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17-07-19 18:46:51

朱英 (进入专栏)  

   中国古代史研究历来注重职官制度,老一辈学者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和年代学视为治史之钥匙,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制度变迁也未尝不重要。我们常说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称过渡转型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1901年梁启超即曾发表引人瞩目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十分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过渡时代之中国”的种种特征。而无论大变局还是过渡转型,虽包含有各方面非常丰富多彩的内涵,制度变迁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无疑也需要高度重视对制度变迁的探讨。

  

   但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制度变迁史似乎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充分重视。近十余年来这种现象明显改观,越来越多的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尤其是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关注。迄至目前,对近代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不少发展空间,同时还需要注意若干相关问题。以下结合笔者多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体会,谈几点个人不太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①

  

   一、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1840年以后的考察,需要打破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隔阂,尽可能地往前追溯历史渊源,了解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源头。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近代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与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我们后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人为划分,主要是为了便利历史专业的教学与学习,但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却并非是一种便利,相反还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因为1840年前后的历史本身是紧密相连的,不应人为割裂。在全面深入地探讨诸如中国近代制度变迁以及其他近代历史专题时,更是切切不能受此人为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约束,忽略对1840年以前即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考察。否则,一方面将会限制我们了解制度本身的原初真实样态,或者受到“古已有之”结论先入为主的影响,另一方面会导致我们无法细致入微地认清近代制度变迁方方面面的具体表现,更不能把握近代制度变迁与古代制度之间的各种复杂关联性。广而言之,不仅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需要注意这一点,即使是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变迁对此也应予以高度重视。

  

   作为切身经历而使笔者对此深有感触的一个事例,是数年前在韩国延世大学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近世历史发展变迁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安排的最后议程,是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黑田明伸教授、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的邱澎生和笔者三人,就中国近世历史的发展演变特点进行对谈。这两位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均为明清史,他们分别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精彩论述,并提及该时期的若干制度性重大变革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笔者在对谈中虽同意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但不能完全认同明清时期的发展已达到了“制度性”变革的程度,认为直至晚清尤其是到清末“新政”时期,随着一系列具有近代特征的法律规章开始颁行,中国历史的发展才真正进入严格意义的“制度性”变革时代。尽管与他们二人有些不同的看法,但通过这次对谈,笔者感触颇深的一个印象和认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变化,确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变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明清时期的发展变化又与此前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无关联,如果不细致厘清这些联系就会影响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准确认识。也正是缘于这一次学术对谈,笔者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制度变迁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也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打破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隔阂对考察中国近代制度变迁史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二、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需要客观恰当地如实看待外来因素,即来自于西方和日本的复杂影响,同时也要准确把握内部因素的作用。“冲击一反应”模式虽早就受到中外学者的批评,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客观而言,近代中国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制度相应发生不同变革,其主要动因即是过去所没有的外来种种影响。如果忽略外来影响,对于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中的许多问题就根本难以说清楚。因为近代中国的许多新兴事物,包括许多方面的制度变迁都并非单纯源于中国内部、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而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主动模仿学习的方式产生的。

  

   当然,在研究外部因素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把握好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对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且需要就事论事,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外部因素往往是促使近代中国某些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初动因之一,但何时变以及怎样变,却又常常取决于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例如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工业化都是受到外来西方列强侵略而自强御辱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刺激的结果,但各自的内部因素对两国工业化的起步仍有着重要影响。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始于1840年,日本则是在此十数年之后的1853年受列强压迫而打开国门,但其工业化的起步却早于中国,原因并非在于日本民族资本主义十分发达,而是日本统治者在这方面的反应更为敏捷,行动也更加迅速。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说法,则是“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直至1860年代初清王朝才开始通过推行洋务运动,步履蹒跚地启动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这一事例表明,在受到相似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因素的作用。

  

   另外,有些制度变革只是近代中国无奈而被动地接受的改变,这种所谓变革当然主要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有些却是中国主动采取的变革措施,与被动接受不应同一而语。例如近代早期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方式强迫清政府接受的通商口岸制度,与清末之际清政府主动自开的商埠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根据杨天宏在《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一书中的考察,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思想酝酿于19世纪80年代,戊戌变法时期自开商埠成为一项重要的变法措施,至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已主动自开商埠36个,遍及沿海沿江内陆边疆。清政府自开的这些商埠与条约口岸相比较,虽然都具备通商贸易的相似功能,性质却明显不同。由于自开商埠的各方面管理权均属于中国,并且不得设立丧失主权的‘‘国中之国”的租界,故而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中国历史看,这应该可以称为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决策,半封闭的中国国门终于由中国人自己打开,并很快对正在中国广泛发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促进作用。”⑴

