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论红学文献的空白与缺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4 次 更新时间:2017-07-19 19: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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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2016年4月15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将建构"红楼文献学"的学术工程提上议事日程,在红学史上我以为是要写上一笔的。与会者纵论《红楼梦》文献研究之得失,及建构"红楼文献学"之途径和方法,确有发人深省的灼见。如胡文彬先生说:"红学研究每一次突破,都由新文献的发现所推动。"张庆善先生则从反面提出问题:"新红学的危机,仅仅是因为'材料不足'造成的吗?"以为:"以文献研究为支撑新红学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危机,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新文献发掘越来越困难。"苗怀明先生发现,《红楼梦》文献的显著特点是"先天不足",并解释是"文献的分布不均衡"的缘故,建议"把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搁置,而寄希望于有新的发现"(参见高淮生:《"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学术综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都是契合红学的历史和现状的。

  

   周汝昌先生2002年《红学文献学》一文说:"考文征献是我们治学论史、研索文化的手段、方式、程序;但也是文化财富积累的库藏资源,取用不竭,阐发未尽--正是学人努力尽其职责的'待解方程式'。文献的存亡、多寡、有无,以及它的迷失、隐晦与发掘发现,关系着文化学术研究的停滞、迷惘、中断、争议……和忽然迸发的新的契机与条件、血脉营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周先生用"存亡"、"多寡"、"有无"三对词语概括红学文献,是独具只眼的。如加深一层讲,数量的多寡是相对的,而"存"就是"有","亡"就是"无";--所以,"存亡"、"多寡"、"有无",归根结底是"存亡"。红学文献既可能是"存而复失"(用周先生的话说是"迷失"与"隐晦"),也可能是"无中生有"(后人的伪造);所谓"先天不足",所谓"分布不均衡",描述的就是这一个特殊现象。

  

   美中不足的是,与会的红学家只寄希望于"迷失"、"隐晦"材料的发现,却忽视了对材料何以"迷失"、"隐晦"的追究;而这恰恰是"新红学发展到现阶段出现危机"的原因。道理很简单:若干紧要的文献被刻意"迷失"与"隐晦"了,怎不会使"新文献发掘越来越困难"呢?

  

   即以"新红学能够取代旧红学成为20世纪红学的学术主潮,就是奠基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发现"(梁归智:《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谈起》,2001年11月13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而言,甲戌本这一"红学文献"是被胡适"发现"了,但如何"发现"甲戌本的"红学文献",却"先天不足"地被当事人掩盖了,产生了说不清真相的迷团,让红学界聚讼纷纭,至今难有共识。面对此种窘境,是把这一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搁置呢,还是继续不舍地穷追下去?--这就是当今"红楼文献学"面临的最大课题。

  

   回溯我1991年发表《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列举胡适对甲戌本"忽略版本之学中不该忽略"的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提问道:"六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对抄本早于印本的观点提出挑战,更何况六项的总和呢。"(台湾《书目季刊》22卷2期)却有红学家不以为然,反诘说:

  

   听听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么说甲戌本来历的:"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按:后来胡适另文说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把此书买了。"文章接着交待此本残存的回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介绍书中今存的五六条题跋和十馀枚图章,从题跋上知道"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然后又仔细地说明"此书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得到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刘铨福得到此书和怕它再破损而加以装衬是在胡适得书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还应加"以前"二字,因为刘得书之时是否就加题跋还难说。)怎么在欧阳健笔下忽然变成"民国以后制造"的呢?是不是以为胡适在蒙骗人,或者胡适被书贾、被制造假货的人给蒙骗了?(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第153-154页)

  

   这位红学家的反诘,忽略了对"红学文献"鉴定的必要性。周策纵先生早在1972年就说过:"胡适在跋文里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丢了'。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由于太相信"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的话,直到1962年胡适去世,三十多年竟没人向他当面追询,遂留下了这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此后几乎所有的主流红学家基本是无所作为,只是"寄希望于有新的发现";而真正的"新的发现",竟是我这位"楼外人"无意中实现的。

