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理论于我有何“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2 次 更新时间:2017-07-02 16: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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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进入专栏)  
一般中文读者也看得懂,更可贵的是,他们把理论名词的原文和译名,以及外国学者的原名和中文名如数交代列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不容否认,本书的文字和文体也受到理论语言的影响。它的章节编排的概念大多也是从理论的话题得来的。全书共九章,只有第一章(“文学史的多元重构”)和第六章(“通俗文学的政治”),不全被理论笼罩。中国国内学者最熟悉的是文学史,然而,海外学者写的“文学史”并不企图全面,也不是教科书。“通俗文学”的研究方法,中外也有差异。季进任教的苏州大学,在范伯群教授率领下,本是研究通俗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他们的学术理想是否和西方理论相应概念一模一样?有待商榷。第二章的标题“现代性的追寻”,仿佛出自我的一本书名,看来我也是这个名词的创用者之一。如今“现代性”这个名词已经在中美学界泛滥成灾了,什么书都挂一个“现代性”的名字,反而把原来的(至少是我心目中的)涵义弄得模糊不清。问题出在中文语境中的这个“性”字,至今我也无可奈何。

   其他几章,从“性别的政治”(第三章)、“诗与史的辩证”(第四章,来自王德威的理论名词)、“呈现自我”(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美学意识形态”(第七章)、“跨国际文化实践”(第八章),到“视觉文本的呈现”(第九章,“呈现”一字,想系representation的中译),皆是西方理论引导下的概念。这恰恰证明,英语世界和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模式,最基本的差异就是海外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此语言也逐渐变得很抽象,而且时常做譬喻或寓言式的借用。译成中文以后,懂得英文的双语读者,有时还要暗自把理论名字“还原”到英文,才能理解此中的奥妙,但不懂英文或完全对理论外行的读者可能就容易落在五里雾中。

   如何解决——或“协商”——这个语言的分野,至今还没有好的方案。我个人的态度仍然是:对于理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不能用来障人耳目。不容否认,整个当代中文学术写作的语言已经大量渗透了外来语,特别是从英文的学术语言直接翻译出来的名词,至今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纯正的中文语体文了。我认为这个语言问题值得检讨,就是因为它带来了不少误导和误读。在理论上,“误读”是一种创意解读的方法,但在实用的层次上,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只用一个理论名词举例和总结。本书数次引用美国理论家詹明信的名言:“always historicize”,中文译作“历史化”,究竟是何意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的《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明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各种理论根底深厚,早已熟读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他用这个词的背后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history as an absent cause”——历史(在很多文学文本中)作为“缺席”的因素,这反而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他在这本书中重新诠释几本十九世纪英法写实主义的小说,从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找出文本内涵的历史因素,它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转折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他呼吁“历史化”,正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历史在文本中“缺席”,他要用辩证的方法把这些缺席的因素挖出来。这也是对于卢卡奇理论的一种修正和改写。因此有时也免不了用不少“寓言”式的读法,此书的副标题就是:“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叙事作为社会性的象征行为),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詹氏著作有一个很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谱:从卢卡奇一直到他自己,而且他视野广阔,是少数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西方理论家之一。他的一篇名文,就是以“民族寓言”为题,讨论第三世界文学(他特别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和西方过度“个人化”的文学不同之处。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尽人皆知。我之所以“旧文”重提,以此为例,就是因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见解,必须尊重他所用的理论名词背后的深意。他的“历史化”方法,不是指文学史,也不是字面上的“诗与史的辩证与变奏” (王德威的用语),后者正是源自中国文学的传统。

   以上的很多“废话”完全出自个人感受,因为我想对一个关键问题做一个回应:理论对我又有何“用”?我的回答是:绝对有用,但不是“拿来主义”式的直接套用,而是用来增广我的见识,刺激我的思考,理论往往可以带出新的问题,有时也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灵感,或作为背后的参照。理论可以“缺席”,必要时才把它请到文本分析的“前台”,然而理论绝不能“挂帅”。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大可不管理论;对理论感兴趣的学者,或可把理论和文本用“对位法”(counterpoint)来处理。这是一个音乐名词,意指一首乐曲(如巴赫的作品)中有两个主题,各自有不同的旋律,是对等的,而诠释者就像巴赫一样,最后要将之合在一起。因此中文文本和西方理论之间的“协商”,变成至关重要的分析环节,不是说说就算。所有“跨文化”和“跨语境”的研究,都不能避免语言本身的问题。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于香港中文大学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季进、余夏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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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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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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