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我的父亲》之七

——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的日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2 次 更新时间:2017-07-13 12:43:41

史啸虎 (进入专栏)  

  

   父亲他们告别钱俊瑞和胡绳从襄阳回到随县后等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一行十多人又随着李相符转移到了随县西南一百多里地的大洪山长岗店。此时,他们已与中共湖北省委联系上了(1939年春设立中共鄂中区党委,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也就归鄂中区党委领导了,但在那之前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政治指导部均归中共湖北省委以及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作者注)。不久,中共从各地陆续调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以加强对这个统战组织的领导力量。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几个科室都派党员干部担任科长,下属的科员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其下属的政治指导部的属员,与上集所说的钱俊瑞和胡绳等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中共派遣人员一样,当时都发了国军军装并授予了军衔。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设置,各科科长都授衔国军上校,科员则一般是尉官,当然也有例外。

  

   黄心学最初任职民运科长,授衔上校,后改任组织科长;民运科长则由雍文涛继任(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工运部长,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长,1997年去世,享年89岁——作者注)。父亲最初被任命为中校代理宣传科长,苏苇虽是宣传科的科员,却也授衔少校。但没多久,父亲便被调去筹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大洪报》(其实是中共鄂中区党委控制的——作者注)并任主编,还给他配了几位助手,其中一位姓李,也是中共党员(经查,此李姓编辑可能是李苍江先生,1939年4月《大洪报》停刊后,李沧江又在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日报》,担任主编,1939年底在湖北京山不幸牺牲于日军扫荡——作者注)。

  

   父亲被调去创办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后,刚开始还兼代理宣传科长,但没多长时间,来了一批新人,他所代理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长一职便由苏苇后来的丈夫潘琪担任(潘琪原名潘乃斌,1917年生人,武汉大学学生,也搞过学联和青年救国团,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宣传部长,淮北行署教育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曾任交通部副部长,1990年去世,享年73岁——作者注)。父亲回忆说,那时除被授予高低不等的军衔之外,他们还发有薪水,薪水等级也从十五元到上百元不等。那时他名义上的薪水与他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纸庄当会计时差不多——但没说具体多少。不过,他们无论官职和军衔大小一律都只拿五元钱。

  

   《大洪报》是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大洪山区的南岳庙(大洪山地区寺庙众多,除最著名的洪山寺上院和下院外,还有二十多座寺庙。南岳庙只是其中一座——作者注)。该报于1938年12月创办,四开油印报纸,1939年4月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停刊,一共出了30多期。这份报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在鄂豫边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对于鼓舞士气,培训鄂豫边区抗日干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根据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130卷记载,1938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在湖北随县创办《大洪报》。负责人陶铸,编辑史略。油印,4开。”

  

   《大洪报》是父亲在抗战期间创办的第二个报刊(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救中国》周刊——作者注)。与《救中国》周刊不同的是,父亲不再是发行人,而是主编。为此,父亲在《大洪报》这个报纸上虽然不再需要自己筹款,但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除了采编、组稿、编辑和改稿外,具有刻印汉口壁报经验的父亲这时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写钢板、油印报纸,经常干到深夜。

  

   不久前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这次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办《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则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办的报纸(当时胡绳在襄阳主编的《鄂北日报》则是与抗敌工作委员会平级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因在襄阳办,有铅字印刷条件,而《大洪报》办在随县大洪山区,没有印刷条件,就只能油印了——作者注)。后来离开延安到太行山再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父亲也一直在办各种中共根据地或解放区的报刊。可以说,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二十年时间都是在从事中共的文化宣传工作,当然主要是办报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省成立了工业办公室,父亲才离开文化宣传口改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是《大洪报》主编,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文如郎伦友先生所说,陶铸是《大洪报》负责人倒是准确的(但是说《大洪报》是中共抗敌工委办的却不准确,因为此报其实是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联合政府办的。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这一组织机构。当然,《大洪报》是由中共掌控的则是毫无疑问的——作者注)。这从下面的分析可见:

  

   抗敌工作委员会刚成立时,陶铸在1938年11月初鄂中地区沦陷后从宜昌来到了大洪山,对外身份是抗敌工作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正式职务——作者注),党内则仍然是其10月份才继任何伟先生的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职(何伟在那年10月,也就是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没多久,便奉命前往安徽大别山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了下来,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书记——作者注)。后来到了1939年1月,陶铸才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任军事书记(杨学诚时任鄂中区委代理书记——作者注)。所以,当时党内由他这个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人来负责1938年12月设立的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的《大洪报》,倒也合乎情理。但在第二年初,即陶铸不再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而改任鄂中区军事书记后,也就不管《大洪报》事务了。此时,《大洪报》便由父亲全权负责了。不过就这样,父亲也没有干多久。随着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撤销和解散,1939年4月《大洪报》也就停刊了。

