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17-07-20 18: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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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有关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一直是商民运动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民党起初要求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导致同一商民协会内部存在店员和店东两方面的竞争;稍后又决定使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增力加上海等地的商民协会又要求将店员划为商人,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先是强调与商店资本有关系之店员,可以力口入商民协会,无关系者力口入店员工会。但不久之后又规定,店员为商民协会成分之一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如此反复变化,说明商民运动时期的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并没有全面统一认识,缺乏—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临时性的应对,推行一些权宜之策。

  

   关键词:商民运动;店员工会;商民协会;工商界限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店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所谓店员工商界限之争,具体而言乃是将店员的身份划为工抑或划为商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商民协会与工会之间争夺店员作为本团体会员的争执。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将店员的身份确定为工人,并支持成立店员工会。但在此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兴盛与发展,店员工会不断组织店员积极开展经济斗争,致使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引起商民协会的强烈不满。于是,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迄至目前,史学界专论国民革命时期店员工会的论著尚付阙如,有关这一时期店员工商界限之争的成果更为少见,仅仅只是在论述商民运动、商民协会以及工人运动的成果中,有些附带提及少数地区的店员工会(1)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广大店员群体在国民革命时期身份不断改变的复杂过程及其原因,以及店员身份改变后带来的复杂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一方面大力开展民众运动,由此扩大了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国民党从事民众运动的方略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其中包括对商会、商民协会、店员工会的阶级属性、各自作用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与决策,都有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之处,从而又造成了一些新的纷争。下面,本文即主要就上海商民运动期间有关店员工商界限的争论情况略作论述。

  

   店员身份之确定以及加入何种团体从商民运动开始之初直至商民运动的后期,一直存在着某些争议,而且屡有改变。在不断变动的各个过程中,上海市党部商民部和上海商民协会几乎都可谓是重要的推动者。在商民运动初期,国民党认为店员与店东“确有密切的关连,确有共同组织团体有参加革命的必要与可能,绝对没有如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与资本家之分别,所以组织商民协会,就许可店员加入”。起初,“商民对于商民协会还是存了怀疑观望”,所以“那时商民协会组织大半都在店员的手上”。但是,随着商民运动的发展,商民加入商民协会日益踊跃,于是“同在一个商民协会内,就有店员店东两方面的竞争,同时店员又要向店东要求改良待遇,或増加工资,而店东或因营业的困难,不能接受店员方面要求的案件,以是又在同一的商民协会内,发生种种困难的问题,甚至店员店东双方顿呈分裂的现象,不断地各处商民协会都有这种情形继续的发生,以是中央工商两部就共同将这个问题提出中央讨论(2)。

  

   与此同时,上海特别市党部商民部向中央商民部呈文指出:“近有一部分小商人同志以多数店员为被压迫阶级,实为职工而非商人,应另立职工部,不应附属商人部之下牺牲职工本身之地位。”呈文还请中央明示:“商人部所谓商人,是否有阶级性的,专指商业资产阶级及大小店主,而不及店员。店员是否应立职工部,而不受商人部管辖,统希明示。”中央商民部以“事关商民运动范围问题”,提出请解释店员职别案,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54次会议讨论,议决之结果:由中央商民、工人两部商定,再行核议”(3)中央工人部与中央商民部经商定之后,在1926年9月22日举行的第60次会议上由中央工人部提出议案:“店员原属职工,应隶属于工人部,以归划一。”(4)这一议案获得了本次会议的通过,决议照准执行。于是,此后的店员遂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

  

   但是,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増加,甚至还出现了长沙市商民协会会所被店员联合会捣毁以及职员遭殴缚的暴力事件(5)。在以往店员隶属于商民协会时,虽经常与店东发生各种矛盾,但均同属商民协会组织之内,尚可在内部通过某些方式加以协调,即使内部无法协调,也可报请所在地区党部的商民部以及中央商民部予以处理。现在,店员脱离了商民协会,单独组成店员工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会组织,其力量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増强。除此之外,店员组成独立的店员工会之后,不再隶属于商民部,而是由各级党部的工人部管辖,在店员与店东或者店员工会与商民协会发生纠纷时,往往各自请求工人部或商民部支持。工人部和商民部也经常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出于维护工人运动或者商民运动的目的,提出不同的主张,导致意见分歧,也致使各种矛盾难以及时得到解决。当时,各地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工人运动的发展己经是十分迅猛,为数甚多的店员大军加入工人行列之后,不仅使原本庞大的工人队伍又进一步扩展,而且店员也拥有了更为坚实的后盾。于是,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之后,要求増加工资、改善各方面待遇的店员运动更加高涨,店员与店东之间的劳资纠纷也较诸此前大量増加。

  

   据后来的中央商人部透露在许多地区店员都利用自己的工会组织,“向店东方面猛力进攻,把持商店,干涉营业权,迫算总账,争夺管理权等,以为非打倒店东不可”其结果势必导致“店东逃匿,商店倒闭,因而店员失业,弄得两败俱伤。这样的做法,不但于店员的利益,未有増进,店员的痛苦,未有解除,且店员失业日益増加”(6)类似的情况,在1927年的武汉亦较为严重。汉口特别市党部商民部在呈报中央商民部的一份工作计划中透露:汉口“商民协会各分会,多以工商界限不清,致酿出许多无谓之纠纷”(7)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上,徐谦的发言也指出:“中国革命要保护小资产阶级,但有许多小商店因为店员工会的缘故,弄得开门既不好,关门也不行。”(8)

