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塞辛斯 著 吴万伟 译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20世纪30年代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写作，记下了一些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理论的片段。他认为新阶级，就像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自己的一群思想家，他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成为新社会的“公职人员”的理论家、技师、管理者。与在过去的阶级结构中拥有自己立场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有机知识分子帮助资产阶级确立其观点的地位，成为社会机构中流传的看不见的、不受质疑的规范性智慧。
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有关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衰落的辩论中，葛兰西的理论已经基本上被忽略了。我们被告知，伟大的思想不再能像从前一样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因为大学变得过于封闭，学术思维变得过于狭隘。这种哀叹常常引用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 (1987)，里面抱怨1960年代后的学术界专业化趋势，制造一种怀旧情绪，怀念20世纪更早时候的波希米亚式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辉煌时代。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这类作家已经欢呼“深奥晦涩的不可理解性，同时贬低影响力和读者。”这些熟悉的批评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学者不能将观点传播给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那是因为学界心态本身。
在《观点产业》一书中，政治科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丹尼尔·德瑞兹纳（Daniel W. Drezner）将焦点扩大，纳入了观点形成、资助和表达的条件等。用市场语言描述公共空间，他认为三大因素已经改变了当今知识分子的财富状况：公众对机构组织的信任烟消云散，美国社会的两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越来越大。他正确第辨认出最后一个因素最重要：美国超级富豪的不寻常崛起，一个热衷于支持特定“观点”的阶级。
德瑞兹纳写到，有钱人授权一种新的思想者“思想领袖”，却让忧心忡忡的“公共知识分子”付出代价。公共知识分子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擅长分析和怀疑，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等思想领袖则“形成自己解释世界的独特视角，让听力所及的范围内所有人的世界观产生转变。”公共知识分子在复杂性与批判之间折冲协调，思想领袖则充满了福音派传教士般“改变世界”的狂热欲望。德瑞兹纳观察到，许多读者更喜欢思想领袖的“宏大观点”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富豪的现金泛滥的观点市场，思想领袖向亿万富翁和广大读者兜售其观点“越来越有利可图”，他们变成了“拥有自己品牌的超级明星，闯入从前只有权势人物、各界名流和著名运动员才能享受的特殊空间”。
德瑞兹纳尽力对思想领袖采取客观的看法，他们发挥了不同于从前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虽然这种功能同样有合理性。他乐观地写到，“肯定值得关注的是，当今出现了思考世界的新观点和充满活力的新方式的强大需求。”但是，他似乎将这种对新观点的渴望描述为积极的发展趋势，虽然他承认当今迫切渴望的观点从最好处说是浅薄和平庸的，从最坏处说是极度反民主的，有时候就是公然的欺骗。
《观点产业》显示反对思想领袖的案例极具破坏性。正如德瑞兹纳注意到的那样，思想领袖中某些声名赫赫的人物是因为其思想浅薄和公然卖身投靠富豪而博得大名。德瑞兹纳猜测，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书《世界是平的》中最大的观点是，“要想在全球经济中成功，你需要成为特别之人，拥有像迈克尔·乔丹那样的独特品牌。”这更多是市场营销原则而非哲学见解。但是，德瑞兹纳解释说，“商人推崇弗里德曼有关技术和全球化如何改造全球经济的文章”，因为他的观点强化了他们的世界观。