  

   当时,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谈判合作总共有三个主要成果,除了钱俊瑞和胡绳等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外,第二个就是设立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第三个则是创办一个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抗日干部。这个训练班也是以游击总指挥部为主和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因此这个训练班主任是由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石毓灵兼任的。中共方面也很重视这个训练班,如中共在大洪山的主要负责人、鄂中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对外就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该军政干部培训班一共有250多人,分为18个班,6个区队,都是来自附近各县区的抗日青年。训练这些人无疑可为中共下一步负责组建中共鄂中抗日武装,开辟鄂中游击区打下很好的人才基础。

  

   当时在中共党内分工抓军事、来大洪山之前刚办过湖北汤池训练班的陶铸显然了解这个军政干部培训班的重要性,所以他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抓训练班的工作,花费了很多精力,可能让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身兼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的石毓灵感到中共越权或夺权了,使他很不高兴。有资料说,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没多久陶铸曾一度被石毓灵短期扣押,不过石毓灵很快也放了陶铸(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逃脱了那次的抓捕——作者注)。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中共又设立了鄂豫边区,陶铸参与组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李先念时任该挺进支队司令员,后为新四军五师,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作者注),1940年去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陶铸比父亲大一岁,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在他短期负责《大洪报》期间,《大洪报》主要是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需要宣传第五战区抗日战果以及中共的抗日理论和政策,同时还刊载一些宣传和教授游击战的理论和方式方法等有关军事知识的文章。

  

   那时,创刊伊始但内容丰富的《大洪报》虽然只是印刷简陋的油印报纸,但显然成为抗敌委员会军政干部培训班学员们一个重要的培训和学习材料。因此,既熟悉中共抗日政策,也熟悉军事的陶铸作为该报负责人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不过,陶铸先生当时有无在《大洪报》上发表或以化名发表过署名或笔名文章或撰写编者按及社论等现已无从考证(我想是会有的——作者注)。但不知为何,父亲1967年底受审查时在个人经历上所写的这段三十多年前在鄂北创办《大洪报》的历史却很简约,没有多少字,也没提到陶铸先生。这可能是因为那份材料写于1967年底的那个颠倒黑白时代,为避祸,也为减少节外生枝,因当时陶铸作为中国第三号走资派反动人物刚被打倒。

  

   当时,政治指导部新来了不少干部。潘琪也是这时候来的。父亲于是不再担任代理宣传科长职务,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办《大洪报》上了,但是父亲仍然记挂着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的同仁们。三十年后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曾在交代材料上写下了与他当年有所交集的几个人的姓名,除李相符、杨学诚、黄心学、潘琪、苏苇以及李姓编辑(李沧江先生——作者注)等之外,还有李力、李琼仪、冯珍和小唐等。

  

   这个李力也就是前文说到的父亲在汉口沦陷前介绍参加大洪山抗日的那位李力。父亲还说,他可能是蓝乃真所在的汉口慈幼院出来参加抗日的孤儿之一(当时受父亲和蓝乃真先生的爱国救亡言行影响,该慈幼孤儿院的不少年龄稍长的孤儿都曾不同程度参加或帮助过中共领导的抗日工作——作者注),后来又到余香山的天泰纸庄做工,对《救中国》杂志和汉口壁报等的印刷和发行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父亲及蓝乃真当年对汉口慈幼院孤儿们的正面影响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反映出来:

  

   1935年底和1936年初,父亲说,因租房问题,他曾带着妻子(孙岫云女士)和女儿(指我大姐,那年2岁——作者注)在蓝乃真的慈幼院里短时间住过两三个月,还过了一个春节。在那里,经常有些年纪稍长、正在读中学的孤儿到他在慈幼院的住处来借书看(慈幼院每年都将适龄孤儿们送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去继续读书,让孩子们受到必要而良好的教育——作者注)。父亲带到慈幼院去的都是些所谓的进步书刊,宣传抗日的或马列主义的。看到孩子们都喜欢读他带去的书,临走前父亲还曾丢下一些书刊给蓝乃真,让他给孩子们阅读。父亲此举对当时慈幼院的孤儿们的抗日思想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上,该慈幼院的孤儿们也确曾帮助武汉的各界救国会做过很多工作,如分发和张贴宣传品以及送信等。因此,其后有一些走向了社会的孤儿最终参加了抗战和共产革命是很正常的。

  

   从中亦可看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蓝志一先生平时对这些孤儿们的教育和影响也都是正面积极的、劝人向善的和爱国主义的。蓝先生不仅是一个悲悯的基督徒和慈善家,也确实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劝人向善的教育家。而中共建政后他所遭受的那些残酷迫害显然是不公正的和错误的。

  

关于李琼仪,父亲在他1969年写的一份外调材料上说,他在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工作时,曾有广东来的三位大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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