  

   三、需要注意在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相应的制度变迁属于后发外生型,政府或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对制度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晚清较为明显的制度变迁时期,在时段上即与清政府推行的三次改革均密切相关。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在政治方面拉开了宪政的帷幕,咨议局、资政院相继设立,政治制度的变革终于提上议事日程并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在经济方面制定颁行了一批具有明显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法律规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法”应运而生,不仅经济制度的变革进入了新的立法建制阶段,而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获得重要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废除了长期延续的科举制度,制定了前所未有的近代新学制,近代教育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近代外交、军事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变革也较为显著。如此种种,均可谓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改革的结果。

  

   尽管如此,考察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发展走向,也不能忽视政党政派、民间团体与不同阶层的重要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构近代中国民主共和制度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取得成功,却使民主共和制的观念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值得重视的深远影响。在其他许多方面,近代民间社团和民间力量对新制度的建构也不无作用和影响。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良性互动的情况下,新制度的建构与变迁往往较为顺利,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也较为显著。例如清末之际,上海、广州、武汉、苏州等许多地区的新兴商人自发成立具有地方自治性质的新社团,得到地方官府不同程度的支持,在地方性市政、卫生、消防、公益自治中发挥了明显作用,随后清政府又相继颁行城镇乡和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主动将地方学务、公共卫生、道路工程、工商实业、公益善举、公共营业以及“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下移民间社会进行自我管理,使地方自治制度首次在中国进行了尝试。“于是地方自治之说,遂为吾人视线之所集,而群谋之所同。”⑵

  

   又如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商会法》,是由政府颁布的一部有关民间社团的重要法规,对于民间组织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示范影响。从表面上看,这部法规系由政府制定颁行,但实际上也与作为商办民间社团的商会有着

  

   密切关系。不仅这一法规是在商会的大力呼吁下才得以诞生,而且该法于1914年经由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制定颁行后,海内外商会对其中的若干重要条文提出了不同意见,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抵制,最终工商部基本上接受了商会的要求,对已经颁行的《商会法》进行了修订,重新予以颁布,从而使这一重要法规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在近代律师、医师、会计、记者、工程师等相关专业知识领域中,各项专业制度的确立也离不开政府部门与新兴自由职业者阶层或群体的多重互动,没有这种政府主管部门与专业群体的多重互动,将很难顺利地建立起与之相关的各种专业制度。

  

   四、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不能只看到各种表面上僵硬死板的制度及其规章条文,还需要重视与制度紧密相关的背后各种人。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制度史需要见到人,不见人的制度史研究往往会流入空泛。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由人制定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研究制度变迁只有见到人,才能发现看似死板的制度条文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进而才能对制度变迁进行更加细致的动态性考察与分析。

  

   例如民国北京政府于1914制定的《商会法》,对于商会而言应该是更为规范的制度性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其中的一些条文为什么会受到海内外商会的反对?那些受到商会反对的条文起初为何会载入了《商会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担任农商部总长的张謇那里即可看出端倪。透过张謇的一系列言论,我们得知原来是当时的农商部为了便于实业社团的统一规范与管理,特别是为了使商会与农会等社团的规章相一致,以免引起农会的不满,才在《商会法》中制订了相应条文。从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角度而言,农商部的这一举措似乎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但没有考虑到商会自清末即已形成的特殊制度规定及作用。商会坚持要求沿袭清末的规定,并认为这对维护商会的社会地位以及发挥商会的功能作用至关重要,因而即使在张謇作出一系列解释之后也仍坚决反对。由于海内外商会始终坚持对新《商会法》的相关条文予以修改,农商部最后接受了商会的要求,对《商会法》进行了修订,于1915年底重新颁布施行。这一事例表明,只有对相关的人进行详细考察,才能了解制度背后的若干影响因素并予以较准确的分析。

  

另外,只有通过考察相关的人的思想与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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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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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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