像弗里德曼一样，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和阿伊莎·卡纳（Ayesha Khanna）等思想领袖宣称，技术革新的世界历史推动力，鼓吹大写字母“T”开头的技术正在取代经济和地缘政治成为全球变化的引擎。叶甫格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观察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卡纳相信“民主或许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应该拥抱威权主义和中国式资本主义。在他自己为卡纳的书《连接力地图:描绘全球文明的未来》Connectography写的书评中，德瑞兹纳将其思想特征描述为“全球谬论”（globaloney），将其文笔风格比作论述递归循环的TED演讲（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在英语中的缩写，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私有非营利机构组织的“值得传播的创意”TED大会。---译注）
德瑞兹纳追踪了新企业观点产业的金钱追求如何通过电视节目、待遇丰厚的演讲邀请、空前盛大的图书推销鼓动思想领袖夸耀其专长，并在众多市场中拼命挣钱，他们最终不过是兜售假货的骗子。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是CNN主持人和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此人在其多平台著作中抄袭其他作家的文章而被抓了个现行。同样，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不加思索地匆忙塑造品牌形象：炮制用于电视连续剧脚本的书籍，接受价格高得吓人的演讲邀请，为令人眼花缭乱的报刊出版社撰稿。就像其他过分贪婪而不堪重负的思想领袖一样，弗格森也陷入麻烦之中，因为在2012年有关奥巴马总统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中，他被指控文中充斥着错误和误导人的说法。在就《观点产业》接受采访时，弗格森对其从牛津教授到思想领袖的转变直言不讳，“我这么做就是为了钱。”
虽然德瑞兹纳对思想领袖的妄想感到不耐烦，但他故意回避了证据暗示的更加令人担忧的隐含意义。现在到了该就观点产业是否“奏效”做出宣判的时候，他变戏法似地使用了经济学隐喻：“无论好坏，现代观点市场非常类似于现代金融市场。通常情况下，这个系统是奏效的，但偶尔可能存在资产泡沫。”
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他的案例研究更明显地说明这个隐喻的不充分性了。他的案例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克里斯坦森提出了“颠覆者”---用新技术和经营模式颠覆本行业的公司---赢得超越那些逐渐改善产品而壮大的公司的竞争性优势。爱彼迎（Airbnb，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主的服务型网站，它可以为用户提供多样的住宿信息）或许可以被视为旅馆业的颠覆者，因为它通过吸引众多将房屋出租给客人的用户而非收购或经营旅馆而迅速壮大。德瑞兹纳认为，“颠覆性创新”的观点在硅谷异常火爆，因为它“与富豪的世界观一拍即合，这些人认定成功青睐那些大胆的、敢冒险的创业者。”在这种激情之外，克里斯坦森还塑造了利润丰厚的品牌形象，出版了8本书，在哈佛创建了成长创新论坛和他自己的咨询公司和精品投资公司。
但是，在2014年，即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业评论》首次提出典范性创新将近20年之后，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纽约客》的一篇被人广泛阅读的文章中剖析了这个理论。莱波雷发现，克里斯坦森的案例模糊不清和涉嫌过分夸大：本应该“因为颠覆性创新而被打到”的美国希捷科技公司（著名硬盘制造商）（Seagate Technology）事实上繁荣发达，在克里斯坦森的研究终结之后那一年销售额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他称赞的颠覆性公司却破产倒闭了。莱波雷的文章引发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评论》更加致命的批评，并在硅谷引发了激烈反应。
公共知识分子在复杂性与批判之间折冲协调，思想领袖则充满了福音派传教士般“改变世界”的狂热欲望。
德瑞兹纳似乎认为这个案例研究是观点市场自我管理的典范：公共知识分子核查思想领袖，在此过程中突然催生“资产泡沫”。在德瑞兹纳看来，两个类型的思想家相互平衡。但是，正如在经济学中那样，市场隐喻带来一种准神学信仰---一切最终都将拉平---这是一种故意忽略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最大玩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该制度的意识形态。毕竟，颠覆性创新作为关于一切的理论平安无事地度过了20年，直到今天，颠覆持续快速进行中。数十亿美元仍然涌入商学院以激发类似哗众取宠的噱头，大学理科院系则为筹集资金资助互相争夺，人文学科则在计划好的报废中痛苦地挣扎。
富豪的金钱大量涌入不仅仅是催生了一小撮空洞的思想家，本来能让知识分子进行有意义的研究的大学院系也因为新的资助者而被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随着来自政府拨款和慈善机构捐款的资金逐渐干涸，智库已经尝试通过向企业、外国政府、有政治头脑的精英筹款资助的方式弥补资金赤字。但是，这些捐助者对支持正经的非党派偏见的研究并不怎么感兴趣，他们更喜欢制造对自己钟爱的观点的政治支持。换句话说，他们渴望投资得到回报。
