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梁启超悲悼菊花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17-07-07 1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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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1897年,梁启超(任公)25岁,满腹经纶,豪气干云,痛国家之衰败,哀民智之暗昧,有匡世救国之志。这年秋天,湖南友人潭嗣同和黄遵宪、熊希龄等开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梁遂欣然前往。

  

   这之前,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等满清大臣曾向朝廷连衔举荐,谓梁乃国家可用之才,请朝廷擢拔重用。朝廷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梁启超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又力邀其入幕府,梁亦固辞。那么,他为何跑到湖南一个刚成立的学堂去教书呢?他在那里又教了些什么呢?

  

   中日甲午战后,满清帝国危机日深,但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朝野上下仍很迷茫。虽有一些大臣有改革图强的想法,但朝中守旧势力相当顽固,国家仍然在旧有的轨道上蹒跚。民间百姓被旧的礼法和道德所束缚,懵懂混沌,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要想民族新生,国家富强唯有开启民智,改弦更张,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变法维新。觉醒的士人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忧心如煎,奔走呼号,希望能警醒帝国统治者和他们治下的臣民。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就属于这样一群先知先觉的人物。如果说,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中国的知识人由皇权专制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蜕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个由蛹成蝶的艰难蜕变中,梁启超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湖南的时务学堂有学生四十人,受聘前,梁启超曾与老师康有为拟订教育方针,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为目标,用急进之法,痛下猛药,言人所不敢言,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在这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专制帝国里,这样的声音,无异于闷云不雨中的惊雷,既使人惊悚惶惧,又令人警醒振奋。梁启超不奉朝廷,不入官场,以启蒙民众为己任,于这年冬月,来到了长沙。在时务学堂教学的日子里,是梁启超最激昂、最快乐的时光,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讲堂上,宏论滔滔,在学生所作札记上,日批万言。时务学堂和旧时的私塾、书院不同,应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生如何学,教师怎么教,皆无定法可资借鉴。梁启超后来回忆道:当时“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这样的教学方法和当今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差不多。这四十个学生,多为有一定旧学功底的少年学子,老师批答讲授之言,皆闻所未闻。初闻如霹雳惊梦,懵懂茫然,继则如醍醐灌顶,欢忭起舞,师生间往来辩难,“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学生与老师都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学到的不止是学问,更激励出以身许国的人生志向。

  

   应该说,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所讲在当时都属于 “大逆不道”之言,所以后来守旧顽固派以他们在学生札记上的批语为“叛逆”之据,向朝廷告发,由朝中顽固派大臣逐条劾奏,成为戊戌政变镇压维新派的最有力的口实。下面是梁启超在学生札记上的几条批语:

  

   今日欲求变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乾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朝廷以天朝大国自居,强令英使晋见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不从,废然返国,开放口岸贸易的使命没有达到。后来用大炮打开天朝国门。鸦片战争多年后,中国仍然保持着这种皇帝神圣至尊,臣子口称奴才,伏地三跪九叩,不能仰视天颜的野蛮礼节。统治者不把臣子当人,更谈不上把百姓当人,这样专制野蛮之国,欲求平等、民权,何其难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息矣。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乃满清入关后对汉民族最血腥的屠杀暴行,梁揭此伤疤,无异于骂清王朝的祖宗,煽动民族革命,当属大逆不道的罪行,无怪乎满清臣子视康、梁为不赦之异端也!

  

   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此论何其精当痛快!专制王朝哪里会行孔子王道之说,除了几个霸主外,余下的都是压迫欺侮百姓的民贼,当今朝廷自然也不例外。

  

   要之,王霸之分,只在德力,必如华盛顿乃可为王矣。

  

   提出华盛顿,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对当时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真乃石破天惊之语!与梁同在时务学堂的韩树园(文举)亦有批语云:“地球善政首推美国”,“天下无敌,美国有焉,欧洲不及焉……将来大一统者必由美国以成之也。”在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时代,向往美国联邦制的民主制度,提出这样超前的观念,令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

  

