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常态、新常态与非常态——2012-2017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素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2 次 更新时间:2017-07-20 15: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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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但从总体上讲,一个站在近代历史边沿上就饱受列强侵凌的国家,还能保有如此强烈的国家发展意愿,实属难得。

   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在目标上有一个大起大落的惊人变化。在农商时代的晚近阶段,中国保有一种天朝上国的民族自傲与自负心态。即便在遭遇现代化转型难题的初始阶段,晚清时期仍然能够建构起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中国精神文明发达的自我肯认模式。这样的建构具有两面性,一者有利于鼓舞民族自信心,二者让民族的自省蒙上尘垢,但不容全盘否定其中包含的积极精神成分。正是这种韧劲儿,让中华民族衰而不亡,不断寻求民族新的生机。但在中西古今的多边冲突中,中国逐渐意识到处于全面下风的危机。晚清民初之际,全面的危机意识弥漫全国,终于在1919年演变成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这种颠覆性的认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峙性选择局面可悲地成为现实。但更为紧要的是,中国自此开始,自认全面落后于西方,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精神氛围中,中国认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国家处境,发愤图强,寻求国家复兴。但没有将功利目标落实在经济领域,反而以政治领域中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耽误了国家的发展。

   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潜心效仿现代国家崛起的进路,一门心思沉潜于经济发展,尤其是专注GDP的增长,坚持近40年,结果中国的GDP总量跻身世界前列,仅次于自己曾经悉心模仿的美国。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发展结果。随着这一发展成就呈现给世人,也让中国的自信心大大增长:过去那种因落后而挥之不去的心理阴霾,也就是难免落后挨打的负面念头一扫而空;而民族复兴的积极目标现实展示出来,并勇于向世人宣告这一国家目标。

   这正是近几年习近平阐释“中国梦”理念的大历史精神氛围。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由此可以归纳出“中国梦”的几个要素:一者它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二者它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体现,三者国家与民族复兴高于个人利益,四者中国仍然处在国家复兴的路上,五者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民族与国家复兴的领导责任。一言以蔽之,中国梦乃是依赖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的国家复兴梦。

   实现中国梦需要建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其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这是对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三兼顾的传统政治伦理翻新式的表述,也是对国家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的再次强调,更是对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的再度重申。这是一种基于权力认知的国家发展观。

   中国的发展是处在全球化环境中的发展。中国的复兴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孑然复兴,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其他所有国家共同谋求的发展结果。循此理路,中国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构便与全球命运共同体建构直接勾连起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在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导下,中国近年致力于建构“一带一路”的全球经济新体系;努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力为全球的发展而非一国一地的封闭式获利而谋划和动作。为此,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此,我们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二要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三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四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自然是中国的国际大手笔——收益和代价都将是巨大无比的。但中国确实已经无法继续行走在既定国际规则的进路上,谋求建构新的的国际规则甚至是国际体系,也许是中国不得不为的大事。中国的国家复兴梦,自此也就具有了全球意涵。试想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国家的复兴,岂有封闭孤立的发展而奏效的?中国不能不在国家复兴之路展现出来之际,放宽视野,在广阔的国际空间谋求国家的持续发展。在贫穷落后状态下的中国之固守一隅,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封资修”国家的定势,必须经历大转变,转而为与所有国家修好并寻求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宽松环境。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变化。

   国家复兴必须仰赖的国家命运共同体,国家复兴联动必须仰赖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发展来讲,都是新事物。中国能否在付出当付代价的基础上,蹚出一条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道路,还必须审慎以对、戒慎戒惧、精心筹谋、理性评估。高悬理想易,实现目标难。如何同时驱动国内与国际的共变共谋局面,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大考。

  

五、进退之间:突破国家治理的两难

  

   古往今来,在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期待上,进取与退守都是需要以巧实力应对的难题。“进可攻,退可守”,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复杂关联结构中,治理的进取模式,是因应于现实处境与理想期待所采取的主动政策谋划,是在治理诸要素萌动状态中就主动作为以争取实现治理者的预期目标。所谓治理的退守模式,则是治理者面对不利处境,致力化解种种困局,以保证治理不至于陷入进退不得的尴尬,力避陷入无法治理或治理崩溃的危局。后者兜底,前者驱动,一个国家的治理就会达致较为理想的境界。

   中国自晚清到民国,已经两次陷入退而失守、进而无功的失败国家境地。可以说,晚清、民国的国家谋划是惨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构的政治谋划上是成功的。但建国后逐渐定型的阶级斗争取向,耗尽了丰厚的政治资源,国穷民怨是“文革”后期的中国社会事实。邓小平在执政党极为被动的处境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国家有了一个保持稳定、秩序和发展的发展目标。