结果，智库的党派偏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德瑞兹纳回顾说，前参议员吉姆·德明特（Jim DeMint）在2012年被任命为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后，它就从以科研为中心转向竭力让捐款者满意的积极行动主义。（《政客》（Politico）在四月份报道说，因为他让智库“过于夸夸其谈和过于政治化而对其研究和学术目标造成伤害”，德明特最终被革职）2012年，科赫兄弟（the Koch brothers）控告卡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获得对该组织的更多控制，其研究有时候与共和党的正统观念发生冲突。与此同时，自由派智库已经屈服于企业的影响，虽然并没有那么赤裸裸地充斥党派偏见，但同样做出妥协让步。布鲁金斯学会最近聘请一位地产开发商担任高级研究员，同时接受40万美元来为其公司在旧金山的重建计划游说。
类似的影响也出现在大学。随着大学校董会成员中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地产开发商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反对企业影响下的研究的学界长久禁令已经被抛之脑后。甚至连名牌大学现在也为与企业关系纠缠不清的研究敞开了大门。比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石油公司（BP）资助的研究产生了被广泛报道的结论，即深水地平线溢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普·米洛普斯基（Philip Mirowski）在《科学集市：美国科学的私有化》中详细指出的那样，大学迫不及待地接受企业的研究开发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被认为在企业内部进行有些不划算。因为遭遇竞争压力，企业更不大可能投资于带来重大科学突破的基础研究，更容易进行能更快赚钱的应用型研究。
反过来，企业资助者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给科学家施加压力令其篡改可能威胁企业利润的研究结论，竭力诋毁那些坚持遵循科学事实的研究人员，尤其是气候科学中。更不是说涌入大学甚至名牌大学的企业资金来资助宣扬资本主义美德的课程和寻找福利国家缺陷的研究了。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在去年的《纽约书评》中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以制订有关“国家面临的财政挑战”的高中课程表---“我们为什么需要削减福利”的法典。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公司分支银行与信托公司（BB&T）已经资助了几十所大学来宣扬“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和安·兰德（Ayn Rand）的思想。
德瑞兹纳书中的证据有助于塑造令人吃惊的国家画面，其中超级富豪积极寻求蓄意破坏那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构成共识基础和公众信任的机构。因为其财富主要来自金融，已经不再依附于国家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不再是钢铁巨头或者铁路大王---现代富豪不再使用财富获取为公共需要做贡献的好名声。相反，他们用财富作为武器，去实现创造更多资本和根据自己的不典型的政治信仰重塑社会的目标。德瑞兹纳注意到，“只有35%的美国富豪支持花钱资助优秀的公立学校，这与普罗大众87%的支持率形成鲜明对比。”富人也比公众中其他人更强烈地支持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这与他们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学界支持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冲动相吻合。
战后美国的思想机构远非完美的；大学和智库接受来自美国政府的军方研究项目资助，常常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提供思想基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企业权力受到强大的劳工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不断扩大的制衡，是美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大学和智库能够确立公众信任的基线，部分因为其知识生产并没有直接控制在大部分怪异的亿万富翁手中，这些家伙要求其“韵律学”得到满足，其喜爱的政治观点得到认可。
如果观点市场充斥着下一个大家伙的啦啦队，那是因为它是亿万富翁希望听到的东西。
非常清楚的是，调查这个新的风景说明思想领袖的真正角色是充当1%的有机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所说，这个数字给予新出现的阶级“一种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功能的意识”。思想领袖的目的是映射、综合和普及超级富豪的错觉：他们因为自己的功德赢得了财富，社会福利需要进一步被削减，让人人都能更加适应“未来”，本地附属团体和另类生活方式应该被雄心勃勃的消费主义所取代。思想领袖将这些基本信念融合起来构成伟大的人道主义使命。他预测，每个问题都能依靠技术和富豪的金钱来解决，只要我们将挡住去路的传统、社区和民主规范统统清除掉。
