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中国式社群世界主义

——全球治理的一种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17-07-14 1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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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中央政府给贫困地区提供补贴和转移支付。因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各个省份和地区都是祖国母亲的“孩子”,所以从相对富裕的地区转移一些资源给相对贫困的地区自然是正常的。在国家层面,爱仍然是存在的。《礼记》有言:“爱与敬,其政之本与”。《论语》中也指出,治理国家的要义之一是“节用而爱人”。这一补助弱者逻辑的形成在西方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有利于弱者的差别原则之前,西方的正义观主要表现为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西方社会尽管选择性地适用了差别原则,然而其适用仍然是相对冲突的,并不是一个友爱的世界。

   沿着中国人的传统逻辑再向外推,“全球”和“世界”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庭。这种家庭世界观的表述如“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本身就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之中。在新中国的外交中,也包含了这样的“亲人+朋友”的内涵。譬如,新中国“友谊外交”的基本特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再如,在与苏联的交往中,我们使用了“苏联老大哥”的表述,并期望“老大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然而,苏联并没有承担起“老大哥”的角色,并且还试图干涉和控制中国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这是负向互助行为的结果。另如,中国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同志加兄弟”这样的拟亲情模式之上。实际上,这种逻辑也不完全是中国人独有的。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有“人类一家”的表述。《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内容是:“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及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相对待”。

   在全球大家庭中,权力逻辑和交易逻辑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应该受到限制并使其影响逐渐减弱,同时,互助逻辑的影响和适用则应该逐步上升。伴随着互助行为的展开和深入,全球大家庭就会渐进地向“友爱的世界”迈进。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西方的困境在于进入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状态”。因为没有家,所以人们感受不到安全和归属感。而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我们需要用互助和友爱来冲淡权力和交易给人们带来的压迫感和焦虑心理。在友爱的世界中,国家治理一方面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五、社群世界主义:连接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


   之前讨论的互助逻辑、动态向心体系和友爱的世界构成了社群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社群世界主义是一种基于社群传统、并具备开放性和渐进性的世界主义观念。在社群世界主义的观念中,互助是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基本逻辑。多层次的、开放性的动态向心体系则是这一观念在实践中运用的内部结构。友爱的世界则是社群世界主义的理想终极状态。当然,社群世界主义这一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规范意义的讨论中。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世界主义观念应该有其可操作和可推进的方案。笔者认为,社群世界主义的现实推进方案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社群世界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主义,即人和物(主要是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当前的全球化流动性最高的是资本而非是人,这一点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调整。比如通过调整边境控制与移民政策等。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实现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第二,要在社群认同和社群利益实现的基础上逐步向世界主义目标靠近。从一定意义上讲,家庭、社区、国家、世界都是社群。一方面,在不同层级的社群之中,国家是最重要的。层次推进的关键内容是,要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向全球治理目标推进。另一方面,社群的认同和利益需要阶梯式地实现。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人们需要从较低层次的社群开始着手。譬如,先在家庭中承担角色和建构认同,然后向社区的层面推演,之后再向国家和世界的层面逐级渐次外推。遵照这一逻辑,中国政府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才在国际交往层面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人们很难直接跨越较低层次的社群而去直接实现更高层次的认同。譬如,一个人在建立牢固的家庭或国家认同之前,就具备了世界主义认同。这种情况或是很难出现,或是不稳定的。

   第三,世界主义的理念实现要转化为自身社群的内部治理行为,特别是要首先转化为国家内部的治理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治理的实现要以国家治理为前提。当然,国家治理也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具体化,譬如每个人要先从与自己距离最近的社群做起。譬如,每个家庭要先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因为自己对自身事务掌握的信息最多,也最具有发言权。别人对自己的帮助也要转换为自己整体治理行为的一部分。同样,在国家层面也是这样。社群世界主义反对一些社群直接干涉或干预其他社群的行为。其他社群可以在别的社群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伸出援手,但是外在的帮助最终需要转化为内部的治理行为。外在的直接干涉或干预只会破坏社群原先的自我治理秩序,并会导致社群的整体治理失效。对别国国家治理的武断性干预是目前全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要推动全球善治的实现,就要对这种国家治理的武断干预行为进行有效地遏制。

