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国学经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 次 更新时间:2017-06-29 19: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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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我们最大的国情,国学经典表达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已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这些价值对于我国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经典  传统文化 治国理政

  

   国学经典中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以及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国学经典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善书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我们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中国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行会等,这些血缘、地缘性的自然团体及扩大化的社会团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社会自治、地方自治。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当代公民道德重建,并以此美政美俗的重要资源。

  

   存养“三心”,体验“三个合一”之境

  

   我国需建构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即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

   这些价值对于我国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学与现代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完全可以整合起来,儒释道若干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如果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厚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很可能流于平面化与片面化。在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文明,建设公民社会的伦理体系,需要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支撑。儒学资源中有大量可以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沟通对话的内容,又不会陷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偏颇。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保存、养育“三心”,即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进而体验“三个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

   孔子有“三畏”,我们现代人也应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列祖列宗的文化创造,敬畏老百姓,敬畏我们的职业、职责与职份,庄敬自强,严肃谨慎。孟子讲四端之心,其中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德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德的萌芽。培养爱心,从仁爱出发,爱父母亲人,爱邻人他者,爱我们服务的对象,爱草木鸟兽、山水瓦石,要有切身的感受,从点滴做起。还要有羞耻感,懂得什么事当做,什么事不能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禽兽,而要做君子。

   我们追求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界,这正是君子的人格境界。这三个合一是终点,起点则是讲三个分立,即天人相分、群己权界的分别,知与行两阶段的区隔,分了之后再合。从敬畏之心出发,有超越的信念信仰,对终极存在的“天”与生命存在的“地”心怀恭敬、尊重,审视“人”的有限性,才能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与我,群与己,己与物之间充满着矛盾,我们在现代意识下首先要明晰彼此的权、责、利的界限,然后再从恻隐之心出发,讲爱心,友善,讲社群的统合与和谐。知行合一,在王阳明那里是指良知的呈现,我们通过改造、转化,强调理论与实践、规范与行为的分而后合。这里也可以从羞恶之心出发,视“说一套做一套”为耻。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责编/周素丽

    ( 原载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2016年8月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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