  

   --事情是这样的:《历史档案》杂志从1994年第2期起,陆续刊出《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1995年第2期《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五),刊有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的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的一封信。从发表的状态看,整理者并没有觉得和"红楼文献学"中有什么相干,其他红学家也没有觉得对"红楼文献学"有什么价值,居然没有引起丝毫的注意。一天,我在福建师大图书馆看书,看得有点累了,在架上随手翻到这期《历史档案》,不觉眼睛一亮,便写进为大连明清小说研讨会做的《红学ABC25问求答》,后载《稗海新航》(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才唤起了红学界的反响,胡星垣这封信终于归到"红楼文献学"的范畴。

  

   那么,这封信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卖书人叫胡星垣,住在上海新新有限公司,联系胡适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说的话:"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证明胡适1928年所说"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当时竟没有回信",就不是真话;讲得难听点,是在"版本之学中不该忽略"的问题上撒了谎。

  

   有人提醒说,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他不但鼓励别人写日记,"多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留一分历史材料"(远流编辑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印行说明》),自己更写了五十年日记,详细记录交游、读书诸事,为什么不到他的日记中去查一查呢?

  

   然而,当我在台北"国家图书馆"认真核验胡适的日记(包括远流出版社影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却发现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实:他1927年开始的日记,只记到2月5日,接下去的一篇是1928年3月22日,中间竟空缺了十三个月。而证据表明,从1927年5月17日来到上海,至1930年11月28日回到北平,是胡适"一生最闲暇"、"最努力写作"的三年半,完全不缺写日记的时间和心境。1946年4月1日的日记表,附有《日记目录》12项,其中⒑"1926~1927(二月),附读书册"、⒒"1927  Diary[日记],小册"、⒓"1927残册(六月六日起)"(《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0页),都是1927年的日记。Diary的意思是日记、日记簿,指一天不漏地、为个人而保留的、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不愿对他人讲的个人感想或隐私问题的记录,或者是用于记录这些事情的本子,在在证明1927年胡适是写了日记的。

  

  

   按照胡适日记的宗旨和体例,是该将购得甲戌本的经过详细写到日记中的,而这才是出于胡适手笔的"红学文献"。但是,这个"红学文献"出现了空白与缺失。空白,指的是空着的部分;缺失,指的是缺掉的部分。空白,是自身也许就不存在;缺失,则自身原是存在的,只是后来失去了。红学家呼吁"发现新材料",为的是填补空白,弥补缺失。--这一点,大家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是否还应该好好思考:空白是如何形成的?缺失是怎么制造的?--用周汝昌先生的话说,"文献的存亡、多寡、有无,以及它的迷失、隐晦与发掘发现,关系着文化学术研究的停滞、迷惘、中断、争议",是决不应该轻轻放过的。

  

   日记是"纯粹的私人写作",一般都不会随便出以示人。如《翁同龢日记》,曾有翁同龢本人的挖改和删隐,也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张元济对原稿"敏感内容"的多处删隐(徐忠良:《〈翁同龢日记〉手稿影印版出版小记》,《古籍新书报》2017年1月28日)。胡适的日记则完全不同,一开始就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他的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1916年12月就在《新青年》二卷第四号发表,时仅25岁。江勇振先生说:"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范围最广,自传、传记资料收藏最丰、最齐的一个名人;同时,他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顾盼、议论、窥伺,却又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这当然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适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最对外公开,是因为从他在1917年结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国,到他在1948年离开北京转赴美国的三十年间,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界领袖、舆论家及学术宗师,他的自传资料产量与收藏最为丰富与完整。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除了请人转抄以外,还辗转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由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那就好比说他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们为他立传之先,他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探或分析的隐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所放弃的主张和想法,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第1页,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江先生将胡适日记称做"筛选过的自传档案",是再准确不过的了。正是本着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精神,我写了《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的红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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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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