   第四,跨越社群的延展性努力要先从社群周边着手,且需要适度推动。这种适度和温和推动可以缓和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间的紧张关系。以家庭关系作类比,在家庭的角色秩序稳定之后,人们可以尝试将家庭的伦理观念适度地延伸到邻居以及非常好的朋友那里。如果自己的资源有限,就不要轻易地展示跨越社群的爱。如果自己的资源非常充分,那么就可以将伦理延伸的范围略微变大一些。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一是将资源用于自身问题解决和朋友问题解决之间的平衡;二是对朋友的帮助要建立在对其尊重的基础上,并且要使其尽量实现内部转化。这样的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譬如,因为世界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掌握的资源比较丰富,那么这些大国就应该较为主动地去帮助周边相对弱势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重大自然灾害或紧急事件之中。同样,这样的救助和帮忙,一方面需要量力而行(也要尊重国内政治集团的意见),另一方面则不能以干涉他国为内容或条件,即真诚地去帮助处于弱势状态的邻国,而不是趁机对他国施加某种权力或影响。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便基于这种周边社群延展的逻辑。中国对基础设施特别重视,同时近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是,按照社群世界主义的逻辑,中国希望可以把这种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发展红利逐步延伸到周边国家。这便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背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中国特别强调这一倡议在周边推进的渐进性、长期性和可行性,同时中国也反对任何国家通过这一倡议来干涉他国内政。

   第五,世界主义的最终实现建立在不同社群的治理状况均等化的基础上。或者说,全球治理的最终实现建立在各国的国家治理状况均等化的基础上。在自身努力和朋友帮助的背景下,不同层次的社群的治理状况就会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逐步改善。被驯服和改良后的全球化之中蕴含了一种社会福利均等化的力量。我们需要有效地驯服全球化中的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并逐步用互助逻辑和友爱逻辑来填充全球治理空间。那么,在这样一种相对和谐和友善的环境下,世界范围内的治理就会逐步趋于均等化,即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在其自身努力和朋友帮助下取得阶段性成就。这样,这些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居民就会减弱其前往发达国家定居的意愿,同时,由于这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会存在其自身的文化独特性,其也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居民的移民目的地。在一种社会治理状况相对均等的背景下,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就会成为可能,全球善治也就会最终渐进性地实现。

  

六、结语

  

   在社群世界主义的理念中,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处于一种二元的辩证关系之中。在其中,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正题与反题,而是两者密切结合和相互包容的合题。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全球治理吞没国家治理,也不是国家治理抵抗全球治理,而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在较长时段中的共存与共生。整体来看,社群世界主义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一概念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些新理念系统化。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交往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如“亲、诚、惠、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然而,我们还缺乏一个把这些理念的内涵整合在一起的整体性概念框架。而社群世界主义与“亲诚惠荣”等新提法的内涵是一致的,其具备成为新理论框架的可能;第二,这一概念可以为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互动实践提供一种整体规划。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缺乏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放在一起进行整体性规划,因而倾向于把全球治理看成是一种与国家治理相互冲突的过程。只有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放在一种整体性思维中理解和考虑,才能最终实现全球治理。同时,社群世界主义的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冲突特征。互助和友爱等观念都可以用来调和全球治理中的冲突性。整体来看,社群世界主义可以推动全球治理的渐进实现。社群世界主义主张在以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磨合,而不是成立世界政府这样的激进方案。这也是全球治理概念提出的初衷。罗西瑙对全球治理理论的阐发很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罗西瑙并未提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互动方案。本文提出的社群世界主义是一种调和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冲突性的、渐进性整体方案。这也是中国观念对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

   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原标题是“社群世界主义: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理论基础”,注释省略。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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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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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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