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解读“白鹿原”上的历史密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2 次 更新时间:2017-07-19 01:42:23

辛允星  

   大型史诗剧《白鹿原》在被大幅度阉割和修剪后得以顺利播映,应该可以算是当下中国万民彷徨时期的一件幸事。通过网版弹幕和身边朋友的评论,我得知原著与电视剧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又找来原著细细研读,发现果然如此。比如,电视剧开头就将辛亥革命的发生作为主要人物角色“现身”的背景,此时,白嘉轩尚未与仙草结婚,而在原著中,白灵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这中间至少存在着5年以上的时间差。按照电视剧的时间设定,1926年镇嵩军围攻西安城的时候,白灵只有10岁左右,她怎么可能承担运尸的工作?由此可见,电视剧对这些历史时间序列的改编是“失败”的。另外,白孝文被父亲和鹿兆鹏抓捕,更是原著当中从未提及的新内容,不知道电视剧何以要作这样的“狗尾续貂”。正当我基于对原著的思考而准备写作一篇评论时,意外读到了梁胜明写的《<白鹿原>是各种错误思潮的集大成者》一文,顿时感觉特有必要“尽早”并认真地完成自己预计的工作。

   一、中国“国民性”百态

   梁胜明在其雄文中说,《白鹿原》将以朱先生和白族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绅群体美化成为了圣贤和救世主,并“歪曲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和历史面貌,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描写成看不到剥削和压迫,地富与长工的和谐家园”。对于这些评论,我可谓是“百思不得其解”——朱先生、白嘉轩被美化了吗?民国时期的社会形态被陈忠实先生描写得很“和谐”吗?我感觉“完全没有嘛”!根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农村老人的一些“历史”访谈(姑且称之为某种零碎式口述史),《白鹿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描述可谓是十分到位,因为在作者的笔下,既没有完美的“圣人”,也没有彻底的“小人”,其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很好地摆脱了“脸谱化”的传统文学风格,截然相反的“正负”两种人物形象在该著中并没有显得特别鲜明,从而使得文中的很多描述都格外贴近生活现实,而少了许多的“臆想”和道德说教色彩,我相信,该著作的最大成功应该就在于这里!

   该著的主人公白嘉轩充分彰显出了中国基层社会精英的双重人格特征——仗义疏财而又狭隘自私、追求道义担当而又行事作风霸道、懂得吸纳民意而又经常顽固倔强、表面高风亮节而内心又争强好胜。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他经常独断专行,不能包容“稍显个性”的人,而且推行“双重”标准,多次公然包庇鹿子霖的失当乃至违法行为,却对普通民众“严加管教”,甚至滥用私刑,未审即罚,光棍狗蛋因此丧命,田小娥至死都未能获得亲族的“接纳”;因为三儿媳长期不孕,他竟产生了让儿子孝义“休妻”的打算,幸好事实证明责任在他的儿子,此事才算有了另一个结果。与白族长的形象相似,其亲家冷先生虽然恪守医德,扶危济困,但明显有些势利,喜欢“攀高枝”,并最终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鹿子霖虽然性格相对随和,但实在太花心,又有强烈的嫉妒心,而且还是个“官迷”;似乎只有朱先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缺点”,但其书生意气、明哲保身,还是表现得十分鲜明。

   另外,《白鹿原》不仅揭示出了旧中国社会精英的多个面孔,而且也对普通民众进行了各种鲜活形象的展示:鹿三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李寡妇与桑老八的斤斤计较、白兴对小便宜的贪图、黑娃的仇恨心理和匪性气质、石头的招摇与显摆、田秀才的极端“小气”,这些各色人等共同演绎出了一副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与“国民性”百态。透过这些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中国广大基层民众强烈的小农意识,他们的势利、从众和投机心理,他们对弱者的残忍和对强者的谄媚这种“主奴根性”,他们“狡猾式”的各种言行不一,正如原著当中所言:“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催命的事例反复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体力行”。而与此同时,《白鹿原》还大篇幅地描写了兵乱、灾荒、瘟疫等社会场景,人情冷漠、阴谋诡计等各种社会阴暗面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可以说,该著以灵动的笔法将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基层社会形态描述得淋漓尽致,值得拍手称赞。

   面对《白鹿原》这样一部充满强烈“现实感”的鸿篇巨制,何以还会有人认定它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基层社会精英进行了美化?它哪里将当时的社会描写得“和谐”万丈?我猜测,按照梁生明的意愿,文学作品必须按照“样板戏”的模式来写作才能算合格,穷苦人必须是道德高尚的,地主富农必须是德道败坏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必须是光明磊落的,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必须是罪大极恶的;因此,不将当时的社会精英人士全部描写成黄世仁、南霸天,不将广大基层民众的生活表述为“水深火热”,就不能论证那场高尚革命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至于事实到底如何,并不特别重要,反正他定的“调子”就必须遵守,绝不允许有丝毫违逆,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文革遗风还要如此劲吹,岂有此理!

