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

——纪念芦沟桥事变八十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6 次 更新时间:2017-07-13 11:33:21

进入专题: 抗日战争   战地记者   方大曾  

周树山  

  

   芦沟桥事变已经过去整整八十年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驻守芦沟桥和宛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更大更残酷的冲突正在酝酿中,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战云密布的芦沟桥畔。他用手中的相机和笔纪录了中国现代史上这一重大时刻,并且预言:“伟大的芦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这个年轻人当时25岁,他就是第一个报道芦沟桥事变的中外新闻社记者方大曾。此后数十年,他拍摄的芦沟桥战况照片一直被述说这一事变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所选用。然而,第一个报道这一事件,拍摄这些照片的方大曾却沉入了历史的忘川,他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于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方大曾的记者生涯虽然短暂,然而他留下的很多照片和文字彰显了我们民族的艰难与抗争,光荣与梦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些纪实文字和照片,在中国的新闻与摄影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如果打捞我们民族的记忆,方大曾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底层中国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祖籍是江苏无锡。清末,祖父入京做官,自此留居北京。他的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专业,在民国外交部工作,曾任科员和主事。父祖两代算不上官场要人,但在京有老宅,家境相对殷实。当时,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不久,照相馆里的全家福和仕女照都是惹人艳羡的西洋景,当然谈不上现代的摄影理念。少年的方大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摄影,他的母亲用七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这架折叠式相机很简陋,方大曾十分喜爱它,自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开始,他或许只觉得新奇和好玩,但在不断的实践中,他的摄影技术和照片的洗印技术日渐成熟,并且树立起关注社会现实的摄影理念。

  

   1929年,方大曾17岁,为了征求更多同龄的少年参与摄影活动,他曾发起组织“少年影社”,并在北平的《世界画报》发表征求社员的宣言:“现在摄影艺术一天天地发达,进步,摄影人才也能在艺术上占重要地位……所以我们有组织少年摄影团体的必要。……少年影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凡有摄影器材对于摄影发生兴趣者,不论有无经验,年在十六岁以内者,均得自由加入本社为社员。”他把少年影社联系地址定为协和胡同的家。显然,17岁的方大曾已把摄影作为艺术活动而非简单的照相和留影,他发起结社的活动也足见他自由的天性和心智的成熟。这或许是当时北方首个青少年的摄影团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召唤并启迪着一个少年对艺术的自觉追求,他手中的武器是一架简陋的相机。

  

   同年9月,北平第一次摄影展览会在中山公园和青年会相继展出,青年摄影家方大曾有几幅作品被选中参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晚清重臣荫昌之子,摄影家荫铁阁撰文评介说:“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风,所取色调,尤能增其冷静。”这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摄影团体中,在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更注重画面的光影色调及视觉艺术的审美感受,显然,能置办得起摄影器材者寥寥,所以这个圈子并不大,流风之所及乃唯美主义的艺术风尚。方大曾留下来的早期作品多为北平周边的寺庙、佛塔、摩崖佛龛、风景、历史建筑、人物特写等。这时的方大曾是勤奋、敏锐而充满热情的。据他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他常常带一架相机、一条毛毯和一把雨伞就出发,近在北平四郊,远至天津、绥远等地去拍摄。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看,方大曾留下的摄影作品中,诸如历尽沧桑的古老长城、积雪覆盖下的燕京大学、秦皇岛海滨天真嬉笑的少年,尤其是内蒙四子王旗蒙古王爷为其子举办的具有民族风情的婚礼庆典等作品都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

  

   在田野调查式的辛勤劳作中,对艺术孜孜以求的青年摄影家方大曾用镜头抚摸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时,他的情感和焦点发生了变化,他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苦难百姓和底层中国。乞丐、流浪者、船工、纤夫、锻造镐头的铁匠、肩扛麻包的苦力、人力车夫、煤矿工人、请愿的学生……这一切,都进入了他的镜头,在这一幅幅画面中,他倾注了悲悯和同情,满腔的愤懑和无声的呐喊……于是,我们从他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了八十年前的中国——她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不能单单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评价方大曾,因为他后来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一个英勇的战士。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固然不可分割,但从对光影效果的追求到表现更多的社会关怀,方大曾显然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自觉地亲近土地和人民,题材上的平民化和底层视角,是当时文学、美术、音乐等进步艺术的自觉追求。我们只要提到鲁迅的小说和他对珂勒惠支版画的推重,就可以窥见当时的思想潮流。方大曾拿起相机时就自觉地融入这个潮流并在摄影实践中贯彻始终,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暖,对光明的渴求和悲悯的人文情怀。1930年,十八岁的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中留下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开朗、乐观、时尚的阳光青年,他有目标,有追求,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此时,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手中使用的还是那架折叠式的旧相机。他已在摄影界崭露头角,除了参加摄影展,还用“小方”的笔名在画报、杂志上发表摄影品,有了一定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用发表作品的稿费买了一架“禄莱福克斯”牌新相机,这个举动表明,他的摄影活动将由业余转向专业。此时的方大曾在艺术观念上更加自觉,他的妹妹方澄敏后来回忆说,他很少给家人或朋友照相,反倒是更多不相干的底层人进入他的镜头。在他的眼里,摄影不仅是一门照相技术,更是反映社会和人生的一门艺术。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方大曾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他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纪录者,也是一个以相机为武器对社会不公不义的批判者。

