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6 次 更新时间:2017-06-30 15: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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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远基金会  

  

   中华文明在这一百多年发生着根本转型和更化复兴,是无可置疑的巨大事实。在这一根本转型和更化复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和行动主体,也是无可置疑的巨大事实。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文明这一承前启后的主要的实践主体和创造主体,也是其他参与其中的实践主体的领导者。中华文明正处于伟大的创新性复兴阶段,在这一阶段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探索他们相济相生的关系,对于中国未来具有直接的意义。此文力图在中华文明一百多年转型、更化和复兴的真实历史中揭示他们的本质性关系。

  

   引言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的这段话语,还原了19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彻底地颠覆了旧欧洲封建体系,也使得民族国家化的新欧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从1789年到1914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一轮轮战争、革命、工业科技进步、对外扩张的浪潮前后交叠,伴随着铁与血、金钱与武器、观念与力量、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扩展全球。与这一过程相伴,横亘在欧亚大陆的各大巨型帝国相继土崩瓦解,一些古老文明的影响范围日趋缩小,或者逐步碎片化。与此同时,却也有一些古老文明内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双重挑战的新政治主体。这些新政治主体既从西方,从工业化浪潮,从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组织方法和新的生产方式,也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实现了对内部社会成员的团结和动员,发掘和重塑了文明内在的普遍性意涵。

   中华文明就是在20世纪中实现了革命性重塑的古老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新的背景下团结和整合中国社会,保持国家独立,并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重塑和发展的新政治主体。

  

   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生

   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旧中国的传统精英就进行过一系列的救国探索。洋务运动依靠的是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的官僚精英,戊戌变法体现着中下层士人知识分子的努力,同盟会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则可以看到士绅、商人和新军事集团半心半意的合作或默契。1910年代,政党政治和宪政运动兴起,这些与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路精英,意识到需要建立新的权力架构与合作模式。

   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宋教仁就是中国学习西方宪政体制的代表。为了壮大政党实力以便执政,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宋教仁坚持的路线,重点在于民权建设,对于社会革命却并无意愿,其主导的政党也主要围绕着议会进行活动。

   事实证明,这一政治方案是失败的。缺乏社会整合做基础的政党,是无法处理大革命时代各种新旧精英之间矛盾重重、分利不均、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分裂严重的局面。没有社会整合,就不会有人民公意和政治统一;没有人民公意,就不可能有宪政共识;没有政治统一,就无法实行代议制民主。宋教仁的西式宪政方案不仅先天不足,反而加剧了共和危机,以至于当时的政治焦点完全沦为了各方势力的争权夺利,而没有一种政治势力真正致力于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与人民意志的整合。

   从洋务运动到共和危机,中国精英阶层一轮轮的政治努力及其失败证明:依靠少数精英的联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精英对民众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就可以建立起稳定统治秩序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不触及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简单地进行政体转变,并不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在内忧与外患均远胜以往的历史背景之下,政治秩序的建立已经不再是“肉食者”的“权力的游戏”,它需要调动更多的民众参与,不仅是向民众让渡更多权力,更为关键的,是真正塑造出一种“公共性的政治”——让民众真正成为政治事业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为了自身也为了共同体的命运而奋斗。

   在20世纪初,中国最需要的政治主体,是那些可以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的新式政党。新式政党需要深入中国社会基层,既利用其政党组织形式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又在重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获得代表性。当时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孙中山,他率先想到了“以党建国”的政治方案来解决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也致力于重组中国社会。作为新式政党政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深耕基层、密切联系农民和工人,改造社会,塑造人民,同时也将自己塑造成为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力量。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涵无非就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最为整全的、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提供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模式:这种新政党并不是依附于军阀政治的腐败的议会党,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使命感以及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力图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探索比代议制民主更具实效的民主。这一时期,以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新式革命政党在中国大地诞生,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国共竞争与中华民族的基层再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发芽

   国民党源于反清的同盟会,一开始是一个松散的、具有深厚秘密会社传统的革命联盟。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开始合作,试图借助苏联的革命经验,加强国民党党员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纪律性,推动国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帮助下建立,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存在,在一开始就接受了严格的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党员政治成分要比国民党更为纯粹,发展成员也更严格。

   虽然国共两党都按照列宁的党建原则加强了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但是国共两党在组织建设的彻底性和系统性上不可同日而语。

   从党政关系上说,在中央层面,国民党中央仅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然后由政府自己纠正。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从党军关系上说,党在军队中也缺乏地位。大革命时期,军队中的国民党党务通常由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国民党员操持。1927年“清共”之后,军队中的党务工作几近废弃。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但在具体操作中,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士兵通常集体宣誓入党,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士兵入不入党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反观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自身武装力量开始,即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军队的政治性。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中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使得党对军队建立起绝对领导。1929年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宣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由此,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军队以及革命政权,均服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巩固群众基础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共产党通过推动以土改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和以发动群众参与抗战、解放战争为代表的人民战争实现了中国基层组织的再造:土改的深入进行,使得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切实利益,这使得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土改的持续推动,也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力量,使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民力、财力和兵力的补充与支持。而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立党组织、团组织、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组织、贫雇农协会等群众性组织,实现了对基层民众的有效组织和全面动员。

   这些实践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是通过一场城市军事冒险获得政权的,而是依靠二十余年持续的深耕基层来夺取政权的。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既改造了中国社会,也改造了中共自身。正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共从一个由赞同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真正成为一个以工农为主体、践行“群众路线”的革命政党。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再造基层组织,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传统中国,由于国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国家只能利用乡村中存在的文化权力网络,借助地主士绅、耆老族长作为中介,在村庄中代理国家权力。自宋以来,宗族在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皇权和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二者又通过科举和官僚制度连接起来。

   从晚清以来,这一“双轨政治”逐渐败坏,科举的废除导致了“双轨政治”上下连接机制的断裂,原来依靠科举制度获得权威身份,并作为朝廷与乡村的中介力量对乡村起到保护作用的士绅加速衰落,一批满足国家政权资源汲取需要的势力在乡村兴起——即后来所说的“土豪劣绅”。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科举体系瓦解之后,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体系围绕着税收进行合作与博弈的赋税经济体系溃败之后,这些士绅、地主以武装暴力和地方权势为后盾,日益游离于乡村自身的伦理秩序之外,最终形成了一个隔断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保甲制与宗法制,取缔族权和绅权,进行清匪镇反,摧毁了乡村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清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势力,这就从根本上扫荡了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群体,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深入乡村。由于没有土豪劣绅的层层加码、横征暴敛,即便农民的田赋增加,其实际负担也大大减轻。而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大大加强,这首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补给,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家工业化启动之后,农业的剩余被有效地集合起来,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去。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传统中,国家的统一性依赖于强有力的皇权。而在外部强权威胁和内部社会分裂的双重危机下,皇权日趋孱弱,丧失统一能力;与此同时,现代知识体系、自然世界观取代中华传统天下观、宇宙观,皇权意识形态正当性也迅速瓦解。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无论是北洋时期的“五族共和”主权理论,还是国民党的国族主权理论,都没能实现对人民的整合,没有为共和政体找到统一性的根基,这种共和也就沦为一种浮萍式的虚假共和。

   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深入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重塑了中国的基层秩序和精英政治结构,创生出与共和政制相匹配的“人民”这一现代政治主体,进而重塑了新的大一统国家。

  

   从“人民政党”到“人民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通过重建现代大一统体系而光复中华文明,而且更是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人民性”。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以天子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作为中华大一统的政治象征;现代的中华文明则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政制作为中华大一统的社会根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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