无论是坚持军事干预的外交政策专家还是赞美颠覆性创新美德的商学院预言家，还是将政治简化为工程的硅谷天才或者鼓吹自动化技术不可阻挡地前进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今天的思想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世界观：庞大的财富和获得财富的渠道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英勇无畏的。德瑞兹纳有效显示，这就是为什么《观点产业》更喜欢思想领袖而不是更喜欢批评和怀疑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往往“抛弃‘伟人’事件理论。”如果观点市场充斥着下一个大家伙的啦啦队，那是因为它是亿万富翁希望听到的东西。
无论超级富豪多么大幅拉低美国思想和政治话语的水平，《观点产业》也为不同种类的有机知识分子创造了机会，虽然非常微小。1%的人颠覆媒体和大学的尝试已经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让左派的一代年轻作家和学者更加激进---那些最近在《高等教育记事》上被贴上“新公共知识分子”标签的人。面对学界暗淡的就业前景，成为教授的左派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定义为作家或政治组织者。历史证明，糟糕的时代对于观点来说是绝佳的机会，当今时刻也不例外。我们生活在小型杂志的新黄金时代：最近一些年不仅出现了像《n+1》、《雅各宾派》、《洛杉矶书评》、《时事》等刊物，而且像《阻碍者》（The Baffler ）和《异议者》（Dissent）也获得复兴并再度焕发生机。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不仅用来描述欧洲资产阶级及其产业资本主义的预言家。有机知识分子首先是左派的概念：是用来指一种人的名称，是从工人阶级条件下诞生的有表达自己社会观的倾向和能力并将观念付诸行动的人。他设想的不是来自精英群体的拯救者而是分享经济私有化体验并将其转变成思想和社会斗争的思想者。
有机知识分子首先是左派的概念：用来指一种人的名称，是从工人阶级条件下诞生的有表达自己社会观的倾向和能力并将观念付诸行动的人。
这些左派新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出现，他们作为新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中的编辑、作者、组织者、牛虻。他们比上半个世纪任何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更多地出现在公共空间，已经显示出他们愿意揭露思想领袖的胡扯，攻击自由主义中间派的修辞烟雾，为被控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和没有头脑的民粹主义的工人阶级选民辩护。思想界是更大斗争的重要领域；当今思想领袖的自我服务理论和空洞的时髦话语不仅必须受到谴责而且必须用帮助不同民众认识世界真面目的丰富概念取而代之。这种思想工作并不逊色于其他组织形式，也要求显著的个人勇气---拒绝接受学界超脱的姿态和文明规范，这些是被用来打击那些批评精英支持的观点的人的积极性的。
但是，思想干预本身从来是不够的。给予我们观点产业的同样条件也给予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压倒性的优势。即使我们能批判性地揭露1%者和思想领袖之间的瓜葛，我们必须在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组织起来，那里经济精英的“观点”产生最恶劣的影响。学界和媒体的工会化背后的新能量是绝佳的开端，但也只是开端而已。知识分子的需要与其他任何人的需要相同：优先考虑人的发展繁荣而不是个人利润的社会，能够捍卫公共利益的更强大政治网络，反对原子化的高技术未来的预言家。无论要实现那种社会的困难有多么大，现在能做的事就是赋予希望。我们最终更清楚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
大卫·塞辛斯（David Sessions），波士顿学院现代欧洲史博士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th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交换生。曾经担任《每日野兽》编辑，文章发表在《雅各宾派》和《新闻周刊》上。
译自：The Rise of the Thought Leader BY DAVID SESSIONS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3004/rise-thought-leader-how-superrich-funded-new-class-intellectual
本文是对《观点产业》的书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相关文章：
丹尼尔·德瑞兹纳（Daniel W. Drezner），“思想领袖的胜利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没落，”《爱思想》2017-04-18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023-2.html---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