  

   大学毕业之后,方大曾先是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有条件接触许多国外的报刊杂志,了解更多的文化信息,西方的思想观念拓展了他的眼界。1935年,方大曾离开北平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和朋友们组织了“中外新闻学社”,并在其中担任摄影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记者的职责就是比常人更多地关注社会和人生,他的眼界因此更加开阔,对时局和社会有了更广泛深入了解,他的镜头也转向了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东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方大曾预感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对祖国充满了深挚的爱,深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他的镜头下出现了长城上成群结队的东北流亡学生,坐在长城垛口下的少年流浪者,青年学生呼吁政府抗日的南下请愿团,人民集会的宏大场面……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危机的真实写照。同时,更多超越时代反映人生的底层生活画面也日渐自觉和鲜明。我们看到,河堤上纤夫们艰难行进的身影;赶着毛驴,驮着棉花跋涉在长路上的农民;停靠在天津码头上走私的日本货轮;纱厂车间里的女工,矿井里用肩头推着运煤车艰难前行的矿工,赤身裸体站在船头仰望升帆的船工……这些珍贵的影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远去的时代。

  

   身为摄影记者,方大曾有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和强烈的工作热情,为了理想和事业不怕冒险,勇于探求真相。日本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策动汉奸打着自治的旗号,成立冀东伪政权,方大曾以记者身份,深入这个日寇猖獗之地,揭示在日本卵翼下的冀东伪政权,经济上猖獗走私,社会上黄、赌、毒泛滥的真实场景。他镜头下的日本妓女、戒毒所里的瘾君子空洞,茫然的眼神;公然销售赌具的商店、火车站的站牌上标示着日本文字,码头上装卸走私物品的苦力……这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带给人深深的屈辱。

  

   从少年时代的摄影爱好者,到正直、热情、敏感,与苦难的祖国共命运的青年记者,方大曾甫一入行,就是一个杰出的新闻战士。他只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没有任何党派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牵绊,澄澈的眼睛,纤尘不染的镜头,云翳散去,真实呈现,留下的是一个裸露的毫无矫饰的中国。

  

   绥远前线

  

   方大曾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绥远前线开始的。就其摄影的成绩来说,也以绥远43天的采访所留照片最为丰富。其题材覆盖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族风尚等各个领域。留下的战地影像,在中国抗战史上弥足珍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热河与冀东地区相继沦入敌手, 1936年2月,日本在察哈尔得手后,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绥远。地处内蒙西部的绥远省,是西北边疆进入中国腹地的必经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5月,日本人操纵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势力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同时拼凑了以土匪头子王英为首的一支武装,名为“大汉义军”。这些汉奸部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别动队,由日本派出军事顾问并提供军费和武器。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进攻绥远的详细计划,准备对百灵庙、红格尔图、归绥、集宁及包头等战略要地分别攻击,进而占领绥远全境。

  

   日寇的嚣张,绥远的危机立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国民政府及地方军政官员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对日立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国土和尊严,随时准备奋起抵抗。蒋介石紧急下令中央直属部队五个师进入山西,抵抗入侵的日伪军。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伪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做了相应的部署。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绥远前线的兵力部署及作战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命令,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统领的骑兵军为绥远前线主力作战部队。11月15日,在日本军事顾问指使下,王英的“大汉义军”进抵兴和县红格尔图附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绥远战役正式打响。当天午夜,傅作义、赵承绶抵达前线指挥。18日凌晨,晋绥军全线出击,一举击溃王英所部伪军,击毙敌人千余,红格尔图初战告捷。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傅作义决定一鼓作气,发起百灵庙战役。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乌兰察布草原上著名的藏传佛教的寺庙,距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约160公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驻扎日伪匪军3000多人,还有日本提供的大量的军事器械和作战装备。11月24日凌晨,战役打响,经过迂回包抄、速战速决、围点打援等一系列战术的运用,当天上午九点三十分,百灵庙被一举收复。自12月3日起,日伪匪军组织多次反攻,均以失败告终。12月9日,傅作义等部进占锡拉木伦庙,19日,王英率少数残部逃归张北,“大汉义军”彻底覆灭,引起全国人民热切关注的绥远抗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百灵庙收复后,日伪匪军疯狂反扑,两军在激烈厮杀的时刻,中外新闻社记者方大曾立刻起程前往绥远。他在战地通讯《绥东前线视察记》中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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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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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西峰 2017-07-17 22:28:39

  敬佩!这样有历史使命的摄影记者,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他和他的历史珍贵照片一样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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