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经典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两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2017-06-29 17: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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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启发良多。本文拟谈谈经典教育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关系,就教于方家。

                          

   一、经典与经典诵读

   我们要谈三个小问题:何谓经典?为什么要读经典?怎样读经典?

   国学经典很丰富。关于国学入门的书目,有几种说法。吴小如先生说的是“诗四观”,即《唐诗三百首》《四书》《古文观止》,最低度的书目。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经典时,开了七种书,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种大家都很熟悉,是儒家与道家的基本经典;《六祖坛经》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辑录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而成,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书,他的弟子辑录而成,是心学的经典。这七种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七种书是从儒道释与宋明道学的基础典籍中选出的。

   “国学入门书目”,开得比较全面的是梁启超,他开了25种。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梁启超开的25种书,是从四部,即经史子集的基本经典入手的。

      黄侃指出的国学要籍二十三种,包括十三经,加上《国语》、《大戴礼记》,

   以及小学的《说文》、《广韵》,史学的《史记》、《汉书》,子学的《荀子》、《庄子》,

   文学的《文选》、《文心雕龙》。他说:“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黄侃的书目有重点。

   宋代以来,五经的精义通过四书传承下来,而知识人又通过蒙学读物、家训、乡约、谱谍、故事、戏文等方式把四书中的核心价值、做人做事之道下移到民间。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幼学琼林》等,还有一些家训、家书等读物,都是“正蒙”的好教材。这些不是经典,是普及性的读物。

       什么叫经典?如上所说,经典包括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儒释道的重要典籍,有多样性,但经典之所以成为传之久远的经典,一定有其精义,对我们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有价值指导的意义。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经者,常也、久也,是记载常久之道的书,其中有价值体系。

   为什么要读经典?如上所说,因为经典中有中华民族的常经、常道。有人说,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五经四书之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里有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源与根据,也包含有当代价值。五经四书不专属于儒学,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普遍、公共性的精神资源、道德资源。这里有中国的道统。所谓道统,就是经典中讲的做人、治世的常道。道统高于政统、学统,指导政统、学统。

      怎么读经典?经典诵读不能只停留于背诵。对儿童与少年来说,适当背一点,日后再理解,是可行的。但不能一味地过份地强调背诵,这里也有度。根本上还是要强调理解,理解经典文本的精义。更重要的是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与古代圣贤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经典诵读不能碎片化。这是指经典教育,组织青少年或成人学习经典,应围绕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这一中心,围绕做人与做事之道这一中心,系统地展开。经典教育是贞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常道的教育。

  

   二、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乐》经不传,又谓五经)并不神秘,是夏商周三代时期人们的生活世界的记录或反映。六经是诸子百家共有的精神源泉。六经的神髓是什么?是对天地、生命的敬畏;也是対人民、百姓的敬畏,肯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有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公平正义社会的憧憬;有对人文价值理念、多彩多姿的文化与多种审美情趣的追求;有自由人格与相互关爱、和谐与秩序的统一;有对历史与现实予以评判褒贬;有丰富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及其相接相处的智慧,包括动态平衡的中道等等。其中凸显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征:保留了对天的信仰又偏重于人文实务;特别肯定人与自然,人与人,家族、宗族内外,族群、民族、宗教之间,人之内在心灵与身生命之间的沟通、和谐、融合;重视教育,强调礼乐教化与道德精神;有很強的历史意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鉴古知今,究往穷来;重视实践精神,知行合一,通经致用,明体达用。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孔子继往开来,整理六经,创造性地转化三代尤其是周公以降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规模,尤其是点醒、凸显了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诚、忠、恕、孝、悌、廉、耻的价值观念体系为尔后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继承、弘扬。在政治文化上,儒家强调王道、仁政、德治,有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的传统。《四书》及其他典籍中都有不少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教育我们如何立志有恒,如何做一个对民族、对人类有用的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育什么人,是根本。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表达的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仁、义、礼、智、信”“五常”具有草根性,是历朝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内在的生活信念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草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善书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我们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中国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三、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他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则是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安顿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为民制产。这是为了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

   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让、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为调节的,包括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

   “礼”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

   古代村社组织有十、百家,或称邑、里,或称“社”与“村社”。管理公务的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三老、啬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进行。庠、序、校是议政、集会与活动的场所,以后变成古代的学校。祭社和祭腊是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吕大钧、大临兄弟建立的“乡约”、范仲淹首创的“义庄”。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

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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