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未来10-15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0 次 更新时间:2017-06-29 18: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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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摘要: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金融、贸易、科技等指标的考察表明,未来10~15 年,继续崛起的中国将从全球性经济大国提升为经济强国,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将得到强化。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改革现实需求,中国应作为国际制度体系的深度参与者、重要建设者和共同改善者,按照参与进程的渐进性、参与方式的合作性和参与层面的国内外统筹性原则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与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力和责任基本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框架,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法性、有效性,最终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的国际定位  中国的国际战略

  

   一、问题的提出与核心思想

  

   历次重大经济危机总会带来重大的理论反思和政策改进。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近十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如何构筑有效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防护机制显得十分迫切,人们开始深刻反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及其国家的参与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要关切的现实背景。

  

   从理论渊源来看,全球治理的理论来源于全球治理的实践,这种实践主要体现为建立国际秩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行动。早在19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就不乏对人道救助、卫生、通讯和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例证。一战末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计划,主要强调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等方式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是全球治理思想的最早实践。在全球治理的早期实践基础上,随着环境、能源、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各个领域的全球问题的日益显现,传统国家的治理能力难以应对,全球治理的概念孕育而生。冷战结束之后,学界逐步将其推向理论研究的视野。1992年美国学者罗西瑙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同年联合国宣告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创办了《全球治理》杂志,于1995年发表了报告《我们的全球之家》(Our Global Neighborhood)。尽管全球治理理论和概念充满争议,但其基本要义强调的是多元协同,利益协调、制度规范基础上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作为全球治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治理源自于对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和解决经济领域中的全球问题的需要,从实践来看,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布林顿森林体系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制度基础,也是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机制开始运行的标志,但是超主权经济合作和治理决策平台主要局限于G7,其范围并不具有全球代表性。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明显增加。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的G20 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机制,意味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合作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起步。 2008 年下半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G20 领导人峰会的首次召开,标志着具有全球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正式启动。至此,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话语被广泛运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被提到空前的高度。

  

   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折射出来的是全球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监测、预防、处置的合作机制不健全,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配合不当,以及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滞后。这一系列的问题,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供给不足。全球经济治理“失灵”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在缺陷的反映。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综合国力、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历史性地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公认的全球性经济大国,客观上要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先导和中心的总体战略,中国官方多次宣示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和政策主张[②]。面对中国要“担负更多责任”的外在压力和国内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中国以何种理念、何种战略定位和战略路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担当何种角色和如何发挥作用?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文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按照一定制度规范对全球或跨国经济领域内共同问题的治理。所谓经济领域的共同问题是指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失衡和相应的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经济援助问题,以及金融、贸易、国际产业分工等领域竞争和合作中的问题。所谓治理,其方式强调的是不存在全球性政府条件下多元合作共治,即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全球公民社会、跨国公司等共同协商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③]。

  

   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的显现,主权国家特别是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一些大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作用得到了强化。实际上,不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网络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如何变迁,国家凭其意志和动员资源的力量,在国际制度安排、机制设计、议程设置乃至于推动治理体系发展和完善中,其主体地位和关键角色会长期得到深刻的体现。一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可以理解为一国政府为核心的包括本国的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公民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为表现为国家参与治理的理念、态度(意愿)、能力、地位、权力和责任配置。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全球经济治理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经济制度和规范,矫正全球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失衡,防范全球和跨国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和保持世界经济持续和健康增长,以建立全球善治、有序和高效的经济运行系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现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由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供给治理所需的公共产品,有效的治理有赖于行为体的合作机制和共同行动(collective action)。

  

   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规范体系为保障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滞后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势态,所带来的后果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供给不足和治理效果的失灵。全球多边共治是今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合理取向。

  

   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内,中国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众多指标将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进,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不会成为挑战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力量,而是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将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规范体系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将更多地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者和共同利益的协调者的角色。

  

   为此,中国应按照参与进程的渐进性、参与方式的合作性和参与层面的国内外统筹性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与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力和责任基本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框架,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法性、有效性,最终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是,第二部分对中国经济规模和质量指标作出分析和预测,评价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参与全球多边共治的经济基础。第三部分根据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论证并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战略原则。第四部分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战略举措。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力基础:分析与预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中国抓住了“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新世纪头一个10年,以当年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未来10-15年内,即跨“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内,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取得关键成果并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战略选择的基础条件。

  

   (一)经济总量: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典型指标,同时又是国际经济组织中计量参与份额或股份的重要指标,可直接转化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相应的投票权力。

  

   计算一国和世界经济总量时普遍采用市场汇率法得到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法得到实际GDP,本文主要介绍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

  

   先考察未来10至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角度看,中国今后10年的增长潜力较过去可能呈现转折性变化(亚太蓝皮书,2014)[1] 2015年面临劳动力人口峰值,随后劳动力绝对数开始缓慢减少。相应地,劳动力数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相应地逐渐降低,甚至将转变为负的贡献。资本积累仍将是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未来的投资速度较过去会10%下降至7%左右,相应地资本积累速度也将有所下降。伴随着中国的技术追赶,中国从其他国家的技术模仿和引进变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可能由过去的3%下滑至2%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公布的2012年中国按PPP计算的人均GDP为9233国际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的幅度大体是在30%到40%(刘世锦,2013)[2]。李善同(2010)预测,“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为7.9%左右,2016~2020年约7.O%左右,2021~2025年约6.6%左右,到2026~203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预期在5.9%左右[3]。也就是说,中国未来10-15年的增长将由过去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6-8%的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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