   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两难困境

   我认为,《白鹿原》的最大贡献在于展现了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即维系社会秩序与实现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基于皇权专制体制和儒法文化的默契配合,实际上是以“人性的萎缩”和“贵贱等级的区分”为代价的一种社会结构安排;而这种安排一旦被打破,社会秩序的危机便必然浮现出来,如果新的秩序构建又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完成,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白嘉轩与白孝文父子、鹿子霖与鹿兆鹏父子、鹿三与黑娃父子这三对父子关系的纠葛就充分展现了这种文化危机的发生逻辑。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冷秋月、田小娥、白灵、石头等人物的悲惨命运被水到渠成地演绎出来,中国基层社会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开始发生扭曲,经济、婚姻、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进步必然牺牲秩序,秩序又必然压制进步,这二者之间显现出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一向以博学著称的朱先生也对国家的前途未来充满了彷徨和无奈,乃至于最终得出了“读书无用”的结论。

   带着这样的“关照”来反思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治,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最大失败就在于它在“否定”传统社会秩序之合法性的同时,却难以找到建立新秩序的思想和组织载体,既不能提出一套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替补传统儒法皇权专制思想,又不能通过提高经济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存需要;受此限制,民国政府在基层社会中的威信自然难以建立。白嘉轩硬闯“被监控”的鹿子霖家,对看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天王老子督办,白鹿原也是我说了算!”与此相似,作为一名国军营长的鹿兆海带着他的团长上级闯进滋水县政府,对党部书记进行百般威胁,不惜拿出手枪提醒书记长对自己的父亲“客气”点;他为送白灵出城,掌掴看守门卫,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国民政府的政治组织能力软弱涣散到了何种程度!显然,尽管当时社会思想的“现代化”正在顺利推进,但政令不通业已成为国家政治的重大隐患,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成为一项棘手的政治使命,而国民政府又已经注定难以完成这项任务,我相信,这正是中共最终取得国家政权的时代背景。

   如果将历史的视野扩展开来看,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当中国人追求社会秩序的努力得以成功之时,社会进步的进程又必然遭受阻滞,因为在历史惯性力的作用下,社会秩序的过早重建注定了“回归传统”的宿命——在社会大众尚未得到真正“启蒙”的情况下,“大一统”政治的实现只能依靠传统的皇权运作模式,而这种政治路径很难逃避“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铁律。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历史规律的洞悉,朱先生曾对黑娃说到:“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我看不到了,你能看到”。显然,朱先生其实早已预料到后续发生的故事,只是不肯明说罢了,他在自己的坟墓砖块上写下“天作孽、尤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这样的警示,即可以作为凭据。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帝制历史的国家而言,其“现代转型”必然会面临“秩序”和“进步”的尖锐对立,《白鹿原》告诉我们,中国人选择了秩序,所以只能放弃进步,这一历史抉择决定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命运,我们至今还在遭受它的深刻影响,很多人可以衣食无忧,却难有“现代”思维。

   三、共产主义样式的“革命”何以成功

   梁胜明在其雄文中还说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现了多少杀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义的英雄,创造了多少传奇式的故事、神话般的奇迹!但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把这些都看作是“作孽”和“折腾”,是盲目蛮干和冒险胡来,不仅不予讴歌和赞颂,反而极尽挖苦和调侃嘲弄之能事;它极力赞颂白族长和朱圣人等人所宣扬和奉行的孔孟学说和“仁义”德政,却肆意贬抑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列主义和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一方面无情暴露共产党的“不仁不义”,一方面热情赞颂国民党的“有情有义”。我认为,梁胜明此言虽然展现出了其用词造句的“肤浅”(如非黑即白的语言风格、主观臆断式的心理揣度、张牙舞爪般的价值先行),却也真实地讲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国家政权,离不开其雷厉风行的高超政治手段和为达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政治魄力。如果说,社会秩序“急需重建”是中共得以击败国民党取得政权的时代背景,那么,其政治手段和魄力则是这一结果得以出现的直接动力。