   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闭、腐朽的文化环境中自然是一个异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述及当时的教学情形:“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如此离经叛道,抨击时政,岂能不惹来祸端!湖南这个地方,虽得风气之先,维新改革的激进分子多出此省,但也是维护旧学问旧道统的顽固派最为猖獗之地。当时,赖有先进革新思想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提倡和回护,时务学堂得以开办并维持下来。当时,社会上并不知入了学堂的学生在那里学些什么,因为学生住宿在学堂,师生日夕相处,家长还以为学生在那里学些八股策试一类东西。及至放了年假,把札记及老师的批语遍示亲友,结果耸动省内外,惹得全湘大哗,新旧两派大哄大闹,阵线分明,势同水火矣!先是湖南守旧派学人王先谦、叶德辉以时务学堂的课本为叛逆之据,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举报,巡抚陈宝箴闻讯后,派人午夜通知梁启超,速将课本改换,否则不等第二年戊戌政变,以梁启超为首的这一干书生早就遭了大祸。表面看来,这是思想学术之争,但它的激烈程度,已上升到政治层面,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和梁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湘中革新派报纸上的言论逐条批驳,以名教罪人和当朝叛逆申讨之,其言曰:“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王先谦更是声称,与革新派斗争“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完全是一副拼死的架势。思想学术上的纷争一旦变成政治的声讨,就透出了凛凛杀气和血腥味,守旧派指斥梁启超等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后来,在变法的日子里,就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皇帝,摘录梁启超在《时务报》及时务学堂的关于民权自由的言论,指为大逆不道,请杀康、梁。光绪皇帝为了保护康、梁二人,先命谭嗣同对曾廉奏疏逐条驳斥,才敢给西太后看。

  

   湖南革新派和守旧派的殊死搏斗,关乎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意义非同一般。1895年,梁启超就认识到湖南在国家变革中的重要性,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三年后,梁启超毅然入湘,如蛟龙弄潮,和一帮志同道合的热血士子,掀起宏波巨浪,使古老而沉酣的中国,战栗猛省,进入了光明和黑暗的交战,其功厥伟,何可限量!后来发生戊戌政变,梁启超流亡东瀛,他在时务学堂所教的四十名学生中,竟有十一人冲破重重阻力,历经千难万险,跑到日本去找他。先进的思想一旦进入青年的大脑,会产生何等的精神力量!这四十名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和进步的中坚,至民国初,大半死于国事,存者仅五六人而已。其中最优秀的学生蔡锷(松坡),后来在梁启超的支持下,潜回云南,组织护国军,倒袁起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这已是后话。

  

  

   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必然有他得以产生的大环境和适宜成长的小环境。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从大环境来看,十九世纪末,一方面中国内忧外困,列强环伺,面临瓜分和亡种之祸,首先觉醒的有识之士如寒蝉临秋露对危机有切肤之痛,认识到中国必须改革旧制,方能自保而图强;另一方面,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观念,并向国人展示了他们不同于古老专制帝国的先进政治制度,这些都强烈地刺激着知识者的神经。返观中国,在上者颟顸守旧,不想放弃专制的权力,在下者麻木愚昧,自甘为奴隶和奴才,昏昏噩噩,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改革图强,必须唤起国人觉醒,梁启超认为“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乃一切之根本,因此,他们才奔走呼号,办学办报,以启蒙为己任。在这个大环境下,湖南又形成了一个小环境。这个小环境,首先有赖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对维新改革思想的支持和同情;其次,在他的提倡和保护下,有一批志同道合者齐聚湘中,无论为官为民,居长居幼,皆平等共事,以新学相砥砺,以议政相激荡,以国事相期许,以推进国家更新改制为目标。在等级制森严,尊卑次序分明的专制帝国里,形成这样一个知识者的小团体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在这个小团体中,梁启超年纪最小,却因他的才华和卓见赢得普遍的尊重,成为其间的翘楚和核心人物。

  

   梁启超也认为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是其平生“镂刻于神识中最深”的一段经历。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有一段记述说:“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这里列出了湖南改革集团的主要人物。下面仅就诸人与梁启超的关系缕述一二。

  

陈宝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31年生,1897年在湖南巡抚任上时,已经六十六岁,长梁启超42岁,应该算祖父辈的人。他的新政举措领全国风气之先,如开办时务学堂、刊布《湘学报》以启民智,设矿物、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等实务,设保卫局维护地方治安等,成为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梁启超在湘期间,协助陈、黄诸公倡行新政,出力甚多。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外患益深,梁曾有《上陈中丞书》劝湖南自立自保,以为将来大难到来做准备,又有《论湖南应办之事》,力陈变科举、设学堂、倡新学,以应时变。这些建议都深得陈的重视,对梁的才华深表嘉赏。在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五十大寿时,陈亲为撰联:“行年至一万八千日; 有子为四百兆中雄。”这样的赞语可谓极矣。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当代史学大家陈寅恪之父),1853年生,长梁二十岁,应属梁的父辈,时任吏部主事,在父亲任所襄助新政,和梁也情厚谊深。百日维新夭折后,陈宝箴以“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以“招引奸邪”罪,一并革职。陈氏父子退居南昌西山,陈宝箴两年后即郁郁而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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