   到中共十八大,曾经对中国的现代转变尤其是经济发展或GDP增长发挥极大促进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显得左支右绌。决策者呼应改革新局面的要求,谋划全局性改革——不仅策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空前的改革规划,而且将之夯实在依法治国的制度平台之上。与此同时,在国家发展的谋划上,第一次明确将进取的改革安排与退守的国家安全谋划紧密联系起来,系统筹划。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依法治国是进取性的国家发展谋划,那么,国家总体安全观出台,则是退守性的国家治理谋划。

   国家安全是一个民族国家时代重要的国家政治问题。现代国家的基本功能,在于对内维护秩序,对外抵御强敌。这也就启发了人们认识国家自我维持的两种进路:一是维护国家既定的形式与实质规定性,让国家顺畅发挥两种基本功能;二是避免国家陷入内不可治、外难御敌的失败状态。换言之,国家一旦建立,就必须要处理进取性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这是国家权力有效性的直接体现;同时还必须处理抗拒与颠覆国家权力、让国家安全堪忧的棘手问题,保证国家不至于崩溃。

   对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国家来说,要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发挥积极效用,保证公民积极支持国家权力,维护国家统一,投入国家发展,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聚集起极高的政治声望,发挥过团结国家、促进统一、凝聚人心、振奋士气的积极作用。但当毛泽东陷入个人崇拜泥淖、无法制定出推动国家强盛的政策时,他将国家推入阶级斗争的深渊。其时国家之弱小、人民之贫穷,令人惊心。这是一个大逆转。可以说,毛泽东一生试图为国家复兴奠定坚实基础,但积极作为的政策收效甚微。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毛泽东对国家安全的部署谋划,一向用心甚深。即便是在其晚年国内政策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他也能谋划中美破冰这样的惊人外交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悉心效仿发达国家,开放门户,引进新知;学习制度,改善管理;移风易俗、适应现代。中国的积极变化,引人赞叹。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出: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国家的防御性功能严重衰变,以至于明显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近几年中国的国家安全引起了权力高层的极大关注,并予以全方位的布局,力求兜住国家安全底线,并以此兜住国家持续发展的底线。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这样的国家安全观,当然是多重因素塑造出来的。其中,现代社会处在高风险社会的状态中,一切发展都必须首先降低或避免风险。国家高层领导直接呼吁总体安全,有其不可怀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无可讳言的是,这种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深层驱动力,还是国家的政治安全。中国发展的政治安全,既来自执政党的国体依赖,也来自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更来自转型社会的矛盾激化。外部的敌视力量不能说很小,但毕竟中国权力方面的体认更为关键。

   从评价的角度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升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并且给予了空前系统的归纳、陈述和制度设计。这在国家发挥基本功能的角度讲,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落实这样的国家安全观,需要处理好几个前置性问题:一是怎样分配用于国家发展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资源。这两个方面具有互补性。在互补的方面,两者可以达成双赢后果,但也有相斥的一面。尤其是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用于发展的资源多了,用于保护安全的防御性资源就少了,反之亦然。一个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从容保证两方面的需要,会否顾此失彼,需要高层决策者精心权衡。二是进取发展与退守安全在国家治理理念上很难两全。一旦守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占上风,求取国家发展的意愿就会下降。发展引发的不满总有些令人触目惊心,只要不发展,矛盾就会减少;或者安于守势,社会矛盾就更少。“文革”反对帝、修、反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选,结果发展严重迟滞。尽管今天这种进取与退守的互斥选择,已经不再成为中国发展的政策选项,但国家必须居安思危。三是守护国家安全的底线一定要坚持。国家安全的保障必须既有利于保障日常安全,又有利于保障非常状态下的国家安全。需要明确的是,国家的日常安全问题高于与先于国家的非常安全问题,这样才不至于在和平状态下人为制造国家不安全,保证国家的安宁有序,持续发展。换言之,国家总体安全观是中国发展必须应对的课题,但也必须安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内,放置到依法治国的现代国家正常状态中,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

   最近几年,中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顽强尝试有目共睹。形式上成为常态的GDP增长膜拜已经受到明显矫正。但以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促使国家真正落到现代国家的正常状态的努力,才刚刚迈出蹒跚步伐。按照大国公共政策周期论的说法,这些谋划真正奏效,至少需要十年。执政党高层的谋划对此是审慎的,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构性布局,就给出了七年时间。这是必要的时间付出。欲速则不达!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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