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谈“善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17-07-01 18: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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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板书著名。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切古书,以宋板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板书中明显的错误,也必据以“改正”非宋板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板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的浪头中,他却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的。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等徽号,大加调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目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有些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但宋世綵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象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改得俯首帖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印本。这无疑是我们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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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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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7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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