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瑜:行政程序瑕疵的三分法与司法审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17-06-28 09: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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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瑜  
送达瑕疵有时也会间接影响原告权利。例如负担性行政行为的送达瑕疵,就可能导致自然公正原则中的“任何人在面临不利处分时均有申辩权”无法实现,而申辩权的行使与结果的公正性息息相关。

   [25] 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26]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27] 参见王锡锌:“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84页。

   [28] 参见王锡锌:“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解释:以行政程序为例”,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29] 参见注1,季卫东文,第19页。

   [30] 例如,“源艺装饰广告部诉南充市顺庆区安监局行政处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2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31]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32] 参见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1002行初第9号行政判决书。

   [33] 同注7,应松年、杨小君书,第21页。

   [34] 参见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7行终40号行政判决书。本案一审林昌惠的起诉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法院立案时间为次日,系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审理(详见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15)石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考虑到案件审理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为避免对本文所引2015、2016年的行政判决书产生相关案件是从新法实施前即已受理,进而在实体上应适用旧法的质疑,笔者将对每份判决书的法律适用情况予以说明,下文亦同。

   [35] 参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6行终68号行政判决书。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未能找到此案的一审判决书,但二审判决书对一审判决存在以下复述:“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驳回王金焕的诉讼请求……”显然,旧法第69条并非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规定,这实际上透露出法院系适用新法进行审理。

   [36] 参见湖北省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新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虽未显示起诉、立案的时间,但从其判决主文来看,法院是适用新《行政诉讼法》第69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37]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行初字第438号行政判决书。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适用新《行政诉讼法》。

   [38] 参见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4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本案的起诉、立案时间均为2016年1月7日,适用新《行政诉讼法》。

   [39] 参见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5)甬慈行初字第80号行政判决书。本案的起诉、立案时间均为2015年10月28日,适用新《行政诉讼法》。

   [40] 参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5)滨行初字第251号行政判决书。本案的起诉、立案时间均为2015年10月9日,适用新《行政诉讼法》。

   [41]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行终20号行政判决书。本案一审付桂飞起诉、法院立案的时间均为2015年5月29日,系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审理(详见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行初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

   [42] 参见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4行终12号行政判决书。尽管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未能找到此案的一审判决书,但二审判决书对一审判决有以下复述:“原判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七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于旧法第69条并非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规定,显然,本案是适用新法进行审理。

   [43]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实践中大量存在将本属于“轻微违法”甚至“违法”、“无效”的程序违法行为定性为程序“瑕疵”的现象。该学者主张,认定涉案程序违反究竟属于违法、轻微违法抑或瑕疵,必须个案考量是否有碍该程序价值的实现。参见注18,柳砚涛文,第93、101页。

   [44]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45] 参见梁君瑜:“论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清华法学》2016年第4期,第141-142页。

   [46] 例如,“潘龙泉诉新沂市公安局行政处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47] 同注3,林莉红文,第313页。

   [48] 在“唐小兰诉遂昌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报批等程序,就事先在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对唐小兰作出“迁建安置地90平方米属国有出让性质”的承诺,该约定明显超越了被告职权、违反了法定程序,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应当确认无效。参见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4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

   [49] 包括:依申请行政行为,当事人已于事后提出申请;应说明理由的,事后已说明;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机会的,事后已给予;应由委员会决议作出决定的,事后已决议;需借助其他机关协力作出决定的,事后已获此协力。

   [50] 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

   [51] 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52] 参见萧文生:“程序瑕疵之法律效果”,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13页。

   [53] [荷]西尔登、弗里茨?斯特罗因克编:《欧美比较行政法》,伏创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54]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均属无效。照此,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重大且明显”之“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将十分普遍。上述条文似有过宽之嫌。

   [55] 同注7,应松年、杨小君书,第371-372页。

   [56] 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

   [57]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392页。

   [58] 参见注44,弗里德赫尔穆?胡芬书,第399页。

   [59] 参见梁君瑜:“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之考量因素与确定规则——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30-37页。

   [60] 杨小君:“程序违法撤销与重作行政行为的限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67页。

   [61] 参见注15,陈振宇文,第72页。

   [62] 参见邓刚宏:“我国行政诉讼设立补正判决之基本构想”,《学海》2012年第1期,第193页;注15,陈振宇文,第72页。

   [63] 参见杨登峰:“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160页。

   作者简介:梁君瑜,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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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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