜,未再读下去”,——由“野叟”想到“郊叟”,进而想到《野叟曝言》:“我这本小书无论就献芹或献曝而言,比起夏敬渠的迂腐议论和庸俗描写,对文化学术、世道人心相信还是有些益处的,以《郊叟曝言》为名,当无不可。”引用至此须下一按语,方能让读者明白:“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3-1976),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阶段,周一良正在 “梁效” 大批判组效力,社会上号为“某教授”,未知是褒是贬;作为历史系教授,对“以小说见才学”(鲁迅语)的《野叟曝言》,“久闻其名而未曾读过”,倒也不足为怪。只是“没看几页”,就妄断为“迂腐议论和庸俗描写”,未免过于轻率;何况既已认定其书之不佳,又何必袭用其名以显己丑呢?

  

   前言的第一段,是对1990年《追忆胡适之先生》的自我检讨:“写此文时,我作为‘书生’的觉悟还不够高,见闻也很狭隘,此处有必要补充说明。例如胡先生‘大钱和女孩子’的比喻,现在看来,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放的第一枪,而我们全国的历史书都说是南朝鲜发动的。又例如,‘双十二事变’后,延安方面提出要杀蒋抗日,张学良将军提出拥蒋抗日,而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说延安方面不主张杀蒋介石,这个谜底经过了几十年最后才由百岁老人张学良将军揭穿了谜底。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历史是可以摆布或者打扮的。胡先生‘大钱和女孩子’的比喻中歪打正着,也未可厚非也。”——堂堂历史学家,偏偏在史识上犯低级错误,实在令人忍俊不禁。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在“保家卫国”,关键不在谁放的第一枪;西安事变若不是延安方面不主张杀,蒋介石岂能全身而退?十一年前犹然评说 “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如今领悟了“百年庆典”将胡适誉为“北大百年来不懈奋斗精神的集中写照”,干脆说“历史是可以摆布或者打扮的”了!

  

   最为可笑的是,前番“确实是诚心诚意”的话头不见了,“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的认识也没有了。那一段“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的认识,经过重新“摆布”,变成了被迫无奈的盲从:“批胡运动开始时,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摸不着头脑。我心里想,将来还会见面,自己的批判应该有根据,以理服人,不宜乱说。后来运动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论点都出来,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所写批胡的另一篇文章题为《西洋汉学与胡适》,是尹达同志以《历史研究》主编的身份交下来的题目。其实,西洋汉学不一定每人或每篇文章都与帝国主义挂钩,而胡适之先生与西洋汉学也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做法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荒谬地指责费正清是美国特务,‘文化革命’中我自食其恶果。”(《郊叟曝言》第2-3页)

  

   对当年写的两篇批胡文章,周一良如今自我认识如何?第一篇,“自己的批判应该有根据,以理服人,不宜乱说”,似乎不像信口开河;第二篇呢,“是尹达同志以《历史研究》主编的身份交下来的题目”。——交下来的题目,就一定要说假话?这篇《追忆胡适之先生》,不是身在美国,应美国教授之命写的吗?人家要你怎么写,你就一定要怎么写吗?他现在的反思是:“其实,西洋汉学不一定每人或每篇文章都与帝国主义挂钩,而胡适之先生与西洋汉学也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做法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一良自己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得通过解读《西洋汉学与胡适》才能判定。

  

前言的结尾,回顾1945年曾写信胡适,请他为小儿取名,沉痛而又崇敬地表白道:“当时我对于胡先生确实是尊敬和爱戴的。我现在年近九十,不可能再跨过海峡到胡先生墓前顶礼膜拜、去赔礼道歉了,愿以此小文表达自己诚恳的请罪的心情。”(《郊叟曝言》第5页)念及他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的经历,人道周一良“倾向进步,参加革命,此后历经运动,学术事业中断十数载”,晚年自选著文数十篇集成《野叟曝言》,竟以向胡适“诚恳请罪”为旨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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