   关于此,我们可以通过鹿兆鹏的相关“作为”给予论证。《白鹿原》中的很多故事情节显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鹿兆鹏几乎利用了所有“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来推进他的革命事业。他充分利用了农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和嫉恨心理,从而较为顺利地调动起了流氓无产者群体的“革命”热忱;他充分利用了青年学生的“少无知”年和理想主义情怀,通过“制造”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来控制他们的思维世界,从而使之心甘情愿地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还充分利用了土匪流寇的“政治投机”心态和江湖义气,使之即使不能直接为他所差遣,也能在客观上发挥“保护自己”的功能;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传统乡村宗族文化网络和精英群体的懦弱和同情心理,使其在自己危难之际伸出援手......因此,自己的恋人、父母兄弟、老师、乡亲等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转化成为了他的革命“助手”,加之那种“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能让天下人负我”的政治情怀,鹿兆鹏便成为一名无往而不胜的“政治家”,试想,当一个十分脆弱的政权遭遇如此强大的政治组织能量的冲击,焉有不亡之理?

   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国之所以发生共产主义样式的“革命”并最终取得成功,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民政府既难以迅速推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又难以实现新社会秩序的重建,从而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其二是作为在野反对派的中共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力量,并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将这些力量组织了起来,进而顺利实现了政权更迭。抗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各项税费“摊派”,强征壮丁参军,导致其在民间社会中的合法性彻底丧失,这就成为其因“统治成本”不断攀升而陷入崩溃状态的现实社会基础;而与此同时,中共则通过舆论宣传所塑造的“清廉”形象为陷入绝境之中的广大民众提供了生活的希望,国共内战结局之胜败由此而注定。对此话题,山西军阀阎锡山有过精辟的论述,鉴于各种原因,本文不再赘述,部分网站目前应该还有文字残存,希望今后还能被看到。

   四、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理想路线

   作为一名“准进化论者”和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支持者,我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因此,我从《白鹿原》中看到了无数应该批判和否定的社会现象、大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时又对“政治革命”样式的社会现代化路线有着高度怀疑的态度,我认为,企图通过制造“新神”来达到对“旧神”的清算,是完全不可能的,暴力“改造”的方法注定难以动摇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根基。在我看来,鹿兆鹏领导的土改等革命壮举看似与中国传统进行决裂,实则是“再造”传统,因为这种政治运作模式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果然,在革命基础上新生的政权刚建立,像白孝文这样的政治阴谋家就开始“如鱼得水”,而业已“改做好人”的黑娃被枪毙,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而之后数十年的历史事实似乎也早已证明:对这种预兆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如果说“暴力革命”绝非中国社会现代化之路的良佳选择,那么,社会思想的现代启蒙和市场经济的自然发育应该就是相对可行的合理路向。按照秦晖先生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然伴随“反法批儒”的文化蜕变过程,如果只是采用“法家的房市”批判儒家的观点,不仅难以通往现代化的目标,而且还会导致更加严重的集权专制。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启蒙是一项难以回避的历史任务,现代政治常识的大众化普及是一个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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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阿良在线 2017-07-21 09:47:08

  白鹿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描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现状的好书。但是,中国之前的旧秩序作为反文明的大厦虽然已经坍塌,但文明力量的薄弱导致匪霸力量能够得以成为控制者,导致至今为止人们仍非常无奈内心深处十分不服的匪霸。道义的无助,凸显走向文明的艰辛。近期由于诺奖得主的陨落,使国人的国际形象连纳粹和苏俄时代都不如,软实力几近为零。由此可见文明的启蒙引领在这片国土上还任重而道远。

亦正亦邪 2017-07-20 18:57:26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基于皇权专制体制和儒法文化的默契配合,实际上是以“人性的萎缩”和“贵贱等级的区分”为代价的一种社会结构安排;而这种安排一旦被打破,社会秩序的危机便必然浮现出来,如果新的秩序构建又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完成,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那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文化复兴”

张志恒 2017-07-19 09:43:45

  真文学是摆脱现实的,是不为任何名利的。这在古代是有基础的,一些靠“其他”解决了衣食问题而创造文学;今天可以靠写作来谋生,使真文学难以脱颖而出,只有真玉混在于泥沙之中。陈忠实早逝,他用早衰的面庞说明是”性情中人“。《白鹿原》可谓难得之真文学!

hong 2017-07-19 02:46:33

  是个有理想,有责任心,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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