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7-06-29 19: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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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主持人:

   我们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的儒学系列讲座今天非常有幸请到郭齐勇先生,欢迎欢迎!郭先生是我们当今儒学研究的大家,他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国学院的教授,国学院院长。我们的PPT上已经列出了郭先生的很多头衔和身份,包括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现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也是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等。

     今天在座的朋友大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的时期里被称为“国学”。而国学之所以在我们的当今社会和教育体制中,成为一个相对被人们认可的概念,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体制内的教学,郭先生功不可没。国学的倡导者就是郭先生,郭先生一直在为国学引导、呼吁、奔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其实这不是郭先生个人的学术爱好,而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担当。郭先生在国学方面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包括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在文献的研究方面(包括传世的文献和出土的文献,特别是竹简)都有一些非常精到的研究成果。

   郭先生在传统的国学研究之外,同时也非常重视学术史,特别是对学术大家的学术生涯活动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即儒学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的学说,它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生活形态。所以,包括儒学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学问大家,他们的学术生涯和经历本身就在传承、创造和构建着儒学本身的学科。郭先生不仅对儒学史上的大家有着精到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有专门的论著来进行研究,非常精到和独特,尤其是在对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这样的儒学大家。那么我不再报告郭先生的研究和著作了,我们有请郭先生!

   主讲人:

   谢谢朱院长,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先生!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贵校,因为家兄齐家先生在这儿任教,所以我对这里也特别熟悉,来了以后就在校园里转。因为先父母曾经在这里住过,我结婚的时候也是在这边,所以对师大非常有感情。许先生和朱院长让我来作报告,我就一定要来,他们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讲什么题目呢?朱院长特别强调我们的讲堂不只包括象牙塔里的学术,也兼顾社会生活与学问普及。儒学是生活,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所以我们就讲一些故事性的东西,从中来感受一下前辈学人的风范。比如,梁漱溟先生经常到乡下去,做乡村儒学,他曾到山东推广乡建运动;熊先生是起于我们湖北鄂东黄冈的草莽,他自己没有正规学历。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有底层生活经验的。

   今天我们讲“现代三圣”,即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而“三圣”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刚才跟朱院长聊天,他说许先生问“三圣”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也没有考证。我是在八十年代初访问过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的许多弟子,包括梁先生本人,梁先生的很多弟子就称这三位老前辈为“三圣”。大概是口耳相传吧,因为三位先生的弟子也是相互流动,跟着他们生活在一起。像我们湖北孝感的张立民先生等人,我都没见到,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世了,但他们留下的资料里也是写“三圣”。昨天我和小刘博士还到郭沫若纪念馆看了熊先生给郭沫若先生的长信,至少有三十多封吧,很珍贵的。熊先生不拘小节,他给郭沫若先生写信还算非常认真的,但是昨天我们也看到有十几张条子合成的一封信,像这样长短不一的小条子十几张合起来就是一封熊先生的信。由此可见,熊先生就是不拘形式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当然有很多了,不过他们三位是挂帅的人物。因为在新文化运动后,主流思想是全盘西化的,像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等等,他们代表着知识界思潮的主流。当然也有黄季刚先生,他骂胡适之先生,骂得很惨。东方文化派或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者其中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的人物中,最具有哲学思考性的,还是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以及张君劢先生(他的西学很好,他也是法制的专家),还有钱穆(宾四)先生。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分两拨人,除了“三圣”和钱先生、张先生之外,还有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方东美先生等。贺麟先生是搞西方哲学的,他在四十年代写了很多关于儒学复兴的文章,都非常好,像《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带有宣言性的文章。也就是说,在知识界全盘西化的背景下,有一些很敏感的学者,他们在反思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些学者中,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上面已经讲了第一代学人,第二代学人中还有后来到台港去的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第三代有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刘述先先生等等。因为在文史哲领域有这些前辈在做哲学思考、思想反省,我们叫现代新儒学思潮。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第一代学人,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我今天跟各位汇报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三先生的行迹;二是三先生的交往;三是三先生的学术;四是三先生及其文化共同体的消解,即他们的晚年。    

                     

