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17-06-29 19: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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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提要: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挨打,出现意义危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刺激、孕育了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学衡派、国字号运动与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他们有不同的学养、经历、思想资源、人格风范、致思倾向、学术径路、形貌、特征与建树。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 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主动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西化派,与当代西方,与各文明传统,与基督教、天主教、道家与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对话、互动,在体制内外利用一切机缘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关键词:儒学  现当代新儒学  文化守成主义  价值理性  内在超越  文明对话  全球伦理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1]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20世纪中国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是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包括全盘西化或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最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思想流派。这一思潮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识份子,故深具批判性与反思性,又是专家、学者兼教师,在哲学、史学与教育界等领域有着卓尔不群的建树。这一思潮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既有终极性的信念信仰,又不与自然或科学相对立,坚持社会文化理想与具体理性,扬弃工具理性,开启了21世纪中国重释、重建传统与批判现代性弊症的文化走向,又延续至今,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继续发挥着积极健康的作用。一百年来,在西化思潮席卷全球、包举宇内的时代,国人把儒学弃之如蔽屣,洋人视儒学为博物馆、图书馆,当此情势下,有现当代新儒家兴焉,正视儒学为活的生命,真正能继承、解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资源在内的传统文化,把中华文明的精华贡献给全人类,积极参与世界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其功甚伟!所以,这一学派虽然很小,影响力有限,在台湾也是寂寞的[2],但因思想深刻,不随波逐流,值得人们珍视。

   应本刊主编的邀请,在本人近30年对现代新儒学思潮作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旧作,宏观、整体地把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涵予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地评述与重构,以期读者从总体上了解与把握。用一篇文章来讲一个相当复杂的思潮,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赐教。[3]

  

   一、本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走过了之字形的道路。传统中国社会本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本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士子,在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心结之下,以先进/落后的二分法为思维框架,无视国际形势背景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复杂因素,想当然地把国势衰微的原因全算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身上,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负全责,于是就有了贬斥、糟蹋祖宗文明的一波又一波的所谓“文化运动”,儒家或经学、儒学首当其冲,遭受到全面的背弃与践踏。

   中华民族的海上与陆上的丝绸或瓷器之路久矣远矣,因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性格,从未对所到之地实行殖民统治与扩张。然自所谓“新大陆”的被“发现”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其文化禀性,令人发指、灭绝人性地毁灭土著人(原著民)之人种与文明,继之称霸全球。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逐步解体,自此步入今天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与文化本身充满活力,又自有更生、创新精神,其内在地发展潜能,自可以走上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渐进发展的道路,然而自“被现代化”以降,受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自身的发展被强制地阻隔与扭曲,乃至于今天产生诸多问题,如社会空间非常狭小,社会文化几近“无本无根”等。当然,西方列强至今不能殖民中国,最大的原因还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自身仍有其力量。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不是孤立产生的,它属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大的范畴。文化守成主义并非中国的特产或土产,并非我们一国的文化现象,而是国际文化现象。伴随着现代化由西方向全世界推进,在西方和非西方出现了形式上反现代化而在实际上成为促成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以认同、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特点,表面上排拒,实际上吸纳西方近代文化的某些重要价值的文化思潮。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与文化民主主义思想家哈曼、谢林、赫尔德和耶拿大战以后的费希特,英国的柏克、卡莱尔,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辨喜、古斯、依克巴、泰戈尔、甘地,中国的辜鸿铭、吴宓、梅光迪、后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以及他们的前驱章太炎,日本的冈仓觉三、北一辉、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及非洲、中东的某些学者。[4]由于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和人类文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负面的东西,首先遭到英法特别是德国思想家的批评,继而遭到东欧、南欧思想家的批评,并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引起了亚、非、拉丁美洲思想家的批评。不能认为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不识时务的,实际上,批评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的现代化决不可能是英国化或法国化,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不审视人类精神文化价值的部分失落的问题。

   美国学者史华慈(B.Schwartz)认为,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出现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他们三者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的;西方“保守主义起于对启蒙运动之主流的‘辩证的反动’”,英、德的保守主义是针对法国革命这样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的;“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5]史华慈认为,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全盘肯定现行的社会秩序的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有的只是受民族主义情感所影响,肯认传统文化价值而很少肯认当时的政治秩序的保守主义(陶希圣是一个例外)。

   现代化从易北河以西的欧洲部分向易北河以东的地区乃至全世界推进,几乎给这些地区都带来了“文化危机”。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几乎都是对西欧近代文化的普遍价值既吸纳又排拒的双向对流的过程,在推就之间,走上了民族文化启蒙或现代化的特殊道路。“西化”还是“本土化”,“体用之别”,“内外之异”,并非我国所专有。“西方文化派”与“本土文化派”的论战,更为普遍。

   在这种文化危机中,文化保守主义者逐渐认同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值得深究的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是,经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的现代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盘的,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全面反传统,现代化终究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其二是,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和工业文明对整合的人性的肢解,出现了人的真实存在性的丧失并化为抽象性的危机,因此,不能不重新省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异化),特别是人的生命存在、道德境界、精神价值与安身立命的问题,人之心性情才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前者属现代化的民族化的范畴,后者属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及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的范畴,我们显然不能把提出如此重大问题的思想流派排除在现代化、启蒙或五四传统之外。

   文化守成主义、现当代新儒学的背景是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和自我意识的丧失。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即人们对于人生、宇宙的基本意义的看法与信仰的危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外来思潮冲击下所出现的“精神的迷失”格外地显著。“除了价值和存在的迷失,精神危机另有深沉的层面,这层面颇难为名,且谓之‘形上的迷失’。由于全然采用传统宗教和哲学的形上世界观,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于睿智的世界中。到了现代,科学的输入成了传统世界观的强力溶剂。对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科学的冲击并非全然的困扰,因为使外在世界更加合理这一点上,科学的确开出了一条新途。但是科学提供的睿智是有其限制的。因为科学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可是对于‘究竟因’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6]

   多少年来,在对近代文化或五四文化的研究中,我们总是把主张文化的“西化”或“苏俄化”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思潮看作是进步的、革命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又是不全面的。离开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上述思潮便失去了张力。不惟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互补要素,而且是民族文化现代化重建的重要的动力之一。总之,与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五四思潮和五四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晚清经学无论是古文经学(章太炎为代表),还是今文经学(廖平、康有为为代表),对以上诸思潮,对文化守成主义与疑古学派,都有影响,故章、廖、康等可谓同时开启了几道闸门。又,即使是五四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与《时事新报》副刋《学灯》上大量发表的评介西方思潮的文章不无关系,而这一副刋,张君劢主笔于前,张东荪继任于后。可见,世事复杂,以上诸思潮相互影响,不一定是绝对对立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同思潮相互激荡、共同耦合的过程,文化守成主义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还有生命力,还将继续存在下去,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

   以下,我们梳理一下文化守成主义的历程。[7]

前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主义的著名代表是国粹派章太炎等。众所周知,他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者。在政治层面上,他们是激进派;在文化层面上,他们则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危机作出了保守主义的回应。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本土文化的阐扬都非常之驳杂。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所提倡的“保存国粹可以强国”的思想影响下,1904年冬,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次年初创办了《国粹学报》。1906年,章太炎出狱赴日,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不久,东京留学生中成立“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旋又成立“国学振起社”,章任社长,钱玄同和鲁迅兄弟参与。[8]同时,刘师培、章太炎改变《民报》的编辑方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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