  

   在纠纷日益严重的情况下,1927年5月湖北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举行联席会议,就这一问题曾达成暂时协议,规定:凡手工业之店东自己作工而又雇有工人者,一律加入商民协会;在手工业中自做自卖如缝艺鞋艺等而未雇用工人者,加入工会;商店之经理因多为店主之代理人,应加入商民协会;非个人经营而为股份组合之商店,其股东同时又服务于店内者,加入商民协会,但此类店中之股东在职务上有经理店之分别者,则该工作之股东仍加入商民协会;半工半商性质之摊担职业者,界乎工商之间,“因组织分裂易于在营业发生纠纷,现在革命紧张之时,为巩固革命力量,消灭民众组织内部冲突起见”另行组织摊担联合会,直属于市党部(9)但是,这一协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显得较为复杂,难以真正付诸实施,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议。

  

   在此前后,关于店员身份的确定以及加入何种团体这一争执,在上海地区也较为突出,而且同样因此而引起诸多纠纷。1927年各省区商民协会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处的代表在会上指出:“窃查上海工商性质,截然两途,工商界限,天然各别,本无所谓不清,更无庸定标准。自中央颁布之商民协会章程第六十三条,有商店职工字样,而附议者遂谓商店职员应为商人之一。但按工会条例第一条,凡同一职员,相率附入工会。因此之故,商店职员或主为商,或主为工,聚讼纷绘,莫衷一是。数月以来,纠纷迭起,弊之所至,必陷工商于危险之境。”(10)

  

   为此,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处曾多次呈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将店员划入工会,要求明确划分工商界限,将店员划入商民协会。之所以不断出现这一争执,与当时各级党部商民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对该问题的解释和说明并不一致也有关联。据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处致中央政治会议的呈文曰:“共产党操纵上海团体之时,彼高悬无产阶级专政之鹤,积极扩充工会之势力,而置商民之利益痛苦于不顾,组织店员联合会,受上海总工会之命令,以増加工资为饵冀达到打倒资本阶级之目的。以致商业停顿,朝不保暮痛苦之状,笔难尽述。逮至清党开始,工人纠察队缴械,而店员联合会代表章郁庵尚向职会筹备处提出罢市要求,幸职会同人洞烛其阴谋,一致反对,遂未获逞。盖其时店员虽有联合会之组织,而大多数商店伙友,均以总工会之恣睢跋扈,不愿受其指挥而仍愿受职会之命令,一发危机,赖以补救。”(11)

  

   实际上,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处主要是因为在各业分会成立过程中,遭遇到这方面的争执,才对这一问题表示重视。所谓“至共产既告肃清,工会既奉令改组,职会亦着手进行,并先后呈奉前敌总指挥白暨钧会批准筹备,各业店员亦得正式之保护,从事于真正商民之集合。不料一部分职工未尽明工商之区别,乃于组织商民协会时,受职工会之干涉,纷纷报告来会,请求解决”于是,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处只得呈请上海市党部商民部,请求明示。市党部商民部于1927年5月10日函复:“据国民政府颁布商民协会法令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凡商店店员职工小贩及不属于业商民协会之店东董事经理协理等,均须就各区范围,从速依法组织各该区商民协会分会,同时将筹备情形函,由贵筹备处转报本部审核加委,以资正式筹备。事关法令,仰贵筹备处从速进行,广为宣传,俾各该店员等有所遵循。”(12)上海市党部商民部的这一回复,与商民协会筹备处之请求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筹备处即“遵照此项解释处理纠纷,稍有头绪”

  

   经上海市党部商民部审查修正的上海商民协会章程草案,规定在市商协之下,按区域设立11个区分会,另还以业为单位组织分会,历史悠久之同业公会组织的分会,地位与区会相同,“其他范围较小或局部之行业,亦得组织分会,但仍隶属于会所所在地区之区商民协会”第7条关于会员的规定,明确说明:“业商民协会以该业之商店店东及现在董事、经理、协理等重要职员为会员,区商民协会之分会,以不属于业商民协会之商店店东、经协理及须该区域内之各商店店员、职工、小贩为会员。”(13)很显然,在这个章程草案中,上海商民协会是将店员、职工、小贩均划归为商而作为其会员的。

  

但是,随后所奉国民党中执会对这一争议问题函复之解释,却与上海市党部商民部所说并不完全吻合。1927年5月24日中执会函开:“上海特别市商民部面陈关于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及商民协会争执会员一案,本月十七日第九十一次常务会议议决如下:查商民协会第一条云'凡居住中国之商人,不论性别皆得为本会会员’,是非商人不得入商民协会,其义明甚。更查其第六十三条云'会员月费之多寡视各地商民之状况如何,但入会费普通商民最高不得过五元,商店职工不得过一元,小贩不得过五角’,此是就商人之地位而区别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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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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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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