    一、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这点很有意思。梁先生并不是老古董,他的父亲梁济先生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梁先生为北大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之前,梁先生也没有什么学位,蔡先生就能破格让他担任大学的特约讲师,这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的。蔡先生非常宽厚,兼容并包,启用不同的人才。梁先生算是民间的学者吧,他写文章介绍学习印度佛学的心得,居然就被聘为北大的特约讲师。当然梁先生并不是一个古板的人,你看他的书,无论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晚年写的《人心与人生》,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不过,他对陈独秀、胡适之他们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挑战,是因为他有一个大的文化比较的框架,比如他的文化三期发展说,以及中西印文化比较说,都有他充满睿智的思考。梁先生绝不是一个掉书袋的人物,他曾经长时间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而且他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我们知道,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非常有骨气,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是武汉大学的一个普通的硕士生,我莽莽撞撞地写了一封信给他。我想去拜访梁先生,请全国政协办公厅帮我把这封信转给梁先生。过了不久,我就收到梁先生的亲笔回信。我说我要研究熊十力先生的哲学思想,我想拜访您,您有没有时间接待我。梁先生马上就答复我,你要是到北京来,就到我这儿来吧。他当时住在木樨地22号楼(当时叫“部长楼”),我去访问过他五次,见到了什么人呢?他的芳邻就是丁玲。我去梁先生家的时候,在电梯上下时见过丁玲,还在附近见过陈永贵,他们都住在那里。那是刚刚落实政策的一批,木樨地竖了几栋大楼,叫“部长楼”。我去拜访梁先生的时候,跟他谈学问谈了很久,我一直是用手在记,可惜那时候没有摄像机、录音机等存储设备可以记录。梁先生多年没有跟人谈心了,我这个从武汉来的青年人跟他聊天,他很高兴。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跟人谈话的时候,不许旁人打岔。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或者我个人去拜访他的时候,想到他讲了几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想让他休息一下,我就跟他打打岔。这时候他就眼睛瞪着我,我就不敢再打岔了。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上午,三个多小时,可见梁先生的精力非常好。我最仰慕梁先生的就是刚才朱院长所说到的,儒学对于士子来说不只是知识,而且是价值,不只是价值,而且是信仰,是生活,梁先生就在他的生命、行为中展示出儒学的理念。

   现在民间有很多人以为,儒学都是顺从的、服从的,其实儒学的批判精神也很强,比如从孟子一直到梁漱溟。儒学是有批判精神的,它总是要改善这个社会的。朱熹一直为很多人所诟病,其实朱熹当年给朝廷写的奏章也是很有批判精神的,他批评孝宗二十年执政,用非其人,民生凋敝,这都是皇帝的过错。这种抗议精神、批判精神、刚健自强的精神,就是儒学的精神。所以很难说儒学就是培养顺民。现在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青年说,你们还要搞什么儒学,儒学是培养顺民、奴才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梁先生就是刚正不阿的人物。

   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梁先生,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当然和现在的《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到广西,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我若死了,人家怎么知道孔孟之道呢?梁先生就是这样有自信力,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一叶扁舟在海上遇到风浪,他相信自己不会死。这很有一点像孔子。正如孔子生前所说的那样,“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夫子带着众徒路过匡地的时候,匡地的老百姓错把孔子当成了阳货,因为孔子和他长得很像;阳货这个人曾经残害过匡地的老百姓,所以匡人就把孔子和他的徒弟们抓起来囚禁了五天,孔夫子自信不会死。“文不在兹乎”,华夏斯文的传续,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文化人脚踏实地努力,他们承担着华夏文化的存续和安危。所以张横渠(张载)有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们说这是儒生的狂妄,其实这不是狂妄,这是儒家的担当!这是儒家的志向!儒者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像孔子,像梁漱溟先生这样,天命在我心中,我承担着华夏斯文的传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解放前夕,闻一多、李公朴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遭到暗杀,梁先生代表民盟到昆明调查闻李遇害案,他晚上在昆明的广场上发表演说,他说:“我知道在场有国民党的特务,我也知道你们拿着枪,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民主的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他小小的个子却有着这么大的精神能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梁先生的人格魅力。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所以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当然这也惹了一些祸。梁先生当年在北大任教的时候,与杨昌济先生(毛主席的岳父)相熟,他去找杨昌济先生的时候,有一个青年给他开门关门,那就是青年毛泽东。所以梁先生在毛主席面前一直摆着一个架子,因为他是毛主席岳父的朋友。后来建国以后,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当部长;他说我不当,我在你们的外面监督你们,批评你们。梁先生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直接冲突的“廷争面折”的局面。其实导火索是一点小事,老百姓跟梁先生反映,郊区(那个时候二环以外就是郊区了)种的蔬菜,卖的时候没有市场,他们卖菜没有地方;梁先生又听到一些农民的反映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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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林翁 